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笛

我的第一次采访

■李红笛

在见到石定果老师之前，我并不能理解 “偶像”这个词的分量。

那段日子里，我也有喜欢的明星，我花钱去看他们的演出，欣赏他们的才华，从他们的经历中挖掘能够激励我的闪光点，因为那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北漂，实在需要每个清晨从外界汲取一针 “鸡血”让自己撑过一天艰辛而看似无望的日子。

那时我每天上午都去北京语言大学 “蹭”一节语言学的专业课，我常在早上六点就从蓟门桥出发，以便在所有学生进门之前，早早坐在小教室的最后一排。有天早上一出门，发现外面居然悄无声息地下了一夜的雪，过街天桥的楼梯被早起的人们踩踏过，成了一面厚实平滑的雪坡。我抓着扶手，把细细的鞋跟插进斜坡，爬上去，踩下来，趁着没人，边走边哈哈大笑：要是求学之路也这么容易解决该多好啊。

像是冥冥之中撞了大运，那天的语言学课取消了，我翻了翻课表决定改听同时间的古汉语。距上课还有一个小时，所有教室都空荡荡静悄悄，可古汉语课的教室远远地就听到人声鼎沸，我快走几步闪进去，抢到最后一个靠边的座位。见不少学生正从其他教室拖来椅子摆在后排坐好，看样子已经习以为常了。很快后排摆满了，再来的学生就摆在过道，过道也满了，最后贴着墙又站了两排人，有进不来的学生还在门口不甘心地徘徊。在大学见惯了 “能迟到绝不按点上课”的懒散氛围，这个小教室居然提前半个多小时就已经满坑满谷，又不是新学期第一课，也不是特邀来了哪位大师，我竖起耳朵听别人交谈，偏就没人聊聊今天上课的这位到底是何方神圣……

八点零五分，一位清瘦的女士走进教室，她一头卷发，戴着大大的眼镜，年纪不小却十分精神。看着下面黑压压一屋子的人，她眯起眼睛一笑，手捂心口微微一躬，说道： “我很惭愧啊。”

我万想不到这种多少老师一辈子难得一见的盛况，竟然没给讲台上的人添一份得意，却换来如此诚恳的敬意。就在那一瞬间，我产生一种精神上被折服的感觉，讲台上的那个人，从此成了我的偶像。

那天的课上我学了什么早就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石老师上课不看教案不看书，典故历史娓娓道来，旁征博引出口成章。快要下课的时候，她问学生们： “你们要参加国庆阅兵的学生方阵吧？” （2009年国庆）学生们答是的，她再次眯起眼睛笑道：“那你们要好好表现，我会在观礼台上看着你们的。”学生们顿时欢呼起来，下课铃声响起，石老师在学生们的掌声中鞠躬下台，离开了教室。

后来我才知道，石定果教授曾师从训诂专家陆宗达先生、许嘉璐先生和王宁先生，是著名的文字学家，也是北京语言大学最受欢迎的古汉语老师，学生们都亲切地叫她 “果奶”，而这位亲切博学的 “果奶”，还是钱钟书先生的外甥女。

2013年底，我机缘巧合地进入检察日报社，以一个纯外行的身份开始了新的工作。入职四个月后的一天，部门主任交给我一个选题，关于不符合汉语语法规律的网络流行语是否应该进行管理的问题。我连忙问： “这可是封面报道，我刚来不久您放心让我写吗？”主任却毫不担心的样子： “你第一次写，正好是你本专业的内容，可以去采访你以前的老师啊。”

终于到了第一次写稿子，第一次去采访人的时候了。北语诸位老师的名字一闪而过，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要采访我的偶像！

辗转了好几位老师和同学，终于要到了石老师的电话。拿起听筒，我的两只手都在发抖，按键按错了好几次。终于电话拨出去，可还没听到蜂音我就立刻挂掉了，再拨，再挂掉……如此重复了四五次，我终于放下听筒，一头撞在了桌面上，心跳如擂鼓一般。深吸几口气，我平复了一下心情。拿起手机，给一墙之隔的同事发了一条短信：采访别人的时候，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呀？下一秒就听到隔壁传来震雷般的笑声……

终于在同事手把手的教导下，我写出了好几页的采访提纲——其实叫台词还差不多，毕竟连 “石老师您好，我是 《检察日报》文艺副刊部的李红笛……”这样的句子都一字一句写出来了，供我打电话时照着念。还好石老师当时只能接受电话采访，看不到我照本宣科的傻样。

万事俱备以后，我终于再次鼓起勇气拨打电话，这次我终于勇敢地等到了蜂音响起，等到了石老师接起电话： “喂？”多年前讲台上那个声音，一个字就把我拉回了那个缩在最后一排听课的瞬间。 “石老师您好……”我声音抖得好像人在参加马拉松比赛， “脑残粉”见偶像，也莫过于此了。

我不记得自己都胡说八道了些什么，只是把该问的问题都问过了，这中间我曾前言不搭后语，曾无意中打断了石老师说话，曾把一个问题重复问了两遍。石老师却一直不急不恼，连我问了两遍的问题，都耐心地给了两遍答案。放下电话，我兴奋得只想大叫，怕惊扰到别人，就像个疯子一样张大嘴，无声地 “喊”了起来。和心中的偶像如朋友般问候、交流， “粉丝”做到这个份上，没有比这更高级的了。

最后文章写得怎么样呢？反正三年后的今天，我自己是不忍卒读的。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无意间在网络上搜索石老师的消息，搜到了一条2014年的新闻： “作为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原副院长，石定果常被媒体追问语言类问题。日前，在政协大会小组讨论会场外，她在电话里接受一个媒体记者采访时称， ‘喜大普奔，累觉不爱，我认为这些词汇生命力不会长久。’”

这话有点眼熟，没错，我就是那个电话里的 “媒体记者”。

（作者系检察日报社文艺副刊部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