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隆+何涵妃

从何朝宗到藏龙卧虎的德化瓷厂，从改革开放后勇于“泥巴换美金”的淘金者，到想要打破传统桎梏的年轻艺术家们，到这座陶瓷之城里从来不缺故事。他们构成了这座城市在当代的陶瓷图景，我们试图通过描述他们身上的故事，一窥这座陶瓷之城的全貌。

国字号与纪念章

今年60岁的赖育斌，是德化第一瓷厂在国营背景下的最后一任厂长。

1981年，从部队复员的赖育斌被分配到了德化瓷厂。对于那个年代的德化人来说，瓷厂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它是当地最大的国营企业，工作稳定，工资收入水平中上，是实打实的铁饭碗。同样，能娶到一个在瓷厂工作的女职工，也是德化男人特别有面子的事儿。

德化瓷厂成立于1935年。在不允许民营经济发展的时代，德化瓷厂是德化陶瓷事业继续发展的唯一命脉。瓷厂以生产日用白瓷为主，是省内规模最大的陶瓷厂，在建国以后的二三十年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生产和外贸销售，即便在“文革”期间，外贸订单都不曾中断过。

1965年，德化瓷厂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代表省内最高技术水平的省陶瓷研究所迁到德化瓷厂，带来了著名雕塑家王则坚，器型设计师寇富平，原料配方工程师林文启，让德化瓷厂的技术力量如虎添翼。其中王则坚带来了现代人物雕塑技艺、瓷塑彩绘技法，让德化陶瓷艺术瓷锦上添花；最重要的是，林文启成功研制出“建白瓷”，让失传已久的“猪油白”和“象牙白”的光泽得以重生。“建白瓷”用极为精细的高岭土烧制而成，原材料极为昂贵，只用来烧制重要的礼品瓷，如人民大会堂中福建厅的白瓷杯。

“文革”期间，批判“重瓷轻农”，陶瓷生产受到干扰，但国营瓷厂的外销订单却不曾中断过，同时它还大量生产“文革瓷”，最常见的是半身和全身的毛主席塑像和几乎人手一个的毛主席像章。据统计，在1966—1976年期间，德化瓷厂总共生产了七百多万个像章，订单来自全国各地的政府机关、革委会等等。这个数量在全国来说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德化瓷厂里不得不提的是卧虎藏龙的雕塑车间。在1970年代招收的一大批学徒工中，有后来成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柯宏荣，有瓷塑造诣颇高的陈桂玉、陈德卿、温清民、吴远昕、邱振民等等。他们所塑造出的不仅有传统的观音、弥勒、达摩塑像，也有花鸟、人物、图案和釉下青花等彩画，器型设计上有堆雕、浮雕、镂雕。1990年代，瓷厂因为改制停产，当年为数不多被保存下来的精品被称为“老厂货”在市场上趋之若鹜，成了国营时代珍贵而重要的注脚。

赖育斌进厂的时候，正赶上瓷厂发展的黄金时代：先进的热煤气烧成代替了冷煤气，环保且烧成率高；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赶上知青回城，引进了不少人才，最多的时候，瓷厂拥有将近两千名员工；最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德化瓷厂，每年都有外贸部门统一下订单对外包销，企业不用自己跑业务，旱涝保收。

转折点发生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不再进行外贸包销，企业面临着需要自己找客户、拓展市场的巨大压力，市场竞争也越来越大。在1995年亚洲金融风波前夕，在引入外资的风潮下，德化瓷厂的大部分股份被卖给一家印尼企业。国营老厂的根基产生了动摇。在赖育斌开始担任厂长的2007年，随着老厂员工的工龄被正式买断，德化瓷厂最终走入了历史。

走进现在的德化第一瓷厂，昔日国营老厂的威严仍在。老厂房占地一百多亩，规模十分庞大，巨大的老式生产车间仍在不紧不慢地运转，远远就能望见两根烟囱直指天空。烟囱上“德化第一瓷厂”的字样仍在。最多曾拥有两千多名职工的德化瓷厂，现在仅剩下百来号人，烟囱也只有在进行大量烧制瓷器的时候才又冒起历史的尘烟。

对于赖育斌这一代人来说，他们与瓷厂之间有着特殊的革命情感，去年瓷厂80周年厂庆，他们还特意召集工友一起回到瓷厂团聚。德化瓷厂的存在，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承担了延续德化窑火的作用，更为当代德化陶瓷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在瓷厂工作下成长起来的这一拨人，逐渐成为了下一个时代的中坚。

“送水人”与米老鼠

改革开放之后，德化民办陶瓷企业再起炉灶，借着外贸的东风，廉价的劳动力资源，靠近厦门港口的交通运输成本优势，开始了春风得意的二十年。八九十年代以后，德化的陶瓷产品不仅进入了欧美市场，还在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以西洋工艺瓷出口为主的产业聚集地。

少有从事陶瓷事业的德化人不知道顺美的郑氏三兄弟，他们的发家史，就是德化当代外贸的拓展史。当时下海做陶瓷生意，在民间被称作“泥巴换美金”，在这一波轰轰烈烈的淘金浪潮中，他们最初并不是依靠陶瓷发家，看准的是陶瓷的周边行业。如果说下海的瓷商们是淘金者，那他们充当的就是“送水人”的身份。那时陶瓷的外销产品还在用稻草做最劣质的包装，兄弟中的老大郑泽洽创立了包装彩印厂，为各家陶瓷企业提供包装。老二郑圻增原本是一名中学教师，老三郑鹏飞是银行职员，他们白天上班，晚上下班就往公司跑，帮忙做包装、拉生意。在一个月只有80元工资的年代里，他们一个晚上就能挣到80块钱。

和大多数德化陶瓷商的选择一样，他们凭借着挣到第一桶金的资本和底氣，舍弃了公职待遇下海，他们知道这里还有更大的金矿可挖。

1992年，德化陶瓷企业仍以国营为主，主要在国内各大交易会上等客户主动上门。老三郑鹏飞开始转战陶瓷市场，开着他的小皮卡，主动出击寻找客户。当时的德化山高路远，有时一来一回就是半天路程，但就是凭借这种冲劲，加上对于陶瓷品质的要求，顺美的生意越做越大。2000年，顺美在德国成立海外分公司，将视野瞄准了广阔的海外市场，制作的圣诞礼品、复活节工艺品、欧美节日工艺饰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占领了欧洲10%的市场。

依靠西洋工艺瓷的发展，德化瓷商接续起了“海丝”历史，开始在国外开疆拓土。截至2016年，全县现有陶瓷企业2600多家，2016年陶瓷产值199.5亿元，其中出口陶瓷137.64亿元，约占全国陶瓷出口总量的9%，在国内仅次于潮州。西洋工艺瓷、日用瓷、以及雕塑瓷业成为了德化市场上最主要的三类产品。

模仿者与艺术家

但即便数字上看上去光鲜亮丽，却依然无法掩盖德化陶瓷行业中存在的问题：过于依赖出口、小型企业管理生产的不规范、高水平人才的紧缺。近年来，外贸行业整体的不景气，让前三十年间依靠资源和人工成本建立起来的陶瓷红利变得越来越稀薄。该何去何从，是德化迫在眉睫该去思考的问题。

尽管政府近年来一直鼓励企业转型，推动电商的发展、用机器代替人工提高效率，让小企业抱团发展提高集群效应，同时也鼓励企业发展文创旅游。这两年间，也有不少陶瓷“创客空间”在德化落成，像顺美这样有实力的公司也顺势做起了观光工厂。但在企业家们看来，转型任重而道远，“有的人说转型，结果转去做房地产投资，做煤矿投资。对我们来说，转型还是要一步一个脚印。”谈起转型，顺美的郑鹏飞依然谨慎。

2015年，世界手工艺理事会国际专家组全票通过，授予德化“世界陶瓷之都”称号，这是全世界第一个拿到该称号的城市。然而不管是国内陶瓷界，亦或是德化本地的陶瓷行内人，对这个“世界第一”的称号，都抱持着谨慎的态度。“德化的白瓷在国内市场上根本没有话语权。”一名我们曾经访问过的陶瓷名家说。

简单的说，所谓的“话语权”就是艺术创作是否受到认可。德化的行业内流传着一种说法：“何朝宗的名片德化已经用了五百年，而且可能还要再用五百年。”这句话里半是认可半是调侃。五百年前何朝宗的观音、弥勒、和合二仙，将神像和人物的塑造推向了巅峰，也给德化的匠人们留下了一碗可以吃上五百年的饭——大多数的匠人们，只靠模仿何派的塑像就可以谋生存。而现实是，在市面上各种各样的观音像，即便匠人们雕刻得再巧夺天工，也不过只是何朝宗的模仿者而已。

这样的情况在2009年前后有了新的突破。月记窑国际当代艺术中心的成立，试图借用艺术的力量，提升德化陶瓷在陶瓷艺术界的影响力，同时让德化陶瓷在国内，甚至是国际艺术界的地位能够进一步地提升。在这波势头之下，蛰伏已久的本地艺术家，以及试图打破常规的外来者们，开始打破传统白瓷的桎梏，探寻新的可能。

除此之外，随着德化陶瓷人才的后备基地泉州工艺美术学院、德化陶瓷学院的教学质量稳步提高，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在考虑是否留在德化发展，在德化县城周边已经慢慢聚集了一帮开小型陶瓷工作室的年轻人。对于他们来说，观音、弥勒、达摩或许并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渴望的是艺术的力量，是更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是成熟的市场和氛围能让他们形成小圈子——在年轻人的世界里，他们也需要激荡自己陶瓷青春的江湖。

世家子弟苏献忠，玩瓷

苏献忠不太在意自己苏家蕴玉瓷庄继承人的身份，却也身处德化陶瓷圈的“游戏规则”中，这让他多少有些无奈。他代表了德化承上启下的一代陶瓷人，沿袭传统，到了中年却推翻原来的老路子，大胆吸纳时代的文化元素。他直面困境，向外出走，思考德化白瓷与创作的更多可能性。

苏献忠常年戴着一顶鸭舌帽，话没说两句，就拿自己打趣，“我在德化是非主流，主流的是做观音、弥勒”。出生在陶瓷世家，但他自己也很难讲清楚，为什么入了陶瓷这一行。当年大家眼里“那么野的一个少年”，突然有一天，静下来玩起了泥巴。

即使是玩泥巴，他也不想在框架里待着，很快就从陶瓷厂回了家。父亲对他没有多的要求，只要是做陶瓷，“父亲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看你怎么去做，他不介入。”在当时规矩多、以师带徒的环境中，他却可以只做自己喜欢的。很快，苏献忠的罗汉在德化就扬名了，惹来不少非议，有些人甚至说是他父亲替他做的。

过早地成名，也给苏献忠带来了创作上的瓶颈。二十多岁的他，手上功夫已经十分娴熟，而思想和眼界却远跟不上，“手高眼低”，难免碰到阻滞。德化地处山区，相对闭塞，当时的陶瓷人在民间陶瓷造像上，表达出来的东西还是差一些，这是本土陶瓷圈的普遍狀况，也让他很头痛。90年代末，他就开始思考，“我二三十来岁就做成这个样子，哪有奔头，接下去会很痛苦的，你就会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那些同龄的做得比他好的人，此刻都不见了踪影，许多去追求更物质的生活，成了企业家、大老板。而苏献忠却开始考虑怎么去转换。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了一年后，苏献忠获得了系统的现代雕塑、陶瓷创作理论。在这之后，通过十年不断地学习、交流、吸收和自我消解，他逐渐专注在作品的内在表达上，手头功夫和脑袋里的想法渐渐平衡。

对他来说，创作上的转型是在2009年。当时吴金填在月记窑建立陶瓷艺术中心，吸引了很多外来艺术家，颠覆了整个德化陶瓷圈。苏献忠发现与他们交流时，里外两种不同的语境碰撞在一起，思路就打开了。原本一直在摸索的东西，一下子名正言顺了，有了底气将脚步跨出去。随后他创作出“衾”系列作品，他大胆运用现代视角，对德化传统陶瓷艺术进行重构，颠覆了常人对传统的少女形式的理解。正如他所说“打碎它，你才能形成自己的语言”。

几十年来，苏献忠像一个顽童般，保持着对陶瓷不竭的热爱与创造力。他还担任陶瓷学院的老师，上课充满激情，通过教学他能够反思自己的不足。如今创作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不断地尝试新的题材，然后不断地否定自己，重新来过。“很多人都喜欢符号，我不喜欢，我的一系列作品出来后，就会往新的方向去。”当下的德化陶瓷市场历经泡沫和洗牌，不依附单一的礼品订单，甚至要进入市场成为玩家，这些都是他的判断。

他十分看重陶瓷人的品格。匠人也好，艺术家也罢，人格独立是十分重要的。何朝宗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因为在他之前，并没有人用那样的材料和雕塑语言去表现一个宗教题材的东西。“所谓传统应该是一个时代最前沿、最好的，有社会共识的。”

如今有许多年轻人都跟着他学习，规模不小的工作室，却不再是昔日以师带徒的作坊模样。他一直鼓励年轻人打破传统进行创新，外来的新鲜血液，也让他重新摸索白瓷这一特殊语言与“德化当下的可能”这个课题，越来越多有想法的新一代陶瓷人聚集在这里，未来德化的新气象，也许就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身上。

從学徒到书记，被瓷成就的邱双炯

因为战火，邱双炯结束了6年的少年学徒生涯，机缘巧合地从了政，40年后，他又回归陶瓷，成了德化的地标式匠人。邱双炯的经历是德化老一辈匠人的缩影，他旺盛的精气神也延续至今。

邱双炯是大部分人眼里的工艺大师、老字号前辈。正襟危坐之下，他言语温和，八十多岁的他依然勤力不辍，做瑜伽、看书、捏瓷，常常比一般人都要晚睡上几个小时。从他身上能够看出他经历的那个时代独有的印记，他是德化现当代陶瓷产业发展的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他的青年时期从作坊学徒开始。1946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经过一段艰难岁月，德化所剩无几的一些窑场和雕瓷作坊，开始恢复生产。当时本地的蕴玉瓷庄接到了厦门、香港等地的订单，却无奈人手短缺。瓷庄老板苏勤明找到邱双炯，问他要不要来做学徒。这样的机会下，邱双炯拜苏勤明为师，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开始接触瓷塑。

当时的徒弟是没有工资的，师傅要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挑肥、种菜、买东西，一做就是六年。家庭式的作坊里，本来还有四五个徒弟，最后坚持下来的只有他一个。他思维敏捷、手上勤快，不断地钻研，在传统造像上下功夫，他做的泥坯总是将屋子堆满。几十年过去，时代已大不同，他感慨现在的徒弟“他们都是上班打卡，吃苦的精神肯定不如我们。”

虽然之后转向仕途，四十年里，邱双炯并没有完全脱离陶瓷。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面积的柴窑投入生产，以消耗周边森林为代价，时任县水利水电局局长的他，极力奔走与试验，首倡“以电代柴”，帮助德化陶瓷烧制进入了全新的阶段。在如今看来，这一举措是德化陶瓷行业发展的重大变迁，不仅恢复了德化的秀丽山水，更影响着当地日用瓷、工艺瓷的烧制。

退休之后，邱双炯又回归陶瓷，他创办凤凰陶瓷研究所，专注在传统造像上。过去的题材离不开观音弥勒，要突破也要创新。他首创薄胎瓷，通过细腻的材质表达传统女性的柔美，让人耳目一新。近期他专注在大体量瓷塑“五百罗汉”上，“老祖宗没做出来的，希望有一天我把它做出来。”邱双炯说。

邱双炯的经历是德化老一辈匠人的缩影，他旺盛的精气神也延续至今。老手艺人在传统瓷塑的范畴内推陈出新，这种步履不停的精神尤为可贵。

陈明良和他的2000件古瓷

上世纪80年代，陈明良开始涉足德化古瓷收藏，跌过跤，吃过亏，躲过黑市和盗墓团伙，一步步摸索下来，成为德化收藏界走在前沿的人，带动了本土收藏圈。

陈明良一身褚红布衫，言语不多，引我们去楼上看他的展厅，2000多件历代德化窑口的古陶瓷，没有标注，却都是他三十多年来的心血收藏。在他看来，这辈子有两件事是不能间断的，一是创作，二是收藏古瓷。

80年代中期，他开始涉足古陶瓷的收藏。早年德化并未形成收藏市场，官方对民间收藏行为较严格，有时藏品只能通过中介，以及民间私下交易。收藏市场鱼龙混杂。早期盗墓团伙偷得那墓葬品里的一对半对瓷花瓶，也将古物拿出来换赃，仿古瓷器掺在真品里，常常叫人看走眼。因为经验不足，收藏常常是喜忧参半，陈明良交过学费，也收到过仿古赝品。

随着眼力的不断提高，他的收藏也日渐丰富，最早只入手单个作品，后来逐渐有意识地按系列进行收藏，甚至专门跑去泉州、漳州的古玩市场淘找古品。如今大到人物造像，小到杯盏碗碟，名家大作与民间器物，都以年代和系列的顺序清楚陈列，仿佛梳理出一部德化陶瓷史。

丰富的仿古工艺雕塑及收藏经历，让陈明良不仅练就火眼金睛，更能理解白瓷的价值。通过器形、用印细节，他能熟稔辨认器物的朝代及手法。收藏德化瓷的诀窍，不仅要看年代、艺术性、稀缺程度等表象，更要看曾经的收藏者。

德化白瓷能够逐步走向高端市场，与像陈明良这样收藏家的推广与普及是分不开的。90年代后，许多当地人都转向工艺瓷、出口瓷，陈明良依然坚守传统。他带动了德化的收藏热情，让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收藏大师瓷。

近两年的拍卖市场上，明德化窑的瓷塑行情看涨。即使如此，陈明良也颇有感慨，一尊何朝宗的塑像在拍卖会上仍比不过一只官窑的杯子。德化瓷的收藏价值还未被充分挖掘，审美体系也没有培养起来。对于德化人并没有拧成一股绳，抱团向外营销的现状，他有些无奈，他开始接触一些荷兰、英国等地的策展人，积极开拓国外市场。

对德化收藏圈来说，像陈明良这样的藏家，有的有手艺的家底，有的纯凭喜好，半路走上收藏之道。他们掌握收藏市场的前沿，对德化瓷的发展有自己的判断。也正是他们对古陶瓷的这股求知欲和收藏欲，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了解到“德化白”。

龙窑守望者冯清芳

月记窑是德化目前仅存的龙窑，窑主冯清芳四十多年的制瓷经历，是德化传统作坊式生产的缩影。如今月记窑生产模式固化，按传统订单生产，产品单一，从上游到下游都面临着困境。如何在市场上获得利润，寻得出路，甚至如何保护传统，都是传统瓷业生产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春寒倒袭，层层叠叠的山林在阴雨中勉强冒出了新绿。虽然天气不大理想，但月记窑的窑火也不紧不慢地烧到了窑尾，靠近烟囱的几个窑目前，工人们还在奋力喂柴，为最后的收尾蓄力，灼人的火焰将每个人的脸烤得通红。顺着坡往下走，窑温渐低，但仍能透过窑目看见里面烧红的匣钵，窑头的火已经弱下去了，工人早已倚着窑门睡了过去，毕竟这场火，已经连续不休地烧了三十多个钟头。这样窑主和工人们围着一座窑炉转的场景，在过去德化大多数陶瓷作坊生产中都能看得到。

一个月烧一窑，已经成为这座老龙窑十几年来不变的节奏。德化龙窑始建于唐代中晚期，但数百年来，多数的古窑址或遭毁弃或隐于世，惟有月记窑仍然薪火相传四百年，从制坯到裝窑、烧窑，延续着原始的制瓷生态。

窑主冯清芳烧窑烧了四十年，每个月这个时候他是最忙的，上上下下给工人递茶水。虽没守在窑火旁，他却掌控着烧窑的进度，什么时候投柴，什么时候烧“熟”了，他心里有数。开始他就跟着老师傅学，从窑工一步步走到今天。如今，电窑、气窑等新型窑普及，他勉强维持着这座龙窑的生意，今年也是承包的最后一年。老窑工们每个月烧一次火，批量烧制一些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茶壶之类的日用瓷。

烧一次窑至少需要八个窑工，装窑、看火、投柴，两边各四个，如今这些窑工都是村子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传统烧瓷行当正面临着消失的可能。“我以前烧的时候是最年轻的，现在都老了。”回忆起过去，冯清芳说，“以前烧这个，能带动一整个村子的人，现在太辛苦了，连三四十岁的人都不愿意做。”

量大价贱，自古以来就是民窑瓷的宿命。从宋元至今，德化陶瓷业的主流一直处于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状态，正如当年马可波罗所记载的“既多且美，购价甚贱”。整条月记窑一次能烧一万六千多个茶壶，广东的顺德酒厂是月记窑的主要大客户，多少年来都没变过。一级品直接送去那里，“这个是四级品”，他指着手上一只落渣的瑕疵品，“基本上都拉去潮州”。一级品的价格，也不过“三块五一个”。冯清芳拨开一筐落满灰尘的壶，“以前烧过几十种壶，那些没有销路的，就库存到现在”。现在，他也开始试着烧一些花盆，批发到漳州的花卉市场，但里头的利润薄的可怜。要把握市场，又要有利润可赚，只能依靠目前还算低廉的劳动力批量生产，冯清芳的言语中透露出传统作坊的窘境。

随着旁边洞上陶艺村内越来越多的工作室入驻，也有一些年轻人借着柴窑，搭着烧一些自己的作品，从茶具到花器、陶塑，大小都有。窑内墙壁上厚厚的釉，掩住了传统制瓷的薄弱生态。在冯清芳看来，虽然传统制瓷的过程漫长辛苦，然而开窑的时刻，往往是忐忑而兴奋的，这也许是几十个小时中，唯一能让他觉得发光的时候。相较于创新，传统龙窑的意义更多还是在“守”上。

“做局者”吴金填，重写月记窑

在德化，吴金填的“月记窑当代陶瓷艺术中心”是一个另类，他在这里推广柴烧，也试图在这里建立当代德化陶瓷艺术的新秩序。从进入到这里那一天开始，他就扮演了一个“做局者”的角色。

在还没进入“月记窑当代陶瓷艺术中心”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想象到德化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精心打理的中式庭院，足够讲究的有着浓郁当代艺术风格的展览空间，足以容纳六七名艺术家进行驻地创作的工作室，以及足够舒适的生活环境，甚至还有属于自己的一个巨大的柴窑——这里足以和国内任何一个一流艺术空间相媲美。

这是月记窑主人吴金填在德化的第八年。或许是有过留洋背景，他看上去和本地的艺术家，或做陶瓷生意的人不太一样。展馆里有他各个时期创作的作品，看得出他对艺术有着自己的追求：中式的书法，西式的当代艺术，让人能够感受到强烈的个人特色与表达欲望。茶席上，他拿出这几年自己烧制的杯子。沉甸甸的柴烧茶杯，造型迥异，让人拿在手上不免良久端详。“这就是柴烧的魅力，”吴金填笑着说，“你手上拿的那一个，五万。”他补充道。

在艺术家这个身份之前，吴金填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完成了原始的财富积累之后，他选择了到法国游学。2009年，回国之后的吴金填第一次来到德化。当时的月记窑非常衰败，政府打算拆掉这里重新开发。但吴金填敏锐地意识到月记窑的文化价值，他说服政府保留下月记窑，同时在旁边的空地上——瓦片漏雨，周边都是泥路，连附近养牛的工棚都快要倾倒，拿下二十亩地，建起现在的“月记窑国际当代艺术中心”。“国际”两个字尤为打眼。在他的理念中，德化是一个未经开发但拥有着巨大潜力的宝地，坐拥千年陶瓷文化却没有妥善利用。他想要用借用艺术的力量，以月记窑为核心，用他所热爱的柴烧艺术，提升德化陶瓷在陶瓷艺术界的影响力。同时让柴烧在国内，甚至是国际艺术界的地位能够进一步地提升，最终形成原创、展览、展示、销售、收藏的产业链，构筑起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体系。

其中他最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是在2009年组织了“世界柴烧研讨会”，在那一次研讨会上，多个国家的知名艺术家聚集在德化，盛况空前，一夕之间引发了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陶瓷界的关注。几年内，他积极地将柴烧艺术推广到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希望能换来更多的曝光率。他颇有自信地说，月记窑的柴烧事业，会是德化继何朝宗之后的又一个转折点。

他理解中的柴烧是一门“当代+传统”的艺术形式，“传统”在于柴烧的方式是通过柴火烧窑来控制温度，“当代”则建立在艺术家的创作手法上。他极为看好柴烧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的确如他所说，自2009年以来，德化做柴烧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通过月记窑而投身柴烧的人。

与此同时，吴金填也积极推动传统艺术向当代艺术的转型。作为驻地艺术计划的一部分，德化艺术家苏献忠的一组名为《棺材》系列的作品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在这组作品中，身体裸的女子在棺材上做出各种春宫造型。这种完全当代艺术的做法，借助白瓷这一具有地方代表性的材料，无疑在当时的德化陶瓷界引爆了轰动与争议。

然而好景不长，在接下来几年的运作中，吴金填关于月记窑的宏大叙事想象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吴金填坦言这里面有很复杂的原因，他把原因归结于德化当代的传统艺术“不够包容”，在处理与当地人的关系上，他遇到了难题。在2013年之后，艺术中心不再锋芒毕露，逐渐成为吴金填潜心创作、自我修炼的庞大工作室。

但这不意味着吴金填的放弃，他对月记窑的规划是三十年，在他的目标里，三十年之后的月记窑将成为中国的柴烧中心，建立起良性的藏品流通市场的德化陶瓷会有比现在更高的地位，而现在仅仅是第九年。他显然不想就此止步不前，“艺术家的问题要用艺术的方式来解决，”他说。在围绕月记窑实现自己柴烧艺术梦想的道路上，他似乎才刚刚起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