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

今天中国人在城市中的故事，和城市的故事，变成了个人和民族-国家的故事。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克莱泽在他的颠覆性著作《城市的胜利》中不停地告诫：“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

但我想克莱泽先生说错了。

城市=建筑构成的社会空间+人所构成的关系。我们，就活在这个空间和关系中，从中发现自己，或是迷失自己;被城市所改变，或参与对城市的改变。城市构成了一个聚集着知识、艺术、思想、奢侈品、时尚生活方式的“应许之地”，同时在雾霾、噪声、污染、压力中，又是一个似乎要被逃离的巨型怪兽。

现在，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生活在大城市中。中国在刚刚改革开放时的1978年，城市化率仅为17.9%，2016年的时候，城市化率已达57.35%，近8亿人生活在城市。其中，生活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的，加起来有7000万，比法国的总人口还多。

从原始草棚到北京、上海、东京、纽约这样的超级城市，以及像北美五大湖城市群、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伦敦-利物浦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这样的超级城市群，人类文明以不可逆的方式向前推进。城市总是在刷新它的“颜值”，人也无法停下来。

今天中国人在城市中的故事，和城市的故事，变成了个人和民族-国家的故事。

进化图

我先画出一幅城市的粗浅进化图。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在欧洲大陆很多地方，已经形成了一些设防的村落或城堡。而在希腊阿提卡半岛刻菲斯平原中部，出现了一个防御性的建筑—卫城。这就是古代雅典这座城市的最初痕迹。

此后，传说中统一了阿提卡半岛的提修斯，对雅典进行了改革，标志着雅典这个城邦的诞生。到梭伦执政以后，进入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雅典已经以其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闻名于世了。而到苏格拉底时代，公元前469年到公元前399年，雅典在欧洲已经成为文明中心、最大的城市，人口有12万左右。

冷兵器时代，“城市”一般包括防御性的“城”和商品交易性的“市”。雅典的民主政治时期，恰好是中国由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时期，同时，也是人类文明由乡村向城市进化的第一个突变时期。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同样现出了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其中，齐国的临淄，就有10多万人。

当苏格拉底出现在雅典街头，与人探讨“什么是正义”、“美德能不能教”时，离孔子在当时中国的各个城市之间行走，游说于各诸候国已经过去80多年了。而翻开犹太-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其它文化的历史，我们惊讶地发现，人类的知识、思想的萌芽和传播，竟然是在城市里产生的。而再细细检索，商业、科技，也莫不如此。

相反的经验也证明，城市的衰落，同时也是知识、思想、商业、科技的衰败。中世纪的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烟消云散，只剩下了4個人口在5万以上的城市，其中一个还是罗马帝国最后的遗迹—君士坦丁堡。在更广大的社会空间，被还原为一个个城堡的孤立状态。而那正是思想文化被禁锢的时期，属于“黑暗时代”，还能称得上“理性”的，只有“经院哲学”这样的微弱光芒了。

同样，中国每一个王朝兴盛时期，也是“首都”成为繁荣大城市的时期，像唐的长安，当时属于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人口过百万，相当于现在的一个中等城市，极为繁华，而且思想开放，文明达到古代社会的巅峰。但是，安史之乱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繁华过后成一梦”。

为什么城市的兴盛，意味着知识、思想、文学艺术、商业、科技的繁荣，而城市的衰落则意味着这一切的沦落？按前面所引述的克莱泽的说法，城市属于一个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密切联系，产生思想，并产生创造力的地方。因为，城市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随时都在动态发展并可能突变的，它决定了人们必须注重头脑上的技能，这些头脑上的技能正是产生知识、思想、文学艺术、商业、科技的条件。他说：“罗马帝国的城市注重技能，农村的武士和农民则更加注重强壮的身体，而非训练有素的头脑。”

我们可以补充一点，城市绝对不是从农村演化而来，不是由无数小村庄机械集合而成的“大村庄”，而是从人的聚集、交流、商品交易、服务需要、资源的分配等突变而来。城市是对所有这些东西的一种整合，并在此基础上，产生巨大的创造性。城市构成了对人的吸引和对资源的吸纳，人和资源的整合又打造城市的魅力，推动城市不断地升级换代。深圳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所以，失去了人才和资源，城市，也就是一个类似于乡村的很大的社会空间而已。它不会产生我们在今天所能体验到的各种故事。

塑 造

每一座城市似乎都有它的气质，它易于识别的那些标签，包括标志性建筑、街区、文化艺术、美食、日渐模糊的集体记忆、著名学校、历史遗迹、风景区、主要产业、广场，还有语言、人们的精神状态。

每一座城市还折射或制造出一种“感觉”。比如，北京让人感觉厚重威严;上海让人感觉时尚前卫;广州给人感觉包容平和;成都给人感觉慵懒安逸;杭州给人感觉温婉秀气;武汉给人感觉精明大气……

站在每一个城市的CBD各个写字楼门口，无数穿着职业装的男女鱼贯进入大楼，又鱼贯而出;在每一个路口，车辆不停穿梭，人们或目不斜视地疾走，或呼朋引伴地徐行;在“步行街”，聚集着年轻的时尚男女;在“酒吧街”，到处是装扮成“高富帅”的人，还有无数“网红脸”在出没;在每一个小区的大门口，保安总是在观望着进进出出的男女老少，判断哪些是表现出“这是我家”表情的业主和强装镇定的外来人员。

在中等以上的城市里，两个朋友可能几个月都没有见一次面。一个人每天所碰到的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大楼，乘坐的地铁，行走的街区，吃饭的餐厅，看电影的电影院，购物的购物中心，至少数以千计。但是，这些身影，只是掠过他的眼睛，闪烁在记忆的表层，然后就迅速被遗忘。我们每一秒钟，都会碰到不同的人，而这些人，都很难直接和我们发生社会联系。

这就是城市生活的最典型特征：陌生。一切都是熟悉的，但绝大部分人在我们眼中都是陌生的。而因为对人陌生，“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图书馆”之类关于城市认同的概念，被不断地稀释。

人在城市中的存在，是一个被城市机制所塑造的存在。为了理解这一点，我想引入两个分析框架。

一个框架是“城市-乡村”。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就相当流行的分析框架。它把城市和乡村纳入到一个等级结构中，一个社会价值排序的等级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无论是在利益食物链上、心理食物链上，还是审美价值链上，乡村都处于劣势地位，城市高凌其上，形成全面碾压之势，一个城市人，无论是在经济收入、心理优势，还是“颜值”上，都具有强烈的优越感。

这个分析框架，适用于城乡分化明显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现在仍然处在这个框架的笼罩之下。它所讲述的是这样的故事：城市代表着一种在生活质量、生产生活方式、人际关系、生活空间上都不同于乡村的存在。我们在这样的城市生活，通过与乡村的对比，具有很鲜明的特征。

比如，城市这个社会空间是不断变幻的，遇到的人是随时“更新”的，动态性相当强。而乡村则是静止的，每天看到的都是那座山，遇到的都是那个人。这意味着，在城市，一个人不能总是用固定的思维-行为模式去应对一切，他处在一种要提升自己的压力之中。因此，城市具有一种对创新、变化的内在要求，人无法停下来，像被鞭子在后背抽打一样，乡村玩的那一套则一直都适用，他可以停下来，一切都是周而复始的。当他感觉到无法停下来的时候，意味着他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受到了城市的影响，复制了城市的一部分东西，就像现在一样。

就此而言，城市把人变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不断地接受新东西的人，而乡村则难以如此。所以，生活在城市，如果自己在思维-心理上，一直固着在小时候的记忆、过往熟悉的经历，以及曾经印象深刻的情境中，你就会发现在时间的流逝中，一切都变了，而自己已经被甩开，被抛下。

又比如，城市的一切，从体育馆到电影院，从购物街到小区的花园，都为无数人所共享，在对景物的熟悉中有对人的陌生，从而，实际上具有一种抽象性。因此，人们会跟人-物保持着一定的心理距离。在城市这样的陌生人社会里，基于心理防御，情感上无法彻底投入。但在乡村，由于是熟人社会，更由于对山山水水及公共设施所共享的人相对很少，一切都是具体的，人在心理上跟这一切没有距离。

在这里，城市把人变成了会相对保持谨慎的理性、冷漠，对他人的反应不会那么直接、那么感情冲动的人。所谓城市病中的冷漠，并非人心如此，而是人被城市的运作机制、生活模式所塑造。但在乡村，人与人-物的关系则直接得多。

又比如，城市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要适应城市生活，人也被塑造得复杂。而乡村则是一个简单的世界，人相对单纯。文明程度越复杂，人越远离天真。

还有一个分析框架是“城市-自然”。这个分析框架反映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就是一个人工世界，而自然则是自然世界。在城市这样的人工世界里，人在身体、心智上都被塑造得越来越远离自然，远离曾经住在原始森林里的祖先的层次。它是一个在身体上被改造得无法在自然中生存的过程，也是一個在心智上似乎可以不依赖于自然生存的过程。

能 量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

但他也认为，一个城市超过一定的规模，就不适合居住了。因为，人一多，人与人的关系超出了认知限度，城市，还有大家的关系就会变得抽象。

这有一定道理，但更多的还是农业社会的思维。城市所存在的问题是，因为人太多了，确实大家都是陌生的社会原子，无法整合成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所说的“有机团结”的那种样子。但我们看城市生活，看一个人因为被城市所塑造而显示出来的那种存在，看一个人参与对城市的改变，显然应该从城市本身的角度。

人在本质上是群居动物，群居的目的既是为了消除在自然面前的危险，进行精神和情感的联系，也是为了通过建立人与人相互密切的交流而发展出高度的文明，使生活有更高的质量。换言之，也是人的“进化”。城市恰恰是把这一群居本能发挥到极限，并结出丰硕的成果，比如复杂的分工合作，使得人建构出了工业、交通、商业、生活的完善而复杂的网络，科技的创新，人与人的“链接”，不断地得到刷新。人类文明因此一日千里。

一个被城市所塑造的人，不同于一个被自然和乡村所塑造的人。他的一个本能，就是以自己面对他人，面对世界的思维-情感模式去塑造城市，使城市更具自我复制、自我扩大性。他所感知到的一切使他无法停止自己去感知。所以，假如城市有问题，那么，被城市所塑造的人，具有一种让他更有问题的动力;假如城市意味着美好，被城市所塑造的人，具有一种让他更有美好的倾向。

但城市的诸多问题，是刺激到人们的心理生存的。从根本上说，人们进入城市的热情远比逃离城市的热情高，但在问题的刺激中，“城市-乡村”、“城市-自然”的框架，城市所对应的那一端，乡村、自然，仍然以被审美所魅化了的方式向人们展开诱惑。

在雾霾严重的时候，网络上流传着一些人“逃离北京”的故事。他们逃往的地方或许是更接近乡村和自然的大理，或许是别的地方。但是，现在故事的版本变成了“一个中产阶层家庭在雾霾中，卖掉了在北京的房子，辞职逃离北京，去了‘压力小多了的城市—伦敦。”他们并没有逃离城市，因为已经无法逃离自身。

近期还流传另一个故事版本。一个在经济收入上算不上典型中产阶层但在文化资本等方面已属中产阶层的女士，没有在北京买房，辞职离开了北京，但当回到四线城市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不适应于那里的生活，没有高质量的文化艺术，没有高质量的圈子，没有知识生产的刺激，没有优质的教育资源，没有接近于国际前沿的庞大精英群体，于是又“逃离”四线城市，来到广州。

“逃离”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只是累了之后的一种自然情感。但不仅仅是在社会价值排序上逃不掉，在功利层面逃不掉，而且，在精神上气质上，也无法逃掉了。乡村和自然已然是平时被遗忘而只是在需要释放压力时被赋予各种美感的荒野，故事的内容和色彩，已经是城市肌体的一部分。

在这样一种人和城市相互塑造的机制中，体验和创造城市的美好，正视和改变城市的病症，把我们无法停下来的动力和能量变成推动自身和城市完善的激情，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