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述贤

摘 要：近几年随着环保工作逐渐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污染场地的治理也日渐开始受到了重视。该文主要针对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现有政策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了污染场地修复项目的资金机制模式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经济政策的建议。

关键词：污染场地 治理 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X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7）01（c）-0071-03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问题正日益受到关注，并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化，场地治理修复需求正逐步得到释放，污染场地修复的政策和资金机制问题日益成为场地修复的瓶颈。因此，该文从经济政策和资金机制的角度对现状做了梳理，并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污染场地管理相关的政策分析

1.1 法律法规及管理政策

受到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国环境保护领域虽然也高度关注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但是一直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到水和大气方面上，对土壤污染问题相对忽视，特别是在当前《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水污染防治法》已经出台，在社会背景下得到广泛的实施，土壤污染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仍然没有得到相应的制定，对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优化开展产生了不良影响。现阶段我国土壤污染方面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形成体系，分散在不同类型的法律法规中，并且只存在原则性的规定，无法对污染场地治理和土壤修复提供科学的指导。

纵观我国土壤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农业环境保护方面的《农业法》《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田灌溉水质标准》等相关法律条款中有所涉及，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合理控制农药、化肥等过度使用造成的土壤污染问题。

防治“三废”污染的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适用于合理预防和治理废气、废水以及固体废弃物不合理处置可能形成的土壤污染问题。

土壤保护本身的有《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主要用于土地管理和再开发。

除了在上述相对零散的法律法规中涉及到的部分土壤污染的法律规定外，我国相关环境保护部门针对场地污染治理需求也出台了相应的意见，希望加强对场地污染治理工作的规范，如在2004年环保局经过系统研究签发的《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保部2008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以及2012年由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四部委的联合通知主要针对工业企业场地变更利用方式，变更土地使用权人时所要开展的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修复等工作做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是目前推动工业污染场地修复的主要法规依据。

此外，在污染场地治理工作开展较早的地方，如沈阳、重庆等地，对污染场地治理修复法规政策也进行了一些地方上的探索。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经过联合分析和研究后共同印发《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重庆市人大常委颁布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这些地方法规都在不同程度上弥补了当地在污染场地治理方面法规政策的不足，对于指导污染场地工作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其他地方乃至全国的污染场地法规制订提供了先行经验和范例。

在重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主要针对土壤修复问题做出了明确限定，在第三十二条中提出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大气、水、土壤等方面的保护，并结合实际需求建立更为完善的调查、检测、评估修复制度，保证土壤修复工作的顺利推进。环保部正加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预计将在2016年颁布出台。近年来，国家真正认识到土壤污染和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土壤污染修复工作方面的专门法律研究和制定已经受到重视，这对推动污染场地修复、规范修复市场将起到巨大作用。

1.2 污染场地标准

1.2.1 质量标准

在质量标准方面，我国在1995年对土壤环境质量控制要求制定的《土壤质量环境标准》是当前土壤污染治理工作中能够参照的最权威标准，在评价和修复污染场地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土壤质量环境标准》的制定时间相对较早，受到当时社会发展情况的影响，在制定质量标准的过程中主要集中在农田土壤环境质量控制方面，与当前以工业污染场地修复为主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已经无法满足新时期场地污染治理的实际需求。

其他土壤环境保护质量标准还包括《展覽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以及在2014年7月份废止的《工业企业土壤环境质量风险评价基准》和《食用农产品产地环境质量评价标准》等，但是这些标准一般都是针对专门问题提出的，所以适用性偏低，无法满足普遍性的场地污染治理需求。如《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就是针对展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控制提出的，一般仅适用于展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项目，缺乏普遍适用性。

但是居住类的项目目前还没有制定科学合理的使用土壤质量评价标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在将工业用地转变为居住用地的过程中，没有相契合的质量标准进行参考，对居住用地项目进行选址的过程中也缺乏相应的质量标准支持，造成在污染场地修复实践标准使用的不确定性和任意性，也造成地方环保部门的监管依据不足，甚至难以开展，居住用地的土壤使用安全存在隐患。

1.2.2 技术导则

在2014年2月，国家环境保护部正式颁布了《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4）、《场地环境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4）、《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4）、《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HJ 25.4-2014）以及《污染场地术语》（HJ 682-2014）。对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程序、方法和术语进行了规范，对场地修复调查、监测、风险评估和治理修复技术选择等环节提供了具体、可操作的技术指导，对污染场地修复工作的规范和评价提供了依据。

1.3 与经济刺激有关的政策

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污染场地修复经济政策，已有的与经济刺激有关的措施也比较分散，与经济刺激有关的政策有如下方面内容。

政策发布日期发布单位主要内容有《关于组织申报历史遗留重金属污染治理2012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备选项目的通知》，发布日期2012.2.14，发改委对于原责任主体属于地方企业的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总投资30%的补助，对于原责任主体属于中央下放地方企业的项目给予高不超过总投资45%的补助。《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2012—2015年），发布时间2012年6月27日，湘政办“十二五”末，重金属企业数量及重金属排放量比2008年减少50%，经过治理，力求2015年铅、汞、镉、砷等重金属排放总量在2008年基础上削减70%左右，“十二五”期间完成项目856个，总投资505亿元。《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发布日期2012年11月27日，环保部、工信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提出了对城镇工业企业污染场地进行管理方面的基本工作任务有：对污染场地的土地用途加以规范有：对污染场地的土地流转问题加以控制；严格排查污染场地；对污染场地的土地流转工作进行科学管理；积极组织开展污染场地的治理和修复工作；严格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治理修复管理；防范场地污染；以“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确认责任主体；强化保障；加强组织领导等。《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发布日期2013年3月27日，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成立专项资金，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支出及其他相关支出。

2 污染场地修复市场基本发展现状

由于污染场地的修复工作存在一定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因此，污染场地的治理研究已经得到了发展，但是污染场地修复和治理仍然是政府部门需要高度重视的、工业企业搬迁后必须解决的重点场地房地，也是产开发工作难点。同时，受到居民健康意识进一步的影响，我国污染场地修复项目也呈现出逐渐增多的发展态势，专业性的场地修复企业逐渐出现，对我国污染场地治理和修复工作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现阶段，由于在污染场地治理方面强制性法律法规存在严重缺失，并且场地修复工作机制也没有得到明确的限定，因此，土壤修复市场尚未得到真正的激活，造成我国土壤修复工作表现出较强的地域性特征，大部分项目由污染企业内部或者当地环保部门进行处理，统一的场地污染治理和修复市场尚未形成。此外土壤修复产业项目具有较高的集中度，也是发展现状中较为重要的问题，绝大多数项目集中在几家大型企业中，其他几百家中小企业只接到了少数订单，甚至还存在部分企业无法接到项目订单的现象，这就对企业发展以及市场良性运行产生消极影响。

3 污染场地修复资金机制

3.1 国际污染场地修复资金机制

3.1.1 美国“超级基金”

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部门设立了“超级基金”，为无法确定责任主体或者能够确定责任主体但是责任主体无力承担费用的污染场地治理提供了相应的保障。1996年，美国政府对“超级基金”的资金规模进行了适当的拓展，从最初的16亿美元增加到85亿美元，“超级基金”保障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而从1982—2013年的30多年时间内，美国社会上共计有1 320块污染场地进入污染控制清单中，然而受到高昂治理费用的影响，最终完成治理的仅有200块左右，虽然数量看似相对较低，却已经是全球领先水平。此外，美国也尝试组织开展棕色地塊治理循环贷款基金示范试点，有效增强了治理资金的持续性。

3.1.2 德国土壤污染基金

德国在场地污染治理方面投入的经费相对较多，环境责任基金体系也较为庞大，具有更为广阔的覆盖面，并且土壤污染基金是这一基金体系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一般来说，德国土壤污染基金主要用于对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无力承担修复责任、多主体之间无法有效确定责任的情况下承担土壤污染治理工作。

现阶段，德国每年大约会在土壤污染治理工作中投入16亿马克，另外还包含一部分政府部门的直接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以及优惠性贷款等。

3.1.3 日本“指定援助法人基金”

日本在土壤污染治理基金的建设方面积极借鉴美国和德国等国家的经验，结合该国实际情况创设了指定援助法人基金，即在相关法律条款的限定下向制定区域内无过失购入污染场地但是无力承担治理资金的土地所有者提供相应的治理资金援助。日本“指定援助法人基金”主要由4个部分所构成，即国家预算、向产业界组织和个人收取的费用、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以及土地所有者自己承担的资金。

3.2 国内污染场地资金机制

现阶段，我国污染场地的修复尚未得到系统管理，因此没有构建与明确合理、权责一致的资金机制。

我国前期场地土壤修复工作中的场地基本上以工业用地为主，除了少部分国家试点的修复场地之外，这些被修复的场地主要位于老城区的中心地段。房地产开发价值相对较高，并且由工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产生了良好的溢价收益，场地修复费用仅占溢价收益的小部分，因此，场地修复工作往往在商业利益的作用下自发运行。

当前我国在矿山和农田污染场地修复方面开展的项目相对较少，但是在当前城市内部污染场地已经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对矿山和农田的修复必然会逐渐提上日程。就修复资金机制来说，由于在矿产开发时，已经提取了矿山修复保证金的费用，可以作为矿山修复的一个来源，但对于年代久远的废弃矿山和无主矿山的修复还依赖于财政的投入。

农田由于其本身经济产出十分有限，目前农田污染的治理费用主要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治理费用进行了明确规定，提出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在财政预算工作中对这部分资金进行合理安排，借以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的保护工作，加强生活污水和废弃物处理工作，促使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工矿污染等情况得到了改善。

4 当前我国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现阶段对我国污染场地治理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可以发现，我国污染场地治理修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是法律法规缺失。土壤污染防治和修复法规缺失，土壤污染的法律责任主体以及污染者在治理过程中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问题尚未得到明确的限定，严重局限了土壤修复产业的顺利发展。

二是资金渠道单一。土壤修复项目资金以政府支持为主，造成资金缺口较大，在缺乏稳定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的情况下无法在短期内取得良好发展成效。

5 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经济政策建议

对于目前面临的污染场地修复中存在的问题，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提出以下3个方面政策建议。

5.1 建立多资金来源的“土壤污染治理基金”

“土壤污染治理基金”的建立应该由政府部门牵头，探索多渠道资金来源，如中央财政划拨专项资金、结合土壤污染情况向企业增收差异性的附加税；地方政府实施配套投资；向加工或者消费含有持久性污染物品的企业或者个人征收相应的消费税；由污染场地的责任主体承担部分治理和修复费用；向固体废弃物持有者征收差别化费用；向土壤修复企业征收一定比例的税费；向土地修复过程中出现的增值出售盈利征收相应税费。

5.2 出台财税政策为土壤污染治理提供良好的支持

基于当前我国土壤污染治理的实际情况，要想进一步提升治理水平，还应该针对具体的问题出台适用性较强的财税政策。其一，针对直接造成场地污染的企业应该征收一定的污染附加费；其二，向加工或者使用含有持久性污染物品的企业或者个人征收相关消费税；其三，对于间接造成土壤污染的企业征收低水平的污染附加税；其四，向从国外进口有害固体废弃物的企业或者个人征收一定的环境税；其五，对积极从事污染治理和修复工作的相關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减免政策支持。这样政府部门结合上述5点制定科学合理的税收标准，能够为土壤污染治理工作的优化提供良好的支持。

5.3 加大PPP模式推广力度，积极引入民间资本

PPP模式具体可以称之为“政府-企业-合作”模式。政府和企业双方建立相应的合资公司，来组织开展经济合作，并且企业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获得相关项目的长期特许经营权或者项目收益全，而政府部门借助企业的配合也应该积极引入更为专业、先进的技术和资源，进而促使场地污染和土壤修复治理工作取得良好的发展成效。例如：我国政府在湖南湘潭的重金属污染整治工作中就尝试引入了PPP模式，促使政府部门与土壤污染治理企业永清集团进行合作，共同成立了合资公司，促使工业场地污染治理和土壤修复工作得到顺利推进。在完成修复工作后还将原污染工业场地打造成为多功能的生态新城，永清集团在土地交易盈利中获得了丰厚的治理收益。

参考文献

[1] 张广鑫，邵春岩，陈辉.重金属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治理技术体系研究[J].环境保护科学，2012（6）：37-40.

[2] 苏燕，陈辉，王坚，等.对工业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创新机制的思考[J].环境保护科学，2016（4）：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