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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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逝去的传统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读后

谢 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0023)

对于中国传统校雠学的研究是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学术传统，然而这一传统正逐渐逝去，周余姣所著《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一书很好地传承了这一学术传统。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系统梳理郑樵、章学诚校雠学说，考订前人讹误，提出了新的观点，资料宏富。该书最主要的不足是没有从更为宏观的角度考察中国古代校雠学说。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 目录学 周余姣 书评

1 引言

1947年4月徐家麟在为钱亚新即将出版的《郑樵校雠略研究》(商务印书馆1948年正式出版)一书作的序言中写有如下文字“我国固有的目录学，自有其久远精粹的历史。这可说是先哲宝贵的遗产之一，承继这份遗产的，除了目录学者们而外，还当有经营现代图书馆的学者们。他们双方对此的职责，并不限于单纯的承继而已，更应肩负起发扬光大的任务。要达到这目的，有赖于双方的合作。……使目录学与图书馆学彼此间的界划得以沟通，彼此间的研究或实施的成果得以交换，应是两界人士认为当今有利的急务”[1]。徐家麟的话虽然写于70年前，但是，现在读起来仍然是掷地有声。

现代图书馆学虽发源于西方，但与中国传统校雠学(或者说目录学)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自图书馆学东渐以来，对于传统校雠学的研究一直是图书馆学研究人员的关注点之一，李小缘、刘国钧、袁同礼、杜定友、钱亚新等民国图书馆学学人，在校雠学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校雠新义》《郑樵校雠略研究》《章学诚校雠通义研究》等成果也为图书馆学界研究传统校雠学奠定了重要基础。而1949年以后培养起来的朱天俊、倪波、乔好勤、王余光等学者同样在校雠学领域有所建树，通过几代人的耕耘，对于校雠学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传统。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冲击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当下的图书馆学研究，特别是青年学者，能沉下心来从事校雠学研究的人越来越少了，据有关学者统计，近五年来中国具有图书馆学博士授权单位所培养的110位博士中，博士论文选题涉及古代的只有7人[2]，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下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个窘境。在这种大背景下，北京大学周余姣博士的《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一书无疑让人眼前一亮。

2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内容介绍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一书于2015年7月由齐鲁书社出版，该书是周余姣在其2013年完成的同名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全书正文共有六部分组成，分别是：(1)“导言”，说明该书的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校雠”与“目录”“校雠之学”与“目录之学”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指出“郑(樵)章(学诚)二人的校雠学是传统意义上的广义校雠学，包括目录、校勘、辑佚、索引、典藏等丰富的内容，并且是以目录学为主的”[3]，与现代意义上狭义的校雠学(即校勘学)还是有所区别，这也厘清了全书的研究范围。(2)第一章“郑樵、章学诚校雠学溯源”，介绍了先秦诸子、汉代、魏晋南北朝、唐宋时期的校雠活动及主要目录成果，指出《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七录》《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等前代目录成果对于郑樵、章学诚的校雠学说产生了重要影响。(3)第二章“郑樵校雠学著作与思想”，在概述郑樵生平及治学特点基础上对《校雠略》《艺文略》《图谱略》《金石略》进行了深度解析，从而归纳郑樵校雠学思想，作者认为郑樵校雠学思想的核心是“类例既分学术自明”，郑樵校雠学精义是“求书之道有八”，而“求书遣使校书久任论”“广古今而无遗”“书有应释、有应不释”则分别反映了郑樵校雠学的卓识、期望及深意。(4)第三章“章学诚校雠学著作与思想”，首先概述章学诚生平及主要学术观点，进而对章学诚所著《和州志·艺文书》《校雠通义》《论修史籍考要略》《史考释例》等著作进行剖析，从中归纳了章学诚校勘思想、分类思想、编目思想、典藏思想、辑佚思想、索引思想，认为章学诚以“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为核心的校雠思想完善了中国校雠学基本体系，对近代社会及学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5)第四章“从郑樵到章学诚：校雠学的继承和发展”，首先总结郑樵及章学诚二人校雠学研究的特点及局限，同时对章学诚如何对郑樵校雠学研究的进一步申说、补充以及纠谬进行了说明。(6)第五章“郑樵和章学诚的校雠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通过分析后世学者对郑樵、章学诚校雠学说的评价，阐述郑樵、章学诚二人的校雠学在我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并指出后人对郑、章二人学术的认可与承传，标志着《校雠略》和《校雠通义》学术经典地位的形成。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除正文外还有四个附录，分别为：(1)附录一：郑樵校雠学研究的论著目录(1162-2012)，章学诚校雠学研究的论著目录(1801-2012)，郑、章校雠学比较研究的论著目录(1801-2012)；(2)附录二：《通志·艺文略》分类体系(参考吕绍虞的统计)；(3)附录三：《续通志·艺文略》分类体系；(4)附录四《清朝通志·艺文略》分类体系。

3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学术价值

综观《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一书，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1)系统梳理郑樵、章学诚校雠学说的渊源、内涵、影响。中国传统校雠学萌芽于先秦诸子，到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订群书正式形成。中国校雠学根植于中国传统土壤，在中国古典学术发展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国校雠学史上，郑樵、章学诚无疑是一对双子星，或者说是两位集大成者。系统研究、梳理郑樵、章学诚的校雠学说对于继承古代学术文化遗产，了解中国传统学术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前对于郑樵、章学诚校雠学说的研究最著名的无疑是钱亚新先生，钱亚新先生先后完成了《郑樵校雠略研究》《章学诚校雠通义研究》两本专著，但是钱亚新先生的研究毕竟只是奠基性的，还有诸多问题没有涉及，而近几十年来，随着地下考古以及文献考订，发现了许多新的研究资料。周余姣博士综合运用文本阅读、比较分析等方法，对海内外大量资料的阅读分析，成功梳理了郑樵、章学诚校雠学说的渊源、内涵、局限、对后世的影响以及校雠学说从郑樵到章学诚的发展理路等，可谓功莫大焉。

(2)考订前人讹误。《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一书所体现的第二个学术价值就是考订前人讹误，通过详细比勘郑樵《校雠略》中“十二类百家四百三十二种”与《艺文略》中实际数目，同时参考吕绍虞“十二类八十二家四百四十二种”等已有成果，作者得出了“十二类四百三十五种”的结果，周书虽然没有详细考证出“家”的具体数字，但是就“种数”作出更正也是一大贡献。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具体分析了郑樵差错的原因，作者认为造成这一差错，既有卷帙浩繁等客观因素，也有郑樵过于追求数字上满百的主观因素，应该说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虽然这看似只是考证了一个小问题，但是个中辛苦非亲身经历者是不能体认的，钱亚新先生也曾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用钱先生的话说“看上去校正一个数字，没有什么了不得，但实际上所下的工夫，曾花了一个星期的脑力劳动”[4]，这背后也反映了作者潜心学问之志，应了章学诚“沉潜者尚考索之功”之句，而学术研究正是在这种一点一滴的完善中不断向前发展，这类研究在当下浮躁的学术生态下更显难得。

(3)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作者在《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书中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如校雠学“四段式”发展路径。关于校雠学的发展阶段，现在常引用的都是章学诚的观点，章学诚提出了“向歆父子——郑樵——章学诚”三段式发展路径，但是周余姣博士从社会经济发展、代表人物特征、代表书目成果、校雠理论与实践活动关系的角度构建了“汉代向歆父子《别录》《七略》——唐代魏征《隋书·经籍志》——宋代王尧臣、欧阳修《崇文总目》及郑樵《校雠略》——清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及章学诚《校雠通义》”四段式校雠学发展路径。不管是哪个学科，凡是涉及学术分期，历来众说纷纭，很难有定论，周余姣博士提出的这个新观点我们也很难说明其是否绝对正确，但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从这个角度看也是有价值的。除此之外，提出的后人对郑樵、章学诚二人学术的认可与承传，标志着二人主要校雠学学术著作《校雠略》和《校雠通义》学术经典地位的形成的观点也是比较新颖的。

(4)资料宏富。考察一项研究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就是研究者前期的积累，综观《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一书，作者援引了大量资料：不仅有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有日本、美国学者的；不仅有中国内地学者的，而且有不少港台学者的成果；不仅有专著、期刊，而且有会议论文、学位论文；不仅有正式出版的，而且有未刊文献。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参考了大量非校雠学或者非郑樵、章学诚主题图书中涉及郑樵、章学诚的研究成果，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当下不少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在研究时，往往只是基于数据库所能查找的一些文献，而这势必会造成遗漏，特别是遗漏这种非相关图书中的研究成果。而尤其可贵的是，周余姣博士在书后制作了《郑樵校雠学研究的论著目录(1162-2012)》《章学诚校雠学研究的论著目录(1801-2012)》《郑、章校雠学比较研究的论著目录(1801-2012)》，当然，这些目录虽有遗漏，但是为后续学者继续研究提供了便利。

4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不足

《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一书确实是近年来研究校雠学的佳作，但是该书还是存在少许不足，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以校雠解校雠”，对校雠学或校雠方法的宏观考察不够。周余姣博士对郑樵、章学诚校雠学的渊源、内涵、局限等校雠学“微观内容”进行了深入阐发，然而对于郑、章乃至向歆父子校雠学说的宏观考察不够，即缺少将刘向、刘歆、郑樵、章学诚的校雠学说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进行考擦。例如后人提及向歆父子校书活动贡献，多关注其所撰《别录》《七略》，然而向歆父子校书贡献相较于《别录》《七略》所开创的大规模校订文字，整理典籍的内容、篇目，最后撰写叙录的学术传统，更重要的是“区分天下学术，诠论各派得失，建立起一套新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东汉乃至整个古代中国学术的发展方向”[5]，后者的意义尤为疏远，而向歆父子校书的初衷是欲一统百家学术，其背后也隐含一些政治因素。因此，可以说向歆父子所开创的这套校雠理论其实是为其一统百家学术所服务的。

又如章学诚，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或《校雠通义》书中多次使用“文史校雠”一词，如“学诚从事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然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故不欲多为人知，所上敝帚，乞勿为外人道也”“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皆不能不驳正古人”[6]等。由此表明“文史校雠”一词对于章学诚来说是有着特殊的含义的，后世学者之中余英时是较早注意到这四个字并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他通过对章学诚著述的研读，同时对比戴震等章氏同期学者的著述，发现章学诚所谓的“文史校雠”，并非指《文史通义》与《校雠通义》两部著作，而是对他自身学术工作性质的一种描述，同时也是章氏“针对当时所谓的汉学家，尤其是戴震的‘经学训诂’而特别提出来的。具体的说，章氏以‘文史’为范围与‘经学’相抗，以‘校雠’为方法与‘训诂’相抗。戴震由训诂以通经而明‘道’，章氏则由校雠以通文史而明‘道’”[7]:164，即通过“厘清古今著作的源流，进而探文史的义例，最后则由文史以明‘道’，来对抗当时经学家所提倡的投过六经进行文字训诂以明‘道’之学。其目标则是要夺取六经之‘道’以归之于史。”[7]:160应该说，余英时的推断颇中肯綮，对后来章学诚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余英时这一论断之前，国内外章学诚研究者鲜有注意到这一点的，包括钱亚新在内的诸多研究章学诚校雠学说的学者都没有很好地注意到这一点[8]。同样，郑樵的校雠学说也是为其“会通之义大矣哉”的“会通”服务的。《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书中周余姣博士隐约注意到了这些，但是没有深入阐发，这确实比较遗憾，而从宏观视角的阐发有利于更加深入、透彻地理解郑樵、章学诚的校雠之学。

(2)上文主要是指内容上的不足，《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一书在形式上也有一些不足，如23页“徐有富的《章学诚评传》”，徐有富撰写的是《郑樵评传》，《章学诚评传》是由仓修良所撰写；又如引用的王心裁的文献将“王心裁”误作为“王新裁”等。另外就是对章学诚的研究中遗漏了钱亚新先生的一篇重要文献《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试论章学诚校仇学说的中心思想》(刊发于《图书馆研究与工作》1982年第4期)。

作为学术专著，还有一个不足就是书后没有编索引，不利于读者查找。作为研究郑樵、章学诚校雠学说的先驱钱亚新先生同样是我国索引学的开创者，他一生一直在提倡书后索引，而章学诚校雠学思想之一同样是编制索引，所以希望该书在再版时能弥补这一不足。

5 结语

实事求是而言，校雠学(当下更多地以“目录学”相称)确实是比较枯燥的领域，研究成果也不易发表，也曾有学者感慨：“如今写一篇目录学的文章，想寻求一家专业的刊物发表竟然都找不到，即便与目录学相近的图书信息之类的刊物，也很少设置目录学栏目，就是说目录学在当今几乎没有了存在的现实或者空间。即便有讨论目录学的文章，也只是讨论目录如某书经籍志、艺文志之类在具体领域的应用，人多将其归入涉及的专业而非目录学研究。”[9]但是，这并不表明校雠学或者说目录学不重要，尤其是在图书馆学领域，目录学是图书馆学重要组成部分，还是希望能有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关注这一领域。

〔1〕 徐家麟.《郑樵校雠略研究》序[M]//钱亚新.郑樵校雠略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徐序

〔2〕 顾烨青.当代图书馆学界不应忽视对中国古代目录学的研究——读周余姣著《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有感[J].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6(5)：38-41

〔3〕 周余姣.郑樵与章学诚的校雠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15：19

〔4〕 钱亚新.钱亚新别集[M].谢欢整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258

〔5〕 邓骏捷.刘向校书考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

〔6〕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332，639

〔7〕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0

〔8〕 谢欢.钱亚新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D].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179-181

〔9〕 杜海军.中国古典目录戏曲发展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27

Searching for the Lost Tradition——A Review ofZhengQiaoandZhangXuecheng’sBroad-sensedEmendationResearch

Xie Huan

Research on the classic emend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traditions of China’s library science. However, the tradition has been disappearing slowly in recent years. The monograph ofZhengQiaoandZhangXuecheng’sBroad-sensedEmendationResearchwritten by Zhou Yujiao inherits the tradition very well. In the book, Zhou analyzes the content, characte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Zheng Qiao and Zhang Xuecheng’s emendation theory systematically and puts forward some new viewpoints. The main shortage of the book is that Zhou didn’t study Chinese classic emendation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ZhengQiaoandZhangXuecheng’sBroad-sensedEmendationResearch; Bibliography; Zhou Yujiao; Book review

G256.4

A

谢欢(1988-)，男，博士，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