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明博

“苦难也有它的尊严，它能使人脱胎换骨。”在时世动荡中，东晋佛学家僧肇不平凡的一生，可以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这句话诠释。

僧肇一生经历了前秦、西燕、后涼、后秦4个王朝。他师事一代名僧鸠摩罗什，参与译经，与僧融、僧睿、道生合称“什门四哲”。他对般若中观的论述，鸠摩罗什读后大加赞誉，称他为“秦人解空第一者”。

乱世之中，是怎样的际遇，让一个默默无闻的抄书少年成长为一位杰出的佛学家？又是怎样的机缘，令僧肇推开了汉传佛教般若空性研究的大门？

抄经投佛门

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374年），僧肇诞生在长安（今陕西西安）一户张姓人家。此时的前秦，国力日盛，国主苻坚提倡儒学与佛教，有一统中国之志，国都长安繁荣富庶，社会安定。

张肇出生后，张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只知道他自幼读书志学，字写得端正秀丽。

张肇10岁那年，前秦与东晋在淝水交战，前秦军队溃不成军，南北形势发生逆转，北方由统一强盛坠入战乱萧条，东晋乘机出兵，收复失地。姚苌、慕容冲等军事力量觊觎长安，长安城内气氛紧张不安。

太元十年（385年），苻坚自长安出逃，被姚苌俘杀。随即，军队入驻长安，姚苌称帝，建立后秦政权，改元建初元年。

从12岁起，张肇及家人一直在战乱中苟活度日。不久，父母亡故，他连衣食都没有了着落。好在他写得一手好字，于是以代人缮写典籍谋生。

对要缮写的书籍，张肇边抄边读，日积月累，得以“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在所抄缮的儒家经典、历史著作及其他古籍中，张肇最喜欢的是《道德经》与《庄子》。

在抄录《道德经》时，张肇被深深吸引，感叹道：“这本大作，写得真是玄妙精微。可是怎样才能解除我思想上的束缚，达到美妙的精神境地呢？我还是找不到方法啊！”在生活阴影的笼罩下，张肇仿佛看不到人生中灿烂的阳光。

不久，有人委托张肇缮写三国时期学者支谦所译的《维摩诘经》。《维摩诘经》中的主角是维摩诘居士。他生活在印度的毗耶离城，家中富有资财，精通大乘佛法。经中记载的主要内容，是维摩诘与文殊菩萨等人交流修学佛法的见地。

张肇抄写《维摩诘经》，也等于通读了全经。维摩诘主张“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他在富裕的生活中“恒观无常”，在妻妾成群中“远离互欲”；又通达“无言无说”涅槃解脱的不二法门……这一切，令张肇一边抄写，一边拍案叫好。

维摩诘不可思议的解脱方式，令张肇心驰神往。然而，眼前破败的居室、简陋的陈设、难以御寒的单衣、饥肠辘辘的肚子，又使他清醒过来。

怎样才能离向往中的佛国更近些呢？张肇决定投身寺院，削发为僧，法名“僧肇”。

姑臧入法藏

投身佛门的僧肇，深入研读佛家经典，“善学方等，兼通三藏”。他“既才思幽玄，又善谈说”，与人辩经时，善于从言语中找出漏洞加以驳斥。20岁时，僧肇已经“名振关辅”。曾有学者不远千里来向他挑战，然而一番辩论后不得不败北而去。

赞誉声中，僧肇并没有迷失自我，依然谦逊好学。他深知对于佛法，自己还需要更深入地领悟。

这时，有天竺僧人来到长安，交谈中说到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目前身在姑臧（今甘肃武威）。听到这个消息，僧肇心动了。

鸠摩罗什是一位精通大小乘教法的西域高僧。为迎请他来长安，前秦王苻坚派遣大将吕光远征龟兹（今新疆库车）。吕光俘虏鸠摩罗什后，率军东归。到达姑臧时，传来苻坚已死的消息，于是吕光在姑臧称帝，建立了后凉国。

后凉政权迷信法术，他们认为鸠摩罗什具有不可思议的法力，将他羁留在姑臧。后秦姚苌、姚兴父子虽多次派人延请，均被拒绝。

姑臧距离长安有千里之遥，但因为高僧鸠摩罗什在那里，僧肇便义无反顾，悄悄地离开长安，踏上了坚定而孤独的旅程。

羁旅姑臧的鸠摩罗什，正苦恼于佛法“无所宣化”，见到僧肇不远千里前来投师，感慨万千。于佛法义理，师徒二人泻瓶相承，一个悉心传授，一个倾心向学。

助师译经论

后秦弘始三年（401年），国主姚兴率军兵抵姑臧，吕隆（吕光之弟吕宝的儿子）无奈将鸠摩罗什送出，僧肇随师同行，于12月20日，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长安。这一年，僧肇28岁。

僧肇随师参见了姚兴。姚兴命他随住逍遥园，协助鸠摩罗什详定经论。

自汉末以来，渐次东来的天竺僧人，有不少定居长安，在此弘扬佛法。长安成为中国北方的佛教中心，最隆盛时，长安居民“事佛者十室而九”。北方的历代王朝为祈求国祚悠长，热衷于征召各地高僧，建寺、造像，对译经、传法给予大力支持。

弘始四年（402年），译经事业在逍遥园中的西明阁开始进行。这一年译出的经典有《阿弥陀经》 《贤劫经》 《大智度论》《坐禅三昧经》《百论》等。在译经过程中，僧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初译出的经论，无论从信、达、雅哪个方面来说都颇有问题。僧肇为《百论》作序时客观陈述了这一事实：因为鸠摩罗什不精汉语，“先虽亲译，而方言未融，致令寻思者踌躇于谬文，标位者乖迕于归致”。

随着译经事业的发展，参与其事的僧人不断增加。当时，僧肇、道生等“领意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旨”，对鸠摩罗什传译的经文，切磋琢磨、争辩研讨，意见统一后，才做定稿。

僧肇在《维摩诘经序》中用文字重现了译经时的情景：鸠摩罗什超凡脱俗，心入佛境，穷尽佛法真理，又精通汉地方言。他手拿梵文经本，边读边译，听讲的僧人俗众满怀虔敬，对他所讲的内容，反复推敲，务求能够符合佛陀说法的原意。

弘始五年（403年），鸠摩罗什着手翻译《大品般若经》。僧肇是参与译经的骨干之一。在传译过程中，鸠摩罗什边译边讲，僧肇等人认真听讲，悉心记录，并修订文辞。次年4月，《大品般若经》翻译完毕，僧肇根据自己对《大品般若经》的理解，写出了《般若无知论》。鸠摩罗什读后大加赞赏，“我对《大品般若经》的理解，也未必胜过你。何况，你文辞更加优美呢！”（原文：“吾解不谢子，辞当相挹。”）

之后，僧肇又参与了《大智度论》的释译工作。《大智度论》共有百卷，于弘始七年（405年）12月译毕。

弘始八年（406年），僧肇协助鸠摩罗什译《维摩诘经》《梵网经》，并为之作序。《梵网经》是戒律类的佛典，此经译出后，僧肇与译场中300余人同受此戒。

弘始十五年（413年）8月，鸠摩罗什逝世。僧肇以沉痛的心情撰写悼文，颂其业绩。他追忆从师游学之事，深情地说：“肇以去圣久远，文义多杂，先旧所解，时有乖谬，及见什谘禀，所悟更多。”

“肇”启般若门

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大乘小乘经典混杂，佛法义旨众说纷纭。虽然般若（指如实认知一切事物和万物本源的终极智慧）是佛法的核心，但在早期传播中，神通比般若更引人重视。

魏晋时期，作为“舶来品”的佛教理论，受玄学思潮的影响，在对般若的认知上，出现了“六家七宗”的不同说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三家：“心无宗”主张“心中无物”，至于客观世界存在与否不必考虑；“即色宗”主张万物都是空的，空是与存在相对应的概念；“本无宗”主张视存在为非有（空）。诸家各执己见，听者无所适从。

在参与译经的过程中，僧肇写下了《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不真空论》等论著，史称“肇论”，主要见解有以下几点：

“般若无知”：知为执着，只有放下执着，才能体会般若；

“物不迁”：执着于物体现象的动与静，都是片面理解；

“不真空”：一切现象都是“不真”的，因此是“空”的。

僧肇秉承中观学说（其中心论题即是“空”），判断一切的存在现象均为“假有”，属于“不真”（空）；“空”不是与存在对应的一种状态，存在是因缘聚合的“假有”，空是因缘消散的“真空”。据《名僧传》载，鸠摩罗什称僧肇为“秦人解空第一者”，认为僧肇在般若中观上得到了他的真传。

僧肇融通中观思想、老庄之学和魏晋玄学，以批评“六家七宗”为起点，为般若中观学的研究推开了一道崭新的大门。当时，他撰写的《般若无知论》被广为传抄，远在庐山的慧远大师读后赞叹说：“像如此高超的见地，未曾有也。”

对僧肇及其“肇论”，当代哲学大家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评述道：“僧肇解空第一，其所作论，以谈至‘有无‘体用问题之最高峰，以后诸公已难乎为续也。”

弘始十六年（414年），即鸠摩罗什去世的次年，41岁的僧肇因病辞世。他与鸠摩罗什对般若学的研究，被后世尊為“什肇山门”。

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一般概括为6个阶段：先秦诸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近代新学。僧肇“融会中印之义理”所作“肇论”，理清了人们对般若思想理解上的混乱，为隋唐佛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之后出现的三论宗、天台宗、禅宗等提供了思想上的源头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