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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莺莺—张珙的情爱关系分析

2017-04-20喻赛琼

青春岁月 2017年5期
关键词:崔莺莺情爱西厢记

喻赛琼

【摘要】《西厢记》是我国元代著名杂剧家王实甫的代表作,它以前朝相国之女崔莺莺与书生张珙之间的情爱发展为主要线索。本文试从“情节发展的方式”、“情与礼的关系”和“情与义的关系”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试图探寻《西厢记》中崔莺莺-张珙情爱关系的推进方式及情与礼、义之间的關系。

【关键词】《西厢记》;情;礼;义;儒家文化

《西厢记》的情节发展方式之一是张弛相间的故事情节,即推进与延宕相结合的手法,推进是对事件的叙写,延宕是对人物心理的刻画,尤以女方的心路历程最为突出。在《西厢记》“张崔相遇—隔墙吟诗—兵围普救—崔母赖婚—月下听琴—崔氏赖柬—病中探视—幽期密约—崔母拷红—草桥送别—郑恒争亲—张崔团圆”一系列情节中,“兵围普救”、“崔母赖婚”和“幽期密约”是推进故事发展的重要情节。前二者所起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将崔张爱情与以崔母为代表的“礼”的矛盾激化,既使崔莺莺与张珙之间的感情明朗化,为二人后来的结合做了坚实的情感铺垫,又使张珙、崔莺莺和红娘有了相同的价值观念即批判崔母的言而无信和统一的行动方向即遵于真实情感、反抗崔母的礼教压制,才有后文红娘谋划“月下听琴”的情节。“幽期密约”则使崔张二人的爱情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因“成就了今宵欢爱”才有后文崔母拷红及要求张珙上朝取应的情节,为崔张二人最终结为夫妻做了合乎礼制的准备。情节延宕主要表现在崔莺莺不断纠结的心理上。崔莺莺对张珙一见钟琴相互吸引,在吟诗唱和中互诉倾慕之情,还在孙飞虎兵围普救的危急时刻寄希望于张珙,愿他“笔尖儿横扫了五千人”成功退兵并娶她为妻。但在崔母赖婚之后,崔莺莺表现出内在情感与外在表现的矛盾:在月下听琴中再次互诉衷肠,却对张珙托红娘递来的书信表示愤怒,否认自己所写的回信,使第一次幽期密约失败;她在以药方为名给张珙送去艳约情书后,却装作没有这回事。

《西厢记》的情节发展方式之二是传诗递柬,它是主角双方建立事实联系、相互表露心迹的重要媒介,还具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西厢记》中共有三次传诗递柬:第一次是张珙偷听到崔莺莺在花园烧香时的祝告后吟诗试探,崔莺莺依韵作了一首,二人吟诗唱和,互诉倾慕之情;第二次是月下听琴后张珙相思成病,写下一封表达思恋的信委托红娘带给崔莺莺,崔莺莺见信后故作愤怒,终还是写下“待月西厢下,迎风半户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的回信,开始第一次幽期密约;第三次传诗递柬是在张珙病情加重之后,崔莺莺以药方为名,托红娘再次捎去艳约情书,随即开始了第二次幽期密约。

在《西厢记》中,情节的发展与延宕归根到底是由“情”与“礼”的冲突引起的,其中的“礼”表现为一种外在强制约束力,它外在显现为难以反抗的权威——崔母和无时不在的提醒和监督——红娘。在作品中,崔母郑氏是礼的化身,她“治家严肃,有冰霜之操”,对崔莺莺严加管教,限制了崔莺莺和张珙间爱情的发展。常伴崔莺莺身旁的丫鬟红娘在张珙退兵之前很大程度上充当了“礼”的传声筒,作为一个随时能发挥作用的角色来补充崔母的“礼”的管束。分析全文中“情”与“礼”冲突与对抗,它涉及的对象前期表现为郑(氏)红(娘)以礼压制崔张之情,使崔张有抵抗之心却无抵抗之力;后期表现为张崔红共同反抗郑氏并取得成功。从冲突过程来看,崔张未屈服强大的外在力量,他们依旧遵从内心情爱的声音,选择隔墙吟诗、传诗递柬、月下听琴、幽期密约等方式来反抗,以自我的结合冲破了外在强力的限制。从冲突的目的和结果来看,虽然崔张具有两情相悦的沟通,二人还是以回归“礼”为最终目的的。二者在结合之前,崔莺莺向张珙表明了以结成长久稳定的婚姻为最终目的的愿望并得到肯定性回应:“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小生焉敢如此?”我们可以看出,崔张二人的两性结合虽然在感情方面有爱情为基础,有以“幽期密约”的情的暂时胜利突破“礼”的限制,但他们的最终目的合结果还是使这种以爱情为基础的两性结合合“礼”,即具有婚姻形式。

简而言之,在《西厢记》中,“礼”是作为“情”的外在束缚存在,是一种外在强制约束力;在“情”与“礼”的抗争中经过了“情”突破“礼”的限制再到回归“礼”的过程。

从“情”与“义”的关系来看,《西厢记》中通过“情”而表现出来的“义”是一种针对社会和他人的契约,是群体性的“义”。董解元把《莺莺传》改编为《西厢记诸宫调》,张珙由一个负心薄幸之人变成了一个忠于爱情、得不到莺莺宁可自杀的痴情郎,也不再把崔莺莺看成是“不妖其身,必妖于人”的“妖孽”,最后让崔张双双出逃,结局由始乱终弃变为始乱终成。王实甫《西厢记》在内容上较多地继承了《西厢记诸宫调》,强调张崔爱情的稳定性和二者间诺言的可信性,即强调张珙和崔莺莺彼此之间要做到真诚、钟情。具体到作品中,崔张二人契约建立的第一阶段在第四本第一折,崔张成功密约后,都承诺想和彼此建立长期稳定的婚姻关系:“今夕得就枕席,异日犬马之报”、“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契约建立的第二阶段发生在第四本第三折,张生赴京应考,临行前崔莺莺表达了自己“则怕你(张生)停妻再娶妻”的担忧,张珙立马以“人生长远别,孰与最关亲?不遇知音者,谁怜长叹人”表明只以莺莺一人为知己的诚心。崔张契约关系的强化是在张珙取得头名状元后,莺莺用自己汗衫、裹肚、袜儿等私人化物品提醒张生既有契约的存在,用玉簪、斑管来传达真诚坚贞之意。在《西厢记》中,虽然情爱是存在于崔张二人间私人化的体验,但这种情爱是自我(张珙/崔莺莺)相对于他者(崔莺莺/张珙)之间契约缔结的表现形式,是一种需要屈服于社会和他者的群体性体现。这种群体性表现在一旦契约达成,违背契约将会受到社会和他者的指责,为他人所不容。崔家听郑恒谎称张珙已另娶新妇,再见张珙时,老夫人生气地质问“你如今那里想着俺家?道不得个‘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今日一旦置之度外,却于卫尚书家作婿,岂有是理!”崔莺莺也伤心地出言询问:“俺家何负足下?足下见弃妾身,去卫尚书家为婿,此礼安在?”连红娘都出言讥讽:“你那新夫人何处居?比俺姐姐是何如?”最后张生以“若求了媳妇,则目下便身殂”的咒及仔细解释才解开误会,张生与崔莺莺依旧相互钟情,表明张崔二人间的契约关系及“义”依旧坚贞。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结构是儒家文化,是一种“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李泽厚《美的历程》)的社会实践理性,它重视的是以理节情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追求的“是一种一统的安定的和谐的礼治秩序的社会理想境域”(林存光《儒家中国的形成》),它要求人要遵循社会的共有规则,用这种外在的强制性的规则来规范世界,不遵守约定违背规定的人会为社会和他者的。所以在《西厢记》中崔莺莺和张生的情爱发展过程中,始终有外在的强制性的“礼”存在,也因为这种外在关系,才会使身受限制的人不断地想要突破它。崔莺莺—张珙间建立的也是一种外在社会性的契约关系,它在社会的强力约束下,违背即受惩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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