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茜

“洋留守”村落中DV录像的运用与分析

□江茜

在东岸村这个“洋空巢”村落中，岛上村民与国外亲友的重要联系方式并非传统常规的电话或QQ视频，而是DV录像。本文介绍的即是自2000年起到2010年左右，DV录像这一特殊媒介在东岸村的广泛运用。本文将从选择原因和媒介功能入手来分析DV录像的使用情况。

洋留守；DV录像；媒介功能；媒介使用

东岸村坐落于福州市闽江入海口的粗芦岛东面。20世纪80年代之前，村里人多以出海捕鱼为生。及至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男女开始大量前往国外打工，自2000年起村里逐渐只剩下老人和留守儿童。身处他乡的东岸村民需要不停工作以维持生计，养育子女成为一件奢侈的事——男女双方均无法放下工作来教养子女，时间成了最大的问题。将子女送回国内交给父母抚养成了在美国的东岸人的首选。在2000年至2010年间，有80余名在美国出生的儿童被父母送回了东岸村，再加上父母出国前在东岸村出生的儿童，东岸村留守儿童的数量十分庞大。如何了解身处国内的子女的成长情况成了海外东岸人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他们选择了DV录像。

一、选择原因

2000年后，可供在美国的东岸人选择的可联系国内亲人的媒介主要有书信、电话、DV录像以及QQ视频通话这四种方式。其中，由于老一辈人不识字、信息承载量过小以及传递时间过长等原因，书信实际上已被淘汰。余下的电话、DV录像以及QQ视频三种媒介可供选择。

QQ视频通话是一种非常方便的实时通话视频工具，被广泛地运用于各地华侨相互联系或同国内亲人联系的过程中。但在东岸却并非如此。QQ视频硬件要求高，首要条件就是互联网络和电脑。从互联网络层面上看，东岸村地处闽江入海口的粗芦岛上，铺设网线的难度本身就大。再加上岛上年轻人大量向外输出，对互联网络的需求能力不足，直到2005年岛上才通了网络。就电脑层面而言，在2000年前，电脑可谓是奢侈品。身在国外工作的东岸人实际上是消费得起电脑，但是买电脑用处不大，性价比也不高。因为东岸村里以老人居多，他们对于新事物、新技术的接受和利用能力不足，更遑论利用QQ来与身处异乡的亲属进行通话。因此，即便QQ视频对于身处国外的东岸人而言是最佳的联系方式，但囿于硬件和主体条件所限，这种媒介被他们束之高阁。

正因如此，电话成为岛上老人同国外子女相互联系的主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电话是东岸老人同他们子女联系的主要方式，但并不是留守儿童同他们父母联系的主要方式，原因有二。其一是时差问题。众所周知，美国同中国有时差，通常当身在粗芦岛上的儿童最为清醒、最为兴奋之时正是他们身处美国的父母酣睡之际。其二，电话本身只是传输声音的媒介，在东岸村的留守儿童本身就处于牙牙学语的阶段，即便是有时候可以接到他们父母的电话也不能很好地进行沟通，再加上小朋友耐心有限，电话这一媒介对他们而言并不实用。而且由于小朋友每天都在成长变化，只能传输声音的电话无疑是无法满足身处他乡的父母想要清楚子女成长状态、模样变化的需求的。

基于上述原因，DV录像进入了海外东岸人的视野。首先，DV录像这一媒介本身是对个人视觉形象和声音的一种记载。虽然其传播带有一定滞后性，但可以作为电话媒介的补充。其次，在外工作的东岸人收入较高，可以承担家用DV录像机高昂的价格。根据一名东岸“依伯”的说法，2001年，他女儿就给他寄了一台Sony的家用DV录像机，用于为外孙女拍摄录像，当时的价格约为人民币一万多元。其三，家用DV录像机易于老人使用。事实上，村里的老人只要掌握DV录像机的几个基本功能就足够了，而导出录像刻盘等技术要求较高的工作可以拿到头镇专营店里完成。其四，儿童愿意配合摄像。大多数儿童有着喜爱表演的天性，他们乐于在DV录像机前展示自己，以期看到自己在电视上出现的样子。

二、媒介功能

就DV录像本身而言，其功能繁多，包括历史纪实和个人经验、社会观察与事实剖析、文化建设与公共教育、民间叙事与快乐生产和生活记录与社会消息。但回归到作为连接东岸村里老人、儿童和海外东岸人情感的媒介，DV录像的功能也就回归到其最初也最本质的三大功能：表达功能、沟通功能以及文化功能。

（一）表达功能

毋庸置疑，DV录像最为本质的价值就是它的纪实价值，这一价值能够更好地客观再现现实本身。

在东岸村老人摄录的DV录像中，大致包含五方面内容：东岸儿童及老人的日常生活纪实；生活环境变迁；家族中大事纪实；东岸村社群生活记录；民俗活动纪实。这些内容在时间上呈现由单一到多样，在数量上呈现由少至多的总体特点。据笔者了解，产生这一变化趋势的原因在于东岸很多老人在刚拿到家用DV录像机时，操作并非非常熟练，在拍摄内容上也基本以东岸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为主。随着东岸老人的对录像机的操作熟练程度不断加深，自己也有了更多的拍摄记录欲望，再加上留守儿童的日常生活这样单一的内容无法满足海外东岸人想要更多、更具体地了解家乡近况的需求，DV录像记录的内容被一再丰富。

在DV录像表达内容一再丰富的同时，还呈现生活化、时序化和碎片化三个特点。

就生活化而言，除了DV录像记录的是东岸村老人和儿童的日常生活外，还意味着DV录像本身就成为东岸老人和小孩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事实上，DV录像中记录的日常生活经历了从前台到后台的过渡——村里的很多老人承认在最开始录制录像时会好好将小朋友打扮一番，有时还会在录制开始后的几秒钟郑重其事地说一段开场白来介绍小朋友的成长情况。但随着录制时间越久，经验越丰富，大张旗鼓的准备过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最随意、最自在的生活状态——精心准备的前台同真我本我的后台之间的界线在DV录像生活化的过程中被消解了。甚至很多时候，老人将孩子或蓬头垢面，或嚎啕大哭，或无理取闹的画面也记录下来，供身在国外的孩子父母观看。

而DV录像表达内容时序化的原因则在于拍摄录像的东岸老人对剪辑技术的欠缺。受文化和视野所限，东岸老人对录像的要求并不高，这也导致了DV录像中所记录的内容全部是按照时间顺序呈现东岸留守儿童的成长状况，刻成的光盘中没有插叙、倒叙这样的叙事蒙太奇。但就是这样完全走时间顺序的DV录像，也已可以让海外东岸人对自己小孩的成长感同身受，产生一种极强的在场感。

DV录像表达内容的碎片化特点，实际上是DV录像本身生活化的一个附带品。正是因为DV录像本身成为东岸老人、儿童生活中的一部分，所以一旦碰到值得记录的生活片段，就用DV录像机拍摄也就成了家常便饭。笔者就观看过几碟跳跃十分频繁的记录光盘：前几秒录像中的小女孩还在床上蹦蹦跳跳，后几秒她就在屋外空地号啕大哭，再之后她又很专注地在大厅吃麦芽糖……这些片段之间没有明显的衔接逻辑，显然是随手拍摄。

正是因为这样的生活化、时序化和碎片化，东岸村老人拍摄的录像简单、质朴，没有任何剪辑技巧，但针对性极强，是对真实生活全景式的再现，能够直击心系故土、亲人的海外东岸人的内心。

（二）沟通、连接功能

哈罗德·伊尼斯虽已离世60余年，但其著作《传播的偏向》至今仍为传播学界歌颂、揣读。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媒介“时间—空间偏向”的理论。哈罗德·伊尼斯认为：根据媒介的特征，某种媒介可能更加适合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而不是空间上的横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笨重而耐久，不适合运输的时候；另一种媒介也可能更加适合知识在空间上的横向传播，而不是适合知识在时间上的纵向传播，尤其是该媒介轻巧而便于运输的时候。所谓媒介或倚重时间或倚重空间，其涵义是：对于它所在的文化，它的重要性有这样或那样的偏向。

DV录像这一媒介无疑是倾向于空间偏向的。东岸村的老人将磁带拿到头镇导出制作成光盘，通过邮政包裹或来往于国内外的亲戚、邻居，将光盘送到国外的子女手中。录像光盘轻便却内藏巨大信息量，适合在空间中进行横向传播，将东岸村中老人与儿童的音容笑貌传递到美国各地，因此它是一种偏向空间的媒介。

在伊尼斯看来，时间偏向的媒介倾向相对稳定的政治集权，有利于宗教的传承和帝国的持久稳定；空间偏向的媒介倾向远距离管理，有利于帝国的扩张。DV录像这一媒介功能之于海外东岸人自然没有“有利于帝国的扩张”这么巨大的功能，但它作为连接海外东岸人和国内老人、儿童的媒介，其强大的沟通、连接功能亦不能被忽视。

事实上，DV录像在人际交往中沟通的不仅仅国外和国内，它还将国外东岸人亲戚之间以及国内东岸村内邻居之间相互联系起来。很多在海外的兄弟姊妹之间会相互邮寄录像观看并讨论国内家人、朋友的变化；而在东岸村内，要好的邻居也会互相观看对方拍摄的DV录像，并让录像内容成为他们谈话的内容。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一个个固定交往的甚至不断扩大的社群，而DV录像就成为衔接这一个个社群的纽带。

（三）文化功能

除了表达功能和沟通功能，DV录像实际上还有显著的文化功能。前文有述，东岸村老人所拍摄的录像内容包括民俗活动和家族大事。这些内容传递出一股强烈的“故土”意味，对国外东岸人而言是一种文化输出和牵绊。同时，录像中的内容也真实反馈了民俗文化的变迁，甚至从侧面记载了一个从“洋留守”村落到“洋空巢”村落的形成过程。无疑，这都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

以大头娃娃为例。大头娃娃是一种汉族民俗道具，在汉族民间有很多相关的传说，认为它可以使庄稼丰收、人民生活安康。在东岸村每年春节亦有大头娃娃出现，当地人称其为“hai yang”（两字都读第一声）。每年大年二十七或二十八，就会有年轻人穿上古装，套上大头，走街串巷向每家每户拜年，说些吉祥如意的话语，放鞭炮、发零食。礼尚往来，每家每户的主人也会给“hai yang”一定的钱财。每当这时，村里的留守儿童无不欢天喜地，在街头巷尾追着“hai yang”笑闹——这些都被忠实地记录在DV录像中，也给身处国外的东岸人带来许多有关儿时回忆的联想。但是到2008年，录像中便再没有出现“hai yang”。当地老人告诉笔者，由于东岸村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而“hai yang”带着大头走街窜巷又是个体力活，只有年轻人才能承担，再加上自2005年后便有许多儿童回到他们身在国外的父母的身边，村子里的热闹气氛已经大不如前，因此，到2008年春节时便没有“hai yang”出现了。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DV录像可以反映东岸村民俗的变迁过程，由此可以深究其变迁原因，对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三、结语

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娱乐至死》和《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等著作里都指向一个中心主题，即媒介技术对人类社会和人自身的思维、行为的影响。DV录像是在外漂泊的东岸人在QQ视频无法实现，电话无法充分满足对视觉的要求的情况下使用的补助型媒介，却真实改变了东岸村老人、小孩的生活方式。偏向于空间的DV录像用其未经加工、直白琐碎的内容沟通起国外东岸人与国内的父母、子女，进而从侧面记录了“洋留守”儿童的离去，“洋空巢”村落的形成。

1.彭丽琴.新媒体的传播研究偏向[D].厦门大学,2014.

2.于洁.自媒体影像的视觉表达与功能研究[D].浙江农林大学,2014.

3.百度百科：大头娃娃词条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