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国

好的故事自己会说话
——中国新闻奖三等奖作品 《牺牲》采写经历

■张 国

我时不时会被问及 《牺牲》一文的采写经历，尽管这篇报道所记录的天津港爆炸事故已过去两年了。好奇者有同行，也有年轻的大学生，一些新闻学教授在课堂上介绍过它，也有媒体写过评析文章。大家感兴趣的或许不是文章本身，而是在一个巨大事故面前，如何去恰当地采访与记录。

2015年8月12日深夜天津发生爆炸事故后，我陷入一种无助和恐慌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事故千头万绪，举国震惊，不知该写什么，但记者的天职又不允许我无所作为。这应该是多数职业记者的正常反应。官方的信息发布十分有限，事故伤亡程度、爆炸成因、谁该对此负责等关键信息一概不知，另一方面谣言四起，在这种时候，所有记者都像盲人摸象，大家的一点点努力，最终拼出一个大致的轮廓。

《牺牲》是这所有努力中的一篇。总有人以为我是先定好选题再去采访的，其实恰好相反，报道不是命题作文，多数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要写什么，只能先找可能的知情者去问，能问到什么就写什么， “看天吃饭”。我所在的 《中国青年报》持续发表了很多报道，我本人白天一边采访一边通过网站等新媒体渠道发布即时信息，每晚还要向 《中国青年报》提供两到三篇根据当日采访撰写的报道，多数篇幅很长，有的涉及事故责任调查，有的介绍搜救进展，有的则是关于遇难者的特写。记得在写完 《牺牲》之后，连检查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就传回了报社，因为接下来还有别的稿子要写。

正因事故重大而复杂，从采访的第一个人开始，我一直试图做还原现场的 “拼图”工作，去寻找那些或了解内情或离现场很近甚至目睹过事故的人，问每一位受访人他们所了解到的爆炸现场是什么样子、之前又是什么样子。我曾在医院 “扫楼”，找到涉事企业瑞海物流公司的一名工人，他当晚就住在爆炸发生的堆场，死里逃生，受伤入院。我还记得遇到的第一批采访对象是三位在大街上仓皇失措的建筑工人，他们住在离现场一千多米的临时板房里，板房塌了。这些受访人都是记者的 “眼睛”，他们从各自的位置看到了事故的侧面或片段，而记者要做的是去粗取精，把这些信息拼成较为完整的图像。我的采访当然也做了不少无用功，如花了很多精力跑去涉事企业负责人的住宅小区，却扑了个空。

天津港爆炸事故的遇难者中多是消防人员。火灾报警是在深夜，最早赶去救援的消防队遇上爆炸，伤亡惨重，许多人失联，有的遗体在爆炸一个月后才被找到。我报道了一些遇难消防员的故事，有那么几天，我们每天在头版发表一篇这样的特写。一位是事故后的第一个获救者，但更多的是牺牲者。《牺牲》开头提到了一位遇难前给母亲打电话的消防员甄宇航，就是我此前报道 《“头七”点亮的生日蜡烛》的主人公。他在遇难几个小时前还与前去探视的长辈吃过晚饭，与祖父掰手腕证明自己又长了力气，事故遇难者的 “头七”也是他的22岁生日。

甄宇航生日当天，天津下雨，我跟着他的十几位家属去殡仪馆祭奠。他们买了生日蛋糕，带了他生前爱吃的水果和零食。在殡仪馆一角，一位长辈在手机屏幕上放出甄宇航的照片，摆在地上。人们将生日蛋糕和许多食物摆在照片前，一声声唤着：“航航，你不是爱吃香蕉吗？” “航航，这是石榴。” “航航，给你买的薯片， 多吃点儿。” “航航，你爱喝的可乐。”他的祖母甚至打开了一桶方便面，加了几颗鸡蛋，那是他生前爱吃的。所有人都在流泪。生日蜡烛就在那样的气氛中点亮了。

这些事情让我受到很大感染。对外界来说，每场事故的伤亡只是或大或小的、没有温度的数字而已。而我们这些职业记者有责任告诉他们，每一个数字所承载的伤痛和控诉。通过 《牺牲》我希望写出 “牺牲”二字无法概括的东西。《牺牲》里那个遇难前给母亲打电话的细节是后来知道的，当天在殡仪馆根本无法采访，因为他的至亲都坐在地上痛哭，一个外人在那时候去打扰有点残忍。我只是在确保对方不反感的前提下，抽空跟他的父亲及伯父聊了聊。《“头七”点亮的生日蜡烛》发表后，无意间又得知他遇难前给母亲打过电话的细节，后来当我写 《牺牲》时，自然想到了这个此前错过的细节。

《牺牲》最大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事实价值。文中披露的搜救、认尸、寻亲等信息都是此前媒体报道的空白点，也是外界感兴趣的地方。我一直试图还原现场，希望自己的报道能起到这样的作用：那些对事故信息一无所知的受众，假如看到我的报道，也能有一些身临其境之感，至少要像看电影一样，对这场举国震惊的事故留下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很重要的采访对象是那些在爆炸后不久来到现场且一直在参加救援的消防官兵。他们是离现场最近、对现场最了解的人。他们知道那个晚上已经炸得“没有了路”；他们也知道爆炸现场为什么留下了一个巨大水坑——炸坏的消防栓往外流水可能是积水的一个原因；他们也知道，现场的一个仓库里肉眼可见堆放着许多铁桶，水炮打过去，铁桶就炸开，不知里面存储着什么危险品。

这些受访人从不同角度丰富了我的采访。为了让自己有身临其境感，我还查看了救援录像。

《牺牲》中原本有一些细节，在发表时被编辑删除了，因为他们担心细节真实得令普通读者不适。比如现场散落着很多头盔，有的搜救者找到战友残骸后，还要继续搜救，就用从地上捡来的头盔盛放骸骨，暂时存放在树下，原因是 “不能再让弟兄们暴晒”。见报的报道里也有此类刻画人性的细节。

一些同行认为本文胜在 “白描”，克制地记录了这些细节。许多人总以为特稿就要去渲染。其实特稿跟其他文体并无不同。我所受过的职业训练就是尽量去 “白描”，不添枝加叶，远离主观色彩强烈的描写。

《牺牲》的初稿在我传回报社后并未立即发表。次日，一位编委建议我扩写为整版报道后再发。但我并没有扩写，一是觉得这一主题已经写完，二是没有时间再去修改。文章在8月22日发表，当时爆炸已经过了11天，公众对事故的关注已降温，但本文成了在微信朋友圈里 “刷屏”的报道。爆炸发生一个月后，天津一家媒体将 《牺牲》列为标记天津爆炸事故的 “7个标点”之一： “一篇 《牺牲》的横空出世，再一次刺痛了我们的神经，无比平静的文字，却传达出最震撼的力量。” “震撼”可能是因为，有关人性的故事总是比较受欢迎的，而记录一个好的故事只需平静的文字，事实自己就会说话。在推荐参评第二十六届中国新闻奖时，评语这样写道： “作者采用白描手法，语言简洁生动，深具张力，具有画面感。独家的采访、独家的故事成就了这篇报道。”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记者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