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隆

德化因“白”而立城，这里制成的白瓷温润细腻，如脂似玉。在宋元至明清时期，它借助繁盛的东南海运，让世界通过“白”与中国紧密相连，因而成为这座城市最“醒目”的色彩。时至今日，德化依然因为盛产白瓷而立于世界陶瓷之林。

如今我们走在德化的大街小巷中，仍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因为陶瓷而传承千年的气质——就像高高耸立的戴云山一样朴实、沉稳、内敛，这也是“白”赋予这座城市的气质。

欧洲人叫它“中国白”

“Blanc de Chine”是法语中“中国白”的意思，这个说法源于十八世纪的法国。当时，一批又一批物美价廉、做工精湛的德化白瓷，通过中国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市场，从东南亚到印度半岛，又穿过土耳其海峡进入地中海，最终在欧洲的各大港口上岸，到达贵族们的手中。

他们拿在手里的白瓷，和以前见过的不一样。在这之前，他们见过中国的唐代邢窑、镶金银口的宋代定窑，他们或许还见过“白里透白”的永乐甜白釉，在欧洲人看来，那些顶多算是界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的“炻器”。而这一次，他们拿在手中的这一件器物，它光泽如绢，如脂似玉，透光率极好，白中泛着淡淡的微黄，让人爱不释手。有人因为它的白中泛黄称它为“象牙白”，也有人因为它的温润如玉而称它“猪油白”，但它还有一个更为普遍的名字——“中国白”。中国的白瓷有很多种，确切地说，能被称为“中国白”的，只有德化白瓷。

在当时销往世界各地的瓷器中，主要以盆、碗、壶这样的生活日用瓷器为主，而这些生活器具又会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活习惯，进行“定制化”的微调，可以说市场需要什么，德化就生产什么。所以我们不难看到造型奇特，专供阿拉伯人净手用的“军持”，适合东南亚国家生活习惯的“大海碗”，甚至连观音的塑像都受到西方圣母的影响，在外形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作为“中国白”的产地，位于福建中部的山区小县德化拥有着烧制陶瓷的天时地利：德化的山地中蕴藏着丰富的、高品质的瓷土矿藏，以瓷土、高岭土为主，遍布全县十八个乡镇；耸立于县域中部的“闽中屋脊”戴云山脉横亘全境，将山谷切割得支离破碎，溪涧纵横其间；在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带来的常年温湿的气候之下，山间生长着茂密的含油性丰富的马尾松，成为了烧制精细陶器的主要燃料。

独一无二的优质原料，以及技术的发展革新，再加上海外交通贸易的不断发展带来的大量海外订单，让德化白瓷终于在明代迎来了质的飞跃。而这个时候，民间匠人何朝宗的出现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如果说这个时候的德化“中国白”是白瓷的王冠，那么何朝宗则是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那张最美的女人脸

德化拥有一张最美的女人脸，它就是瓷雕鼻祖何朝宗手下刻画的观音。

在德化博物馆中，我们见到了何朝宗的“祥云观音”，它静静地立在博物馆中最核心的位置。当你第一眼看到它的时候，你马上就能体会到欧洲人为何会形容其为“猪油白”，这是一种白色，不耀眼突兀，白得温润平静，让塑像本身就带着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气息。收藏家马未都在德化演讲时有这样的评价：“见过何朝宗德化观音的人无不为之惊呼，以陶瓷之脆性，表现衣褶之柔软；以陶瓷之生冷，表现肌肤之温润；德化白瓷堪称一绝，前后无人能与之比肩。”

比颜色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它的雕刻工艺，观音的头发丝丝入扣，足底翻卷的祥云仿佛正升腾而起，观音的面部神情慈悲肃穆却让人心生平静，与这种平静相呼应的是身上一袭长袍如流水般倾泻而下，在足底轻轻卷起，一动一静间让观众无不屏息凝神，久久不愿离去。常人难以想象的是，一个工匠究竟需要花费多少心力，带着多么虔诚的信仰，才能塑造出一尊几乎完美无瑕的雕像。

梁思成在《佛像的历史》中就提到：“宋代最受信仰者观音，其姿态活动秀丽，竟由象征之偶像，变为和蔼可亲之人类。且性别亦变为女，女性美遂成为观音特征之一。” 细细观察何朝宗的观音形象，方能体会到功力所在：明朝的观音塑像承接宋元，已不再具有佛教原教义中的形象。他赋予了观音拥有近乎完美的女性面孔与躯体，并通过送子观音、渡海观音等等不同的形态，赋予人的慈悲和普世价值，让观音的形象充满了人性的关怀。

然而有趣的是，当我们翻开历史的记载，却只能找到寥寥几笔关于何朝宗的记录： “……同时又有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祖贯德化，寓郡城，善陶瓷像，为僧迦大士天下传宝之。”（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六；明艺术）；“有何朝宗者，善制陶像，人争宝之。”（乾隆《晋江县志》晋江乡土志）。由于封建时代工匠的地位很低，在正经的史书几乎找不到何朝宗的详细记录，可以说，被“一朝封圣”的何朝宗几乎活在历史的语焉不详处。

虽然何朝宗有没有收徒弟还未可知，但是何朝宗的手艺却留了下来。从何朝宗往后的五百年间，史称“何派”的观音形象被世代匠人所模仿借鉴，成为流传在民间最主流的观音形象。而在匠人们看来，临摹何朝宗的观音已经成为了成为一名合格匠人的必修课。当我们慢慢走近何朝宗的时候，我们就更想知道，為什么这样一个平凡的工匠会成为“瓷圣”？为什么他又会出现在德化这样的小地方，而非巧匠云集的景德镇？

从工匠之手，到欧洲客厅

我们不妨把时间拨回到何朝宗所生活的明末，想象一下当年德化平常的一天：这是明朝末年，北方的战事频起，狼烟四起的中原早已不再安定，多尔衮率领的满洲军队已经兵临北京城，李自成和吴三桂正准备决战于山海关下。明朝御窑景德镇的受到战乱的影响，窑火和订单早已偃旗息鼓，满身绝技的工匠们纷纷远走德化以谋求生计。

这个时期的德化因为偏安一隅，深居山林之中而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影响。在德化城郊的龙浔镇宝美村，天正蒙蒙亮，匠人们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这家名为“和泉”的瓷商今天正是出窑的大日子。他们从窑室里将一摞一摞地将套烧而成的匣钵搬出，今天这批货以碗、碟、瓶为主，其中不仅有白瓷，在市场上逐渐流行起来的青花瓷器也有不少。它们进入了欧洲人的生活，后人称之为“厨房革命”。

今天出的这批货由实力雄厚的瓷商委托德化的制瓷作坊烧制，出窑之后再委托中间商雇佣挑夫送到港口。在宋元时期，挑夫们通常需要将瓷器一路挑到临县永春，再从永春的许港顺流而下直抵刺桐港，在港口有固定的批发销售点，瓷商将货物批发卖给行商出口。即便是在海禁最为严厉的明代，也不能阻止德化陶瓷在市场上的热销，刺桐港禁运了，还有旁边的安海港、月港，物美价廉的德化瓷器意味着资本的暴利，山高皇帝远的瓷商们铤而走险地进行着海外贸易。随着一艘艘福船出海，一件件瓷器就这样进入海外市场，从东南亚到印度半岛，再远至东非、甚至欧洲，都留下了德化瓷器的踪影。

我们可以想象的是，正是这一艘艘出海的商船将不计其数的陶瓷制品带往世界不同的地方，精美的德化陶瓷不断地收到来自市场的良好反馈，来自海内外的瓷商蜂拥而至。而德化的制瓷技术就在这大发展中不断地精进，直至清代达到顶峰。当时的德化窑址已经由宋元时期的42处跃升至177处，达到历代窑址的最高峰（《中国德化瓷史》）。当时的村庄中，几乎家家户户都从事瓷业生产，农民忙时农耕，闲时做陶，已经成为德化的普遍现象。1822年，一艘载重1000多吨的“泰兴号”木帆船从厦门港出发，除了船上的2000多名乘客和船员以外，船舱还装满了德化的青花瓷，商船在前往目的地印度尼西亚的途中触礁沉没。直到1999年这艘沉船被打捞出水时，船上还有36.5万件完好无损的瓷器。从“泰兴号”沉船的案例中，我们可以一窥清朝的德化陶瓷海外贸易有着何等空前的盛况。

在德化陶瓷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所无法忽视的是它作为民窑的身份。与北方一众官窑相比，德化没有他们的精美与雍容华貴，不像他们因为皇室的要求而细致入微。但却因为民窑最直接地面对市场，反而形成了它鲜明的特色与个性，市场需要什么，德化就生产什么，于是我们今天还能够得见一些观音的塑像中隐隐约约有西方圣母的影子。而正是这种大量的海上贸易，让德化陶瓷得以成为中国陶瓷在海外的重要代表，也终以成为西方人眼中“中国白”的代名词。

如今我们走在德化的大街小巷中，仍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因为陶瓷而传承千年的气质。和典型的闽南人式的大鸣大放不同，德化人就像高高耸立的戴云山一样朴实、沉稳、内敛，他们和祖先一样，不需要去与茫茫大海决一死战，依靠陶瓷这一门手艺养活了自己和家庭，也让这座城市的窑火，在和平与安定的环境中历经千年而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