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的中国想象

2017-04-17李晓玉

文教资料 2016年34期

李晓玉

摘要：索尔·贝娄从未到过中国，其作品中却包含很多关于中国的内容。从形象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性书写，不仅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和自我言说，也是犹太民族文化心理影响下的产物。受到政治和国家关系的影响，他作品中的中国形象也几经变化，尤其是20世纪以来，贝娄对中国的塑造转向积极。这些都反映了个体想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力量。

关键词：索尔·贝娄中国形象自我言说替罪羊

引言

美国作家索尔·贝娄（Saul Bellow）从未到过中国，作品中却包含不少关于中国的内容。他的这些关于中国的想象性书写，并不完全符合真实情况，甚至还有很多偏见和误解。但是从形象学的角度来说，异国形象的书写代表了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或社会的想象”。能够反映出他本人及其所处社会的潜在欲望，从而“以形象化的方式，表达各种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范式。”①贝娄作为美国有着广泛影响力的作家，他的双重文化背景以及他跨世纪的生活经历，使他的中国想象足以代表二十世纪的美国和犹太社会。因此，研究贝娄的中国想象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一、西方社会的自我言说

巴柔首次将形象学研究的重点从“他者”转向形象接受主体。他提出，异国形象是注视者主体进行“自我审视和反思”②的载体。主体在注视、创造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的文化语境、意识形态等因素，会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主观观念融入到“他者”形象中去，从而以“他者”形象为载体言说“自我”。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出于不同的立场和目的注视中国，创建了截然不同地关于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既有乌托邦式的狂热，也有意识形态的憎恶。

经过17、18世纪的狂热，中国物产丰富、政治清明的形象得以传播和强化，逐渐成为西方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即使后来，神秘的东方帝国遍地黄金的神话不攻自破，但是在西方人的头脑中，中国依然是物产丰饶，拥有古老文明的神秘国度。贝娄在小说中就多次提到精美的中国“器物”，涉及中国的丝绸、家具、瓷器等。如《奥吉·马奇历险记》里提到一个“很大的中国瓷花瓶”，“里面有浮塑龙与凤”③。他还提到过中国的古画，甚至饮食，如不厌其烦地列举中式饭菜：糖醋肉、竹笋、菠萝鸡丝炒面、芙蓉蛋，还有茶、米饭、冰冻果汁、杏仁饼。（第2卷，第587页）这些描写既有生活层面，也有艺术层面，都是较为正面的印象，也是17、18世纪西方人对中国的集体想象在20世纪的延续。

18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不再需要以中国为榜样激励“自我”，反而需要一个愚昧的中国来确证西方的先进。这时，塑造一个“停滞、落后的古老帝国”形象就使西方列强的入侵变成神圣的拯救。贝娄早、中期作品中的许多中国形象，就是这一时期西方进行自我确证的产物。贝娄详细刻画过一个中国饭馆老板傅路易的形象：他“身穿一件满是疙瘩的多圈毛线衣，胸膛塌陷”，说着一口“叽叽咕咕的中国式西班牙语”，在与一名顾客发生矛盾时“尖声大叫”，惹得所有“外国人”都“停下牌战，吃惊地站起身来”。（第2卷，第514頁）。贝娄在这里塑造了一个身体羸弱、举止怪异，又因贫困而异常节俭的中国饭馆老板傅路易的形象。贝娄按照“注视者自我”构建了一个“傅路易”——“他者”——美国人心中的“中国人”。这里，注视者贝娄个体的想象也反映了背后的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想象。

20世纪的世界局势动荡多变，西方的中国形象也是摇摆不定。《奥吉·马奇历险记》出版于1953年，由于美苏冷战和越南战争，中国再次成为西方人眼中“具有威胁性的国家”。贝娄对中国的刻画就是在这种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下进行的。在他笔下，中国人民不仅极度贫穷，且生活在专制政体下而不自知。于是有了汉德森自诩自己这一代美国人的使命就是“到世界各地去，努力探索生活的智慧。”所谓这些遍布“印度、中国、南美以及在各个地方都有”的，探索“生活的智慧”（第3卷，第302页）的人。其真实身份由《真情》的主人公一语道破，他们实际上是奉命前往中国的谍报人员。由此，贝娄的书写实际上是将中国作为亟待拯救的对象和西方世界验证自我力量的重要载体。

从“哲人王”到“傅满楚”，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的转变，“与其说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不如说更多的反映了欧洲知识分子史的进展。”④事实上，几个世纪以来，无论是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想象，都不是一个符合现实的中国形象，而他们也并不需要一个真实的中国。福柯认为，主体需要客体，不是去理解对方，而是为了验证自身。几百年来中国形象在西方历史上的沉浮变迁，正是对福柯理论的最好注解。

二、作为“替罪羊”的中国和中国人

目前人们熟知的“替罪羊”形象最早出自《圣经·旧约》，后来在基督教的《新约》中沿用下来。实际上中国的《孟子·梁惠王上》也记录了一则齐宣王因不忍看到牛的恐惧，于是下令用羊代替祭祀的小故事。可见，古今中外都有为自己或他人物色“受过者”的传统。站在犹太民族的立场，贝娄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就无意间把它放到了“替罪羊”所在的祭坛上。

贝娄对世界范围内反犹主义的不满，通过对中国的指责得以表达和发泄。即使站在犹太人的立场，他也对中国充满偏见和误解。在札记《耶路撒冷去来》中，贝娄写到：“他们经常想为什么反犹主义能够如此不可思议地广为流传。甚至几乎对犹太人一无所知的中国人也是以色列的敌人。是的，犹太人有许许多多缺点，但是他们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美德。”（第13卷，第67页）这段伤感的表述传达了贝娄无奈的愤怒。笔者没有找到贝娄所说的“中国是敌人”这一认知的来源。事实上，根据可查的资料，中国自古对来华的犹太人十分友善，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反犹倾向。也许贝娄只是想借此表现世界对犹太人的伤害之深，反犹主义的范围之广。他显然无意深究汉民族与犹太民族交往的历史，而更愿意相信中国是对立者。殊不知，正是他本人粗暴地将中国推上祭坛，代替真凶，配合这段伤感的悼词，祭祀他逝去的犹太同胞。

两千多年的流散历史，催生了犹太民族的“岛民心态”，这是一种“面对外界歧视、迫害和不幸遭遇时动态的即时心理反应”⑤。也可以说是一种相对被动同时却十分强大的“民族主义”，它能凝聚人心，“调动万众一心的努力”⑥。但另一方面，催生这类民族主义的往往是“怨恨”的心理，后者很容易引发民族国家的不稳定。具体来说，在某一国家或地区，由于历史、环境以及一些人为因素，种种原因造成的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等差异，会造成民众的心理落差，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这种剥夺感就会引发“怨恨”，其对象又往往是他们认为处于优势的群体，正如美国黑人对犹太人盟友态度的转变。⑦美国虽然没有给予犹太人直接的大屠杀威胁，却继承了欧洲的反犹传统。很多文学大师、政治名人都公开反对过犹太人。与此同时，美国华人的处境更是徘徊在边缘，美国社会从来没有真正的接纳华裔成为自己的公民。当华人有利用价值时，他们会被主流社会接受；一旦不需要，便被抛弃或被作为‘黄祸驱逐。很难说究竟是犹太人还是华人的处境更好一些，但贝娄的作品提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真情》的主人公是一个长得像中国人或日本人相貌的犹太人，而他似乎对自己的相貌表示接受：

我生着一幅中国佬或日本鬼子的容貌，难得被人当做犹太人。我想这里面有一些好处。当你给认出是一个犹太人时，你就成了可以取笑的对象。行为的规则改变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你就成了一个可以牺牲的对象。（第12卷，第127页）

这段表述似乎在暗示，犹太身份的主人公是作为一个“可以取笑”、“可以牺牲”的对象，但是如果是作为“中国佬”或者“日本鬼子”，就不必经受如此的待遇。也就是说在贝娄看来，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处境更好一些，起码不用被随意“取笑”和“牺牲”。《真情》写于1997年，中美交流新时期，虽然偏见依然存在，但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大大改善。对比黑人对犹太人的心理⑧，不妨作大胆猜想，美国对华裔态度的转变也使他感慨犹太民族的处境，似乎也有一些怨恨在其中，因而自嘲式的提醒读者不要忘记猶太人的苦难。

如果说亚裔和黑人的艰难处境多是种族歧视和国家关系等外在因素影响的结果，犹太人受到的不友好对待却是千百年来宗教文化积累的偏见。从犹太教分离出来的基督教，与母体有着天然的对立。尤其是《新约》认为，是犹太人犹大出卖了耶稣，因而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对犹太民族充满敌意，并相信犹太民族应该为耶稣之死负责。犹太人可以“牺牲”观念曾以大屠杀的极端形式爆发，对犹太民族的心理造成极大的伤害。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间的互动和理解增强，如今犹太民族的文化成为美国社会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是那段惨痛的历史已进入犹太人的民族记忆，千百年来积累的文化观念也非一时可以改变。犹太民族对此心有余悸也是人之常情。新时期的中国逐渐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文化的认可，恰好成为贝娄表达轻微“怨恨”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遥远的中国也是代人受过吧。

三、新时代的中国形象重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贝娄小说中的中国形象逐渐转向积极。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使中国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政治上在诸多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也在努力地向世界展示一个全新的、有活力的国家形象。更重要的是，随着七十年代末的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紧张的双边关系逐渐解冻，双方的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在大环境的影响下，贝娄本人也获得了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使他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对中国的态度。这在他的后期创作中也有表现。

《洪堡的礼物》出版于1975年，这部小说就展现了“乒乓外交”带来的中国形象在美国的转变。贝娄在这部小说里运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来形容邓沃德教授的谈话：“当我试着同他谈话时，就好像同中国乒乓球冠军打球，我把球发过去，他便猛扣过来，这样就完了，我只好重新发球。”（第6卷，第88页）这个用中国乒乓球做的类比，虽然并不能看出贝娄对中国态度的根本性改变，但是比起前面提到的他用亚洲来警醒纽约堕落之严重的表述，乒乓球的类比显然明朗的多。到了80年代的《偷窃》，贝娄刻画了一名睿智的中国女性劳拉·翁。劳拉是一名华裔服装设计师，比起贝娄前期对中国车夫、洗衣工和小餐馆老板形象的执着来，社会职业的转变是值得欣慰的。除此之外，这位有着“高高的中国人式的颧骨”和“一双中国人眼睛”的女性，还是一位“有教养的女士”。（第12卷，第11页）尽管贝娄的认可还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她“在对事物的一般性理解方面完全像一名纽约女性”。但是，她的寡言、深邃、让人琢磨不透的特点，又分明符合中国人内敛的性格特征。这名华裔女性，不仅是美国女子克莱拉的闺中密友，耐心倾听她的苦闷，还有能力为她指点迷津。可以说，劳拉的形象已经基本转向正面。此后贝娄作品中关于中国的文字极其少见，但是仍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态度在向着更积极的方面转变。

结语

犹太裔美国人索尔·贝娄，身兼犹太传统和基督教社会双重文化，九十岁高龄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经历过贫穷，享受过荣誉，一生与书为友，思想广博深邃，拥有极强的洞察力。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学者，对从未到过的中国进行了大量充满偏见的描写，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但贝娄的中国想象，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是西方社会的自我言说；同时呈现了中国在苦难深重的犹太社会扮演的角色。当然，形象作为“异国实在影像与自我主观影像的叠合”，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者的实在”⑨。贝娄笔下的中国形象也的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因此我们说，贝娄作品中呈现出的那个模糊的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特定空间和时间的产物。探究形象背后的深刻的文化，这也正是形象学的使命所在。

注释：

①陈惇，孙景尧，卢康华.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168.

②[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孟华，译.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中国比较文学，1998，4.

③[美]索尔·贝娄，著.宋兆霖，主编，宋兆霖、汤永宽、蒲隆等，译索尔·贝娄全集（第1-14卷）.Vol2：576.本文以下凡引用此作品，均引自这一版本，不另加注，仅在引文后注明作品名称和页码.

④姜智芹.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国外文学（季刊），2004，1.

⑤冯基华.从“岛民心态”到“岛民文化”——以色列社会文化心理分析.西亚非洲，2010，10.

⑥罗兆麟.论民族主义的怨恨及其超越.学术交流，2016，4.

⑦乔国强.美国犹太文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74.

⑧参见前引注④。

⑨尹德翔.关于形象学实践的几个问题.文艺评论，2005，6.

参考文献：

[1][德]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形象学[J].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