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俏 张晓宇

(国网冀北电力有限公司管理培训中心 北京 102401)



再看粮价管制
——读周其仁《交易权是产权的重点》

孙 俏 张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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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教授在《交易权是产权的重点》从产权的角度分析了粮价管制与土地承包这对“看来风马牛不相及”的名词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价格管制都不能避免侵犯产权”“粮价管制恰恰属于对农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特殊限制”等观点。分析角度之独特，观点之深刻，受益匪浅。本文将就文章中国家或政府为何对粮价管制做一点生发和讨论。

国家或政府的担忧

本文认为，国家或政府实施粮价管制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担忧：

粮食安全堪称头等大事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不仅指国民的饮食结构中粮食产品的比例高，更表明粮食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回顾历史，粮食短缺往往是关乎政权兴衰的关键，“吃饱肚子”甚至能成为一种政治诉求推动政权的更迭。这在人口、耕地比例严重失衡的中国尤为如此，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0%的人口，难度之大前所未有。稳定于是就成为国家或政府在处理农业问题时的基准，而很重要的一环乃是通过粮价管制消除粮食市场的价格波动。

粮价上涨引起通货膨胀

这样一种逻辑主导着决策者们：粮价上涨会引起通货膨胀，这一方面会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另一方面，会增加企业成本，降低生产的动力，导致失业率上升，经济收入进一步下滑，形成恶性循环。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稳定的价格环境，温和的通货膨胀是衡量经济运行是否良好的标志。通货膨胀如一把利剑，悬在头顶，让中国的粮价管制进退维谷。

粮市开放引起社会动荡

产销不平衡是粮食市场的常态，生产地与销售地价格的不均衡并不鲜见，粮食需求的刚性特征给商业投机、跨地区套利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可以想象，如果一下子放开粮食市场，短期的结果可能是城市地区由于居民保留价格高，粮价将如过山车似的快速上扬迅猛下跌，相对不发达地区的粮食市场供给绝对值下降；长期的结果是全国的粮价处于异常的高位，城市居民承受较高的生活负担；收入相对少的百姓陷入无米下锅的困境。这显然不是国家或政府愿意看到的。

放松管制引发供求失衡

粮价上涨自然会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此之外，粮食市场的开放还隐藏着潜在的危机。觊觎中国市场良久的外国资本将随着粮价的上涨逐步进入，资本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在外国资本的强大压力下，中国的小农经济将经受如同当年半封建半殖民时代一样的糟糕境遇。

粮价管制问题到底在哪？

现今，国家或政府主要通过市场和行政两种手段实施对粮价的调控。市场手段主要就是“高抛低吸”，即在粮价处于高位的时候大量抛出，以增加供给，平抑粮价；在粮价处于低位的时候大量吃进，以增加需求，提高粮价。行政手段指的是颁布粮食收购价，通过提高粮食收购价，尽量缩小与市场价格之间的“鸿沟”，在保证国家对商品粮需求的情况下，增加农民收入，减小对市场价格的上涨压力。但是，这两种措施或手段存在天然的缺陷。

调控措施的滞后性

无论是市场手段还是行政手段，都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尤以行政手段为甚。而且，由于市场的惯性，即使是在措施实施后，粮价还将继续上涨。所以，在较长时间内，农民将承受收购价与粮食市场售价之间的巨大差距，由此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市场供给减小，成为粮价下一轮上涨的动力。

调控措施的无效性

粮价受限，但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没有受限，农民生活资料价格没有受限，纵使国家或政府神通广大，也无法回归计划经济时代的超级国有公司。如果种粮成本的增速高于粮价的增长，农民将用脚投票，直接放弃种粮。当然也包括机会成本，若去工厂上班如何？若种植其他不受管制的经济作物如何？事实证明，粮价受限已经将一大批农民挤入了这些产业，辛辛苦苦种粮一年还不如老老实实去上一个月的班，还不如在国际市场大豆价格高涨的今天老老实实多种几亩大豆。

调控措施的有限性

说调控是调控，但是效果如何就真的很难说。如“高抛低吸”，靠的是供求关系的调节，可是关键不在这儿。以中储粮为例，目前整个中国每年的粮食总产量约为1万亿斤，商品量大致算50%，5000亿斤中，中储粮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还不到10%。当价格出现大的波动时，国务院“指派”中储粮去平抑粮价，全国各地都要平抑，可怕的是“子弹”不够，哪儿都不能平抑下来，况且也不能一下子都把粮食“抛”光了，得留下些作战略储备。

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就提高收购价，可最多也就10%的上涨，与国际市场2-3倍的价差相比就是杯水车薪。然后，是支农惠农给予农民高补贴，可奈何中国农民的基数太大，几百亿的补贴除以这个分母，作用微乎其微，几十元的补贴，一袋化肥就给涨回去了。

政策的两难境地

中央的粮食价格政策，也在权衡和相互抵消之中，自己跟自己打架。其内在逻辑的合理性值得质疑：为降低通货膨胀，就限制粮价，导致农民种地积极性降低，粮食供应不足，对内供求失衡，对外依赖加大，粮价继续上涨，反而加剧通货膨胀。“一边希望农民多种地，多收粮食，一面过度干预，压制价格上涨，最后可能是两边不讨好。”商务部研究院外资研究部主任马宇认为这才是真正难以调和的两难困境。

通货膨胀的背后

我们承认通货膨胀对于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可问题是粮价对通货膨胀有那么大的影响吗？考察我国CPI的构成因素发现，食品是CPI的第一构成因素，权重比例高达33.2%，远高于同期美国食品与饮料的15.4%①，这一比例是否合理？是否过分夸大了食品的比重？然后顺着这一思路扩大了粮价对CPI的贡献导致了对于粮价的过分敏感？

怎么真正关心农民的利益

最后的讨论还是回到粮价管制的主角——农民。经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不禁想问，粮价管制到底是保护了农民的利益还是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建国初，为了完成工业的原始积累，农民承受了“剪刀差”，回到今天，通货膨胀的压力为何又独独让农民来承担？

再看粮价管制

可是，假如我们把眼光投向世界来看中国的粮价管制呢？

国内对于粮价管制的争论起于国际市场粮价的高涨，石油价格、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等将粮食价格推向高位，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之间的脱节消除了国内粮商获利的可能，产生了对国内粮价上涨的巨大压力。在这波国际市场粮价升涨风波中，许多在市场化经济和全球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中丧失粮食供给自主性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广泛的粮食危机，农业无利润、农民流离失所、农村凋敝。中国之所以能够独善其身，就在于拥有相对独立的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所以，在全球粮价上涨的时候，政府有一定的能力调控粮价，能让其保持稳定，由此也保持社会稳定。正如中国人民大学周立教授所说，“此轮全球粮食价格上涨，中国之所以比较幸运，与我们还不够‘进步’有关。”

可问题也出在粮食生产和消费体系的相对独立性。相对于其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粮食市场上处在市场化的进程之中。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推高了所有进口产品的成本，并通过贸易，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中国的物价，而粮价管制的有限性无法完全匹配价格的上涨，粮价管制的滞后性导致农民产生巨大的心里落差。

一边无凭无据，一边有理有由，粮食市场化不可避免，粮价管制这把双刃剑却处境尴尬。粮食问题专家、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峰评价道：“粮食政策还是粮食安全，关键是搞对粮价。”理想的情况是既不会引起明显的通货膨胀，也不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保障粮食安全，此番目标可谓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武钰，汪温泉《我国通货膨胀率计算偏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