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 森

章学诚《文史通义》及其修志境遇之杂谈

梅 森

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是史学理论的高峰，其本人被推崇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究其一生，章学诚智慧地把短期的方志编纂与中长期的史学研究有机结合，从修志讲学卖文中获取学术研究的营养和学术研究的物质保障。中华民族少了一个胥官小吏而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封建时代的地方志编纂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性，章学诚一生修志十修九无善终的根源就在于此；有的专家将之归结于章学诚的性格原因，实际上这只是较小的因素。生前落魄，生后辉煌，正是封建时代文化名人的通例，也正是文人学者依附性的必然。作者认为，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研究的成就大大高于其修志成绩。章学诚《文史通义》断续研究和生后成书的过程，以及颠沛流离投入幕府又很难实现修志抱负的惨淡人生，令人唏嘘。但去世120年后终被推崇，拨开沙尘始见金玉，堪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幸运。告诉世人，浮云中，学问才是久远的。章学诚做学问的独特智慧可能无法学到，但其始终不忘的学术初心，权宜忍耐坚持永不屈服的精神是每个真心做学问的人可以学习到一二的。

章学诚；文史通义；修志实践；境遇感悟

章学诚（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其《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在史学流派方面，章学诚被称为黄宗羲开创的浙东史学派乾嘉时期的代表。黄氏故后，章学诚不仅继承了浙东学派注重史学研究的传统，而且在史学领域创立了自己的尚意史学理论，因而后世称他为浙东史学的殿军（最后的领军人物）。在方志学方面，因其《文史通义》外篇中较前系统全面的古代方志学研究，一生参与编纂的方志甚多，故章学诚又被称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者。

一、章学诚生平

章学诚在世为乾隆三年至嘉庆六年（1738—1801年）。其一生所著绝大部分生前未刊，散佚颇多，代表作《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被中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誉为“清代唯一之史家”。梁还指出：“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

章氏家族在清代是会稽的巨姓望族，远祖从福建迁至浙江，祖籍在今绍兴市上虞区道墟镇。章学诚的祖父是一位候选经历（职掌出纳文书），家藏不少书籍，且对历史有研究。父亲章镳勤于治学，于史学、古文辞以及书法等均有造诣。章学诚自幼对经学和史学理论有浓厚兴趣，所发议论常令长者吃惊，显示出良好的资质。康熙中期，章镳把家从道墟迁至绍兴府城南门内善法弄。章学诚即出生于此。章学诚晚年所构筑的居所，位于今绍兴市区辛弄1号（今章学诚故居），系清代建筑，坐北朝南，三开间屋面。为绍兴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十五六岁时，章学诚随父亲到湖北应城（章镳出任知县）。章学诚厌倦科举，抄录春秋内外传及东周、战国时的子、史书籍，重新组合，编纂成纪、表、志、传体裁的史书共100多卷。可见他在青少年主要经历就用在历史编纂方面。后被“馆师发觉，呵责中废”。可见，仿纪传体的体裁方式章学诚年幼时就尝试过。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其父罢官，贫不能归浙，侨居应城。父亲先后主天门、应城讲席（儒师教授）。由于父亲罢官，章学诚也“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氏遗书》（嘉业堂本，下同）卷二十二。，故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路。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23岁的章学诚第一次赴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结果没有中举。他一生七应乡试，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得登举人第，第二年又中进士第，这一年章学诚已41岁。他觉得自己“登第在四十外，则命使然”，无心作官，依旧靠笔墨为生。“自以迂疏，不敢入仕”②章学诚：《柯先生传》，《章氏遗书》卷十七。而不曾得官。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章镳主纂《天门县志》，27岁的章学诚参与并作《修志十议》，其对于修志一事的主张开后来之先路。“十议”包括议职掌、议考证、议征信、议征文、议传例、议书法、议援引、议裁制、议标题和议外编。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章学诚29岁萌生撰写史学理论著作的想法，立下为学并非为浮名的誓愿。他说“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对前人的历史编纂“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他要“约为科律”编著历史学理论；促使他撰写《文史通义》。③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章氏遗书》卷二十二。

此前，章学诚虽屡试不第，却在京城幸遇内阁学士朱筠（清著名文献学家、藏书家、学者，后任安徽学政、《四库全书》纂修官），并以师事之。朱筠很赞赏他的才华，特请他到家中设馆。朱筠家中藏书极多，章学诚因而遍览群书。朱筠每每提携他，章学诚开始了未仕没有田产，靠充当幕僚、主讲书院、编书修志卖文的一生。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经朱筠举荐，以国子生预修《国子监志》。章学诚由此进入太学（古代的国立大学）志局，参与《国子监志》编修，但他觉得处处受牵制，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干，尤其志局监领嫉贤妒能，排挤真才实学之士。数年之后，章学诚愤然离开志局。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中举前一年，任国子监典籍（国子监下属四厅之一，保管国子监书籍和乾隆御笔册等）；并主讲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古中山国国都）定武书院。此后，为生计所逼，先后执教肥乡（今属邯郸市）清漳、永平敬胜（永平府知府治所卢龙县城内的“敬胜书院”改为“永平府立中学堂”，后李大钊读书的学校）、保定莲池诸书院。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同年，章学诚在安徽学政朱筠举荐下，应和州知州刘长城之聘纂修和州志；稍后应河北省永清（今廊坊市）知县周震荣之邀总裁《永清县志》；应亳州知州裴振之邀请纂修《亳州志》。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朱筠逝世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章学诚入河南巡抚毕沅幕府，并借其力在开封设局主编《史籍考》，且主讲归德文正书院。《史籍考》为毕沅的弟子周震荣牵线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开局编纂，背景是四库全书成书。“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①章学诚：《章学诚致书洪亮吉》，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三月初一日。，半年多后，毕沅升调湖广总督，章学诚失去支持，《史籍考》中辍。无奈章学诚再投毕沅的湖广总督幕中，帮助毕沅编《续资治通鉴》《湖北通志》。嘉庆二年（1797年）六月，毕沅病逝于湖南辰州军营；去世后因和珅案牵连，被嘉庆皇帝下令剥夺世职，抄家。章学诚被迫离开湖北，辗转江淮，入安徽巡抚朱珪，扬州盐运使曾燠幕府为幕客。晚年贫病交加，双目失明，然著述未断。嘉庆六年（1801年）十一月病卒，终年64岁。次年（1802年）与其妻妾合葬山阴芳坞（今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方坞村章家田头），墓地于20世纪60年代被当地村民拆毁。②章学诚先生生平参考范耕研《章实斋先生年谱》，文史哲出版社1979年版。

二、撰写《文史通义》的目的和义旨

离开国子监志局后不久，他给器重他的朱春浦（曾任顺天乡试考官）写信，陈述离开志局的原因和今后的打算。他说：“（我，章学诚）是以出都以来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书虽未成，大旨已见。”③章学诚：《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章学诚在这里通过叙述唐刘知幾在仕途、史馆的遭遇，包括任九品获嘉县主簿十九年没有升迁，担任六品史官“著作佐郎”，馆内互相排挤，“凿枘相违，龃龉难入”，（凿枘，即木结构建筑的“卯榫”）；后“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并没有给刘知幾的功名追求带来多少帮助。故长安二年（702年），刘知幾开始私撰《史通》，后成伟著；不仅暗示了自己离开国子监志局的原因，同时表达了自己撰写《文史通义》的原因和志向。

此后，在艰难的条件下，章学诚始终治学不辍。他曾说过：“学问之事，……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治学），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④章学诚：《与史余村论学书》，《章学诚遗书》卷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

刘知幾的《史通》，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树立了第一个高峰，后人若要赶上或超过他，就必须寻找突破口，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史通》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提出修史需“才、学、识”三长（所谓良史必有三长：才，学，识。才者，文笔之精妙也；识者，选材之精当也；学者，史料之精熟也）

伟人自有个性，特立独行，古今亦然。章学诚青年时在史学理论方面就崭露头角，人们把他与刘知幾相比，他不同意，分辩：“截然两途，不相入也。”⑤章学诚：《家书二》，《章学诚遗书》卷九，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一书中大力倡导“史意”，言刘知幾所未言，才得以在中国史学理论上树立起第二座高峰。

“史意”是章学诚理论体系中核心内容。中国传统中，“意”有“意义”和“意味”之分（如“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章学诚将“史意”范畴引入“意味”的新境界，呈现了中国传统史学认识论中未被充分注意的一面。⑥章益国：《章学诚的“史意”说》，《学术月刊》2015年第4期。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三书、四体），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文史通义》卷六外篇一“方志立三书议”集中阐述之。

在《文史通义》中章学诚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历史观，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在总结前人修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志属信史”“三书”（志、文征、掌故）、“四体”（仿正史纪传体，设记、谱、考、传）、“方志辨体”（志属信史）和建议州县“特立志科”等重要观点，创立了方志学，从而奠定了章学诚在史学与方志学中的重要地位。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二个目的，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他所谓的“校雠”，并不局限于厘正错误，更主要的是辨学术、考源流。他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①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章氏遗书》卷二十九。“班”，东汉班固《汉书》；“刘”，西汉的史学、文学家刘向，著有《战国策》；“《雕龙》”，南朝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

章学诚校雠得失理论主要围绕史学著作。据此，许多学者认为《文史通义》是一部中国史学批评史或史学理论著作，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文史通义》一书也包括对文学，尤其是历史、文学的品评和校雠。②百度《文史通义》词条。

三、《文史通义》写作出版与内容结构

章学诚未曾明确说过，后人只能通过他的行迹和言谈推测其《文史通义》的写作和刊刻。

《文史通义》一书的动笔时间，应当在他出都的次年，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动笔撰写，时年35岁。

章脱离仕途，一生贫穷。为了生计常常要投靠掌握史志编纂资源的当权者，纯属依附性，不得不四处奔波，不可能安稳坐下来从事学术研究，故《文史通义》写作断续，艰难缓慢（先修志、整理史籍吃饭，后进行《方志通义》学术研究）。章学诚逝世前一年，因为积劳成疾，已经双目失明，即使这样，仍笔耕不辍。但天不假年，他早已列入计划的《圆通》（佛教“一切众生本有之心源”）、《春秋》等篇还未及动笔，便遗憾地过世了。可见，《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自章学诚35岁起，至他64岁逝世时止，历时29年。但严格说来，仍没有写完。

《文史通义》的价值和学术地位，章学诚在世时很难被普遍认可。他自己也曾说过：两百年后才会被世人所识。民国9年（1920年），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幾、郑樵上。”③郑樵，宋代史学家、目录学家。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简称《方志学》）认为：“方志学自实斋起”。此文、此语刊载在民国12年（192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上，距嘉庆六年（1801年）章学诚去世已有122年；没有章学诚说的200年那么久，可谓天道酬勤，学道酬苦。

历史上章学诚《文史通义》的版本有：（1）《章学诚自刻本》数十页，为章氏次子章华绂手抄蒐集，现藏於北京图书馆；（2）道光十二年（1832年）章华绂首刊于开封，称为大梁本；（3）咸丰元年（1851年）《粤雅堂刻本》（翻刻本）；（4）光绪四年（1878年）刻本《文史通义》；（5）光绪十九年（1893年）刻本《文史通义》；（6）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南劝学书舍刻本《文史通义》；（7）民国11年（1922年）吴兴嘉业堂刊本，又称《章氏遗书》；（8）民国13年（1924年）广益书局石印《张实斋文史通义》；（9）民国34年（1945年）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文史通义（校准通义）》；（10）1956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文史通义》；（11）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仓修良《文史通义校注本》；（12）1997年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通义全译（上下）》；（13）2012年中华书局铅印本《文史通义（上下册）》（罗炳良注译本）；（14）2012年中州古籍出版社《文史通义》（钱茂伟等注译本）。可见，章学诚生前因为生计、经济相对拮据，加之文稿未竣等原因没有版梓，而是去世后由子女编印行世。

《文史通义》内容结构。共8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5卷，外篇3卷。内篇5卷主要是史学、其次文学，涉及哲学、社会学等领域；外篇为方志文论和编纂实践的序、序例及来往探讨方志的书信。

内篇5卷：内篇卷一（易教、书教、经解上、中、下）；内篇卷二（原道、原学、博约、言公上、中、下）；内篇卷三（史德、史释、史注、传记、习固、朱陆、文德、文理、篇卷、天喻、师说、假年、感遇、辨似）；内篇卷四（说林、知难、释通、横通、繁称、匡谬、质性、黠陋、俗嫌、针名、砭异、砭俗）；内篇卷五（申郑、答客问上中下、答问、古文赋、古文十弊、浙东学术、妇学、妇学篇后、诗话）。

外篇3卷（主要谈方志）：卷六外篇一，包括方志立三书议、州县请立志科议、地志统部（与洪亮吉）、和州志皇言纪序例（序例：形式与性质）、和州志官师表序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中下、和州志舆地图序例、和州志田赋书序例、和州志艺文书序例、和州志政略序例、和州志列传总论、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中下、和州志文徵序例等16篇；卷七外篇二，包括永清县志皇言纪序例、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永清县志职官表序例、永清县志选举表序例、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永清县志建置图序例、永清县志水道图序例、永清县志六书例议、永清县志政略序例、永清县志列传序例、永清县志列女列传序例、永清县志阙访列传序例、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永清县志文徵序例等，共21篇；此外有亳州志人物表例议上中下、亳州志掌故例议上中下。卷八外篇三，包括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与甄秀才论文选义例书；此外是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即胡知府）、天门县志艺文考序（艺文论附）、天门县志五行考序、天门县志学校考序、与石首王明府论志例、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乾隆三十八年癸已1773年夏宁波道署）、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覆崔荆州书、为张吉甫司马撰大名县志序、为毕秋帆（毕沅，太仓人，学者型官员）制府（巡抚））撰常德府志序、为毕秋帆制府撰荆州府志序、为毕秋帆制府撰石首县志序、书武功志后、书朝邑志后、书吴郡志后、书姑苏志后、书滦志后、书灵寿县志后等22篇。后附《文史通义》序跋。

章氏在《文史通义》中的观点主要包括：六经皆史论。六经是《诗》《书》《礼》《易》《乐》《春秋》的合称，记有古代的典章制度，“皆史观”体现其学术必须切合时事的思想。认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义”指历史观点，“事”指历史事实，“文”则是表达的文笔。无论史还是志，全而囊括之。并在唐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外增加“史德”，指出史德是良史的基本素质，心术不正者不可治史修志。章氏把史书就其性质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或称为著述与比类、著述与纂辑），是古代第一个严格区别史著与史料的史学家。他把方志学上升到史学研究的高度，认为方志乃史体，与地理不同，地理之学自有专门①章学诚：《跋湖北通志检存稿》。，从性质上给方志与历史地理（沿革地理）予区别。在体例上，主张方志立三书（志、文征、掌故），即记载大事记和人物的通志、记载典章制度的掌故、记载文献诗文的文征，以及作为附录的丛谈。为了常态化征集文献资料，便于编修方志，提出各州县建立志科（机构）。章学诚的方志观集中在《文史通义》外篇3卷中。

四、章学诚的修志实践

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加之本人不愿屈服时俗和不善处理人际关系，尤其是所处时代学术对官方，尤其对官员个人的依附性，章学诚的修志实践与修志理论比较，前者不及后者。所修志书全终者少。

章学诚一生参修地方志11种，分别是乾隆时期的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大名县志、亳州志、麻城县志、石首县志、常德府志、荆州府志、湖北通志、广济县志（1部通志、2部府志、2部州志、6部县志）。其中和州、永清、亳州、湖北4部志书任主纂（纂）；天门、常德、大名、荆州、石首、麻城、广济6部志书参与编纂（麻城为裁定）；和州志、亳州志、荆州志、湖北通志4部没有版梓。（以下没有出版的志书均不加书名号）

乾隆三十年（1765年）本《天门县志》，胡翼主修，章镳（章学诚父亲）主纂。章学诚参与编纂，留下珍贵的《修志十议》，后与主管意见不合而愤然离开。乾隆三十八（1773年）、三十九年（1774年）编纂的和州志，章学诚平生第一次独立用自己的方志理论开展修志实践，但没有完稿，仅部分稿流播。朱筠、刘长城调走离职后，新知州要在其中增加含山县内容。和州为直隶州，州治和县，辖含山县，章学诚与知州意见不合，携带文稿离开，后被其子辑成《志隅》20篇编入《文史通义外篇一》。可见今天一些方志辞典把章学诚乾隆《和州志》称为名志，实则捕风捉影、以讹传讹；或明知《志隅》20篇就是章学诚的和州志稿，还要用《乾隆和州志》渲染名人，实乃违背史实。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张维祺修、李棠纂的《大名县志》，乾隆六十年（1795年）王维屏主修、徐古彦纂的《石首县志》，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应先烈主修、陈楷礼纂的《常德府志》，此三志中，章学诚各只编写了序和目录。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黄书绅修、章学诚裁定的《麻城县志》，章学诚作有凡例、目录、文征序例、掌故序例各一。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崔龙见修的荆州府志，章学诚只作有序。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黄恺主修、陈诗主纂的《广济县志》，章学诚只留下《报广济黄大尹论修志书》。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编纂的亳州志，由裴振主修，章学诚纂，被方志学界认为：最能体现章学诚“三书”“四体”编纂理论的一部志书，“掌故”与“人物表”的设立，是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迈入成熟的标志。但亳州志佚失得更为干净，仅有人物表例议和掌故例议各3篇，每篇不过千余字，幸后人编入《方志通义》卷七外篇二中。

乾隆五十年（1785年）毕沅主修、章学诚主纂的《湖北通志》。毕沅在任时，章学诚可以“别裁独断”用自己一套理论组织编纂，一旦毕沅去职，反对者蜂拥而上横加指责，章学诚被迫离开。后人编辑的《湖北通志稿（乾隆）》，又名《湖北通志检存稿》《湖北通志未成稿》，收章学诚《为毕制府撰湖北通志序》《通志凡例》《总目》及纪、表、考、略、传、掌故、文征等义例与部分志书正文，并附有《湖北通志辨例》，主要是章学诚作为总纂起草的编纂原则方案和篇目框架。章氏临终嘱萧山王宗炎整理遗稿，编次汇订为《检存稿》4卷、《未成稿》1卷，至民国11年（1922年）始由浙江吴兴刘承干分别收入《章氏遗书》卷二十四至卷二十七及卷三十三中，得刊行于世。可见，乾隆湖北通志与和州志命运相同，并未刊梓。

惟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由周震荣修、章学诚任主纂的《永清县志》保存完好，是章学诚一生唯一担任总纂完成的一部志书。章学诚为各门类均拟定了编写原则与形式要求——序例（具体的部分的编纂实施方案），包括各类纪的序例、表的序例、图的序例、书的例议、略的序例、传的序例、文征的序例、诗赋等叙录等。但该志也并没有完全实现章学诚“三书”“四体”的理想。没有将掌故专列一门，而是按照当时常规的吏、户、礼、兵、刑、工“六书”形式编纂。章学诚本人也说：“永清全志颇恨芜杂”。①章学诚：《清漳书院会课策问》，《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一个“恨”字，充分体现章学诚即使担任总纂，也不可以按自己的想法修志的痛苦和遗憾。这大概就是官修志书、众手成志的特点。②章学诚参编志书情况，参见《张实斋参修诸志书目表》《章实斋参修诸志篇目表》（张树棻纂辑《张实斋方志论文集》325—326页，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重印）。

五、章学诚《文史通义》研究与对其修志人生的感悟

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的研究，最早在民国初年，主要有梁启超、胡适、姚名达、何炳松等。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章学诚学术思想有总体评价，胡适、姚名达、何炳松等均编撰、增补《章实斋年谱》。之后，有王大曼著《章学诚先生评传》、苏渊雷著《章学诚新传》等传世。当代仓修良先生点校出版了章学诚《文史通义》（含《校雠通义》），还著有《章学诚评传》。国内外对章学诚学术思想研究十分活跃，研究范围颇为广泛。国外主要是日本，从20世纪初开始向日本国介绍章学诚的著作及学术思想，著名的学者有内藤虎次郎、室贺信夫、井贯军二、冈崎文夫、宫崎市定、高桥武雄定，韩国、美国、法国等国学者研究章学诚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韩国曹秉汉、崔秉洙、金甲均等，法国的保尔·戴密微，美国的倪德卫等。倪德卫有专著《章学诚生平与思想（1738—1801）》出版。章学诚《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两大史学理论代表作，分别代表了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大阶段性最高成果。民国梁启超推崇章学诚为中国方志学的奠基人、开创者。社会主义新方志研究者普遍肯定章学诚在地方志传承中的重要地位和他的方志思想。

章学诚的一生“鄙人职业文墨，碌碌依人”①《章氏遗书·上毕抚台书》。“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志谱牒”②《章氏遗书·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他因进士及第后决然放弃仕途，一生靠充当幕僚、主讲书院、编书修志卖文，从事《文史通义》研究度过一生。其生前落魄，生后辉煌，正是封建时代文人学者依附性的写照。章学诚一生卖文做学问，必然一生颠沛流离，“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晚年贫病交加，双目失明，然著述未断。可庆幸的是中国历史上少了一位无闻的碌碌小吏，多了一位历史学伟人。这是章学诚本人之幸，也是我中华民族文化与文明之幸。可见人生道路选择的重要，一旦选择矢志不渝，才有人生抱负的最终实现，哪怕逝去200年后才有人识得。章学诚为学术献身的精神值得学习推崇，感悟章学诚颠沛流离的一生，其中华民族标杆性的学术成就，充分说明人生道路绝对不止仕途一条。

当然，我们也要实事求是咀嚼章学诚的一生，即使弃官从文，但也有诸多无奈。其一生把《文史通义》的学术研究与修志作为两根支柱，相辅相成。从修志实践中获取研究《文史通义》的营养，同时又把文史通义的理论运用于修志实践，“修志十议”“三书”“四体”就是典型代表。此外，研究是个人行为，修志是官方行为，古代学术研究不能拿来吃饭、穿衣生存，故修志、讲学又成为获取报酬养家糊口的根本，将《文史通义》研究下去的物质依靠。章学诚是把长期的研究与短期修志出成果结合最好的封建文人之一。其互为支撑、互为依靠、远近结合、个人与社会结合、研究与实践结合、应用理论与基础理论研究结合的方法值得学人仿效。

封建社会是人身依附关系。《文史通义》研究是个人行为，故章学诚可以把自己的学术思想不加顾忌的写进去，甚至把与世人不同的见解写进去，文以载道，留存后世，如与戴震、洪亮吉的论争。但修志是官方行为，是长官意志，谁主宰修志的权力和资源，谁就是主人，作为学者只处于人身依附的地位，故“良禽择木而栖”，选择知己的学者型官员，入其幕府，参与修志，实践自己的方志编纂理论并完成学术研究的最高目标，最终完成著述之大业。封建时代，地方主官任主修，代表官府的修志负责人担任监修，具体的学者担任总纂，一般性的文人担任分纂。章学诚一生依附过赏识他的朱筠、刘长城、毕沅、周震荣、裴振之、朱珪、曾燠等。封建时代，没有社会关系也很难修志。有人把章学诚参修的志书绝大多数未能完成的原因归结于章学诚的性格，我认为，实际更多的在于封建依附关系。因为，章学诚参修的志书绝大多数分手的原因是人事变动，支持章学诚的“靠山”离职调走。还有志书署名问题，前任调离，后任另起炉灶。这从根本上影响了封建时代志书的质量。当然，封建时代也有极少的地方官与学者兼于一身修志的成功范例，据我所知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地理学家、藏书家、方志学家李兆洛纂修的嘉庆《凤台县志》。李兆洛既是现任凤台知县，同时亲自担任嘉庆《凤台县志》纂修，主修与总纂一人兼之，所以就没有章学诚修志的苦恼。但嘉庆《凤台县志》的编纂在古代实为特例。

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中的方志理论，主要是方志性质功能、立志科，对此后世学者绝大多数是赞同的，但对其编纂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故章学诚修志大多难于终了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左右对“三书”“四体”有不同意见。毕沅离职后，群起诟病亦在于此。可见，章学诚的按体类归类的编纂方法本身存在形式化，存在硬要模仿纪传史体的形式主义问题。章学诚任总裁编纂的乾隆《永清县志》，也并没有实现他的“三书”“四体”的理想。可见，任何科学的文献都应该形式服从内容，章学诚同时代的戴震，以及民国现代方志理论和实践者李泰棻、黎锦熙、傅振伦对章学诚的“三书”“四体”叠床架屋均有不同程度的批评。李泰棻认为“志分多体之不必”①李泰棻：《方志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在编修体例和方法上，黎锦熙提出破四障，认为志书编修要“类不关文”“文不拘体”②黎锦熙：《方志今议》，中国展望出版社1982年10月。，不要太多的形式桎梏。寿鹏飞则批评章学诚的志例“谨严之余”“似已过拘于例矣”③寿鹏飞：《方志通义》，1941年刊印本。。这种争论，启迪后来的方志编纂者，志书应该按照事物内容科学分类，分类时兼顾志种、时代、地情等，应该形式服从内容，不搞模式化，使志书不仅立足文书档案，同时立足社会现实，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更加贴近民生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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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森，上海地方史志学会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编审 （上海200030）

刘雪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