余继梅

【摘要】文章从男性权威和政治强权这两个社会背景之下，简要论述了严歌苓女性文学作品中的悲剧性女性形象。

【关键词】严歌苓；女性；悲剧性

严歌苓作为女性文学作家，一直致力于书写那些生活在社会最里层的女性，关注她们的命运和生存状态。特别是生活在民间的毫无声息却坚韧生活着的女性群体。在严歌苓的笔下，面对生活在社会里层的平凡女性人物，她总能以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情感，悉心体察各类女性的内心世界，面对她们的顽强生活，她充满情感的去探寻她们个体生存的真实景象和状态。本文选取了严歌苓小说中几个女性形象，从男权和政治的角度略谈谈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一、弱者的悲歌——男性权威下的悲剧女性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大多是男性操控大权，他们掌握政治、家庭中的主导地位，女性生活在男权统治的现实中，成为男性的影子和附属。她们在自身多角色的交叉中，却丧失了“自我”的认识，忽略了“自我”的存在，盲目的屈从，服从于男性，甚至很长时间以來一直默认着这种依附关系的存在。

巧巧是严歌苓中篇小说《谁家有女初养成》中的女主人公，一个农村女孩，在她的固有意识中，就是对男性权威的认可和依附。在她的意识中，只要对男性一味的顺从就能生存，这恰恰导致了她的人生悲剧。被人贩子拐走并强行占有时，她选择了顺从，竟乖乖的被他卖掉，当发现自己被卖掉时，她也愤怒的反抗和挣扎过，但很快又选择了屈从。在男性的权威之下，她的“女性自我”意识完全丧失了，她从没有想过要寻求自我的独立，摆脱男性的掌控和压迫，虽然被卖，但因为觉得丈夫大宏忠厚老实，又是一个正式工，工作稳定，足以养活她，所以她安于现状了，以为安心于这种“衣食无忧”的生活了。直到被二宏侵犯并知道这是大宏默许的，她愤怒反抗，举刀杀死兄弟二人，逃亡路上虽经历了短暂的美好，但最终还是酿成了人生悲剧，触犯法律而走向人生的终结。

长期以来男人都是以绝对的主体存在着，女人则顺理成章的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她们赖以生存的主体，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体。正是基于这样的关系，《陆犯焉识》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冯婉喻在社会生活中承受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陆焉识的入狱使她不得不挑起生活的重担，还饱受别人的欺凌和冷眼，但又因为深爱陆焉识，想尽一切办法为狱中的他改善伙食，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来为他争取免除死刑，原本无罪的她，对于她的命运，无力改变也无权选择，而这一切也恰是男权的这种主体地位让她甘心于这样的付出。

再来看《小姨多鹤》中的朱小环，同样是一个在生活在男权笼罩下的悲剧女性。在战争中，朱小环因为日本人的迫害而丧失了生育能力，在男权社会中，没有后代是大逆不道之事。她深知这一点，为了给丈夫延续香火，她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幸福，以一毛钱一斤的价钱买来了日本少女多鹤，此后，两个女性共同服侍着一个男人，在一种畸形的生活状态下维护着男性的权威，几十年来完全忽略了自我的存在。

男女平等的观念在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有一定的体现，但女性仍处于男性权利的压抑之下，因为“女人和男人永远不一样，一样了反而可怕，女人到头来还是要和男人结婚、生孩子、过日子。”

二、毁灭的悲歌——政治强权下的悲剧女性

如果说男性权威是压在广大女性头上的一座大山，那另一座大山则是政治强权。女性在饱受男权欺凌和压制的同时，也受尽了政治强权的摧残和迫害甚至扭曲。在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女性一次又一次的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殉葬品。在严歌苓的小说中，表现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背景下的女性命运，是她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一个部分，因为她也算是经历文革的一代人，从自己对那个历史年代的真实体验出发，她的文革系列小说塑造了一个个在错误思潮的支配下失去自我，不断改造、奉献自己的女性形象，尽管她们的付出和牺牲在现实的印证下是毫无价值的。处在极左的畸形年代里，价值观扭曲，人的思想也极度扭曲，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下，个体自身犹如一滴水滴之于大海而显得微不足道。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里的陶小童，因为身份是反革命文人的女儿，在部队中经过“思想改造”，而成为了一个“时代英雄”。表现了在文革的荒唐年代里，在那种特殊的政治规范之下，女性的自我价值和尊严被完全消解和破灭的悲剧。陶小童刚进部队时，她有着和当时的军队环境格格不入的特殊性格，她有对艺术和自由的向往，有自己真实情感的流露，但她的个性化的追求和梦想，作为一个反革命文人的女儿，和时代的需求相悖的。为了自保，争取进步，她不得不放弃内心的那个“真我”，而去追求另一个进步的符合时代需求的“自我”，放弃自己的爱情，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只想着献身，一刻也不闲着，压抑自己的结果是她最终从落后走向了先进，成为了时代的楷模。在寻找几件乐器几乎葬身于泥石流这个事件中，她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丧失了自我，成就了所谓的理想。在个人价值被完全否定的极左年代里，陶小童也对这种“英雄主义”产生过质疑，但时代精神的要求，使她成功的被时代改造而成为从“我”到“非我”的英雄和极左时代的楷模。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感叹自己“后悔极了”，这是她的内心独白和真情流露，也是作者对那个荒唐年代的质疑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一种肯定。在这部作品中，女性所有的特质——温柔、羞涩、爱美以及对爱的渴望都在极左的政治氛围中被一一抹杀，作者刻画这个形象的重点之处在于将她置身于那个荒诞的历史时代中，写她前后的思想转变来引起人们反思残酷时代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控制。

在《雌性的草地》中，描写了一群正是花样年华的少女，在革命理想的号召下，慢慢走向毁灭的悲剧。基于“男女都一样”的时代精神，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一群女知青组成了“女子牧马班”，来到凶险的大草原放牧军马。沈红霞用她柔弱的身躯对抗着凶险草原的一切危险，克服生理和情感上的一切需要，在极度恶劣的艰险的环境中顽强的活着，但最终却因为档案的丢失，可悲的被历史所遗忘。“她们奉献了一切，完成了一切，牺牲了一切，却发现一切本来都应该没有，一切不过是假借了一个虚幻的‘革命的名义。”严歌苓让我们看到了远离权力中心的女性是可悲的，她们被政治边缘化，成为不能自主命运的弱者，“悲剧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除此而外，还有她作品中的朱依锦、孙丽坤等形象，生活在特殊年代的一个个美丽、青春的女性被毁灭，深刻体现了女性在政治舞台中的悲剧性。

作为生活的弱者的女性，在男权和政治斗争的两座大山的重压之下，女性的特质被扭曲、异化、毁灭，女性显示的生存境遇是一种“无出路”的绝望感，严歌苓以她悉心体察平凡女性内心世界的情愫，探寻女性个体生存的真实景象，给我们展现了在芸芸众生之中的女性她们的心路历程和境遇。

【参考文献】

[1] 严歌苓. 写作是一种生理运动[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2] 王列耀. 女人的“牧”、“被牧”与“自牧”——严歌苓《雌性的草地》赏析[J]. 名作欣赏， 20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