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志燕

摘 要：发展日语教育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中日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日语教育从初创到发展壮大，日语在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国语，日语学习者的人数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与日本的日语教育国际化战略有着密切关系，得到了日本政府、教育机构、民间团体、友好人士的支持援助。对中国日语教育发展过程进行回顾与考察，或可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有助于发展汉语国际教育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关键词： 新中国；日语教育；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G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6）05-0123-03

一、引言

语言是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是相互沟通理解的纽带。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某种语言的传播和受众程度，已经成为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伴随着其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语教育国际化也在深入推广之中，至今全世界已有13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日语教育。中国是开展日语教育的主要地区，目前学习日语的人数约占全世界学习日语总人数的四分之一。新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事业发展的成就，有力推动了中日经贸文化交流。对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过程进行回顾与考察，或可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有助于发展汉语教育国际化，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二、新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及成就

语言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形象认知、加强理解等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某种程度上说，日语教育的发展程度及日语学习者数量的增减也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新中国的日语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与中日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

近代日本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为达到长期霸占与统治中国的目的，有计划地实施奴化教育，其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在我国东北、华北等被占领地区推行日语教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日两国尚处于敌对状态，加上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伤害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所以当时日语教育机构及学习日语的人少而又少。1949年，我国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只有北京大学和军委工程学校（解放军外语学院前身），学生仅限于外交部、文联、对外文化委员会等政府机关选送的干部。1952年教育部在进行院系调整时将各东方语种的教育均集中于北京大学，成立了东语系，下设朝鲜语、日本语、蒙古语、越南语、缅甸语、暹罗语、印地语、印尼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十个专业[1]72。其中的日语专业在1956年之前只有精读课，以文法、读解为主，1957年时才开始将语言学与文学分开，开设了日本文学史课程。

1952年，在中国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代表在北京共同签署了中日间第一个民间贸易协议，开始恢复中日民间贸易交流。受对外贸易部的委托，1954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现北京对外经濟贸易大学）设立了日语专业。此后，吉林大学也于1956年设立了日语教研室， 1958年，上海交通大学设置科技外语系日语教研室，黑龙江大学（1958年）也开办了日语专业。上世纪60年代初，随着对日语人才需求的增加，上海对外贸易学院（1960年）、上海外国语学院（1960年）、外交学院分院（1961年）、西安交通大学（1962年）、首都师范大学（1962年）等相继开办了日语专业，在高等院校中较早地开始了日语教育。

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中国与东西方各国建立了更多外交经贸关系的大背景下，急需加强外语人才储备，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教育部从1961年开始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西安、长春、天津、武汉、杭州、南京等城市开办了外国语学校，其中大部分都开设了日语课程。1964年10月，教育部制定了《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其中提出：“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语，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课的语种比例。学习英语的人数要大量增加，学习法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德语的人数也要适当增加。”《纲要》提出的措施主要有：“新建和扩建16所高等外语院校，扩大招生人数；补充和充实外语师资队伍”。《纲要》还具体提出七年内共需补充外语教师23580人，其中日语1260人[1] 77-79。为了研究大学外语院系的教学改革问题，教育部于1965年6月22日至7月6日召开了专门会议，研讨外语院系的教学工作，以便贯彻执行《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遗憾的是，这次会议的精神还未得到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十年浩劫给中国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破坏，学校里“停课闹革命”，“不学ABC，照样干革命”的口号流行，“外语无用”的思想泛溢。许多日语教师遭到批判，并被送去“改造”，包括日语教学在内的外语教育完全处于停滞状态。

上世纪70年代，外语教育停滞的状态有所改变。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重新回到国际舞台，为适应国家对外语人才的需要，部分大学外语专业开始重新招生。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随着两国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培养日语人才提上高校外语教育日程。广州外国语学院（1970年9月）、复旦大学（1970年11月）、山东大学（1971年3月）、山东师范大学（1972年2月）、福建师范大学（1972年2月）、武汉大学（1972年4月）、南开大学（1972年9月）、华东师范大学（1973年4月）、四川大学（1973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1973年9月）、河北大学（1973年9月）、天津外国语学院（1973年9月）、东北师范大学（1974年9月）、西安外国语学院（1974年9月）、四川外国语学院（1974年9月）、哈尔滨师范大学（1975年12月）等大学的日语系都是这一时期设立的[2]。可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使我国迎来第一次学习日语的热潮。

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进入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崭新时代。在外语教育方面，教育部于1978年8月28日至9月10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上提出《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①，《意见》规定了新的外语教育方针为：“千方百计地提高外语教育质量，切实抓好中、小学外语教育这个基础，在办好高等学校专业外语教育和公共外语教育的同时，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业余外语教育，努力使越来越多的科技工作者和其他专业人员掌握外语工具，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多作贡献。”[3]该方针受到外语教育界的广泛欢迎，并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同时，各级政府对外语教育也非常重视，下拨大量经费来发展外语教育事业，全国外语教育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及1978年10月23《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都为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开阔了广泛的前景，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内的日语学习热。此时期的日语热表现出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继续增加，1983年已有专业日语在校生3591人，其中，高等师范院校日语专业在校生有588人。高校日语专业学生数量的增加反映出日语教育师资队伍的成长，据统计，1983年高等外语院校的日语教师达到873人，高校公共日语教师有701人，全国中学日语教师约有近3千人[1]94-97。第二个特征是日语热超出大学校园。据不完全统计，1982年5月，仅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济南等五大城市就有近万名中学生学习日语，中央和许多地方广播电台还开设了各种日语讲座，同时，各种业余日语培训班也纷纷成立。由于学习日语的人群不断增加，从上世纪80年代起，日语在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大外语。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空前活跃。适应这种需要，外语教学从精英化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尤其是随着中日经贸交流与日俱增，加大对专业日语人才的需求，开设日语专业的高校和日语专业学生骤增。据统计，到20世纪末期，在中国1064所普通全日制四年制本科高校（其中公立716所，二级独立学院316所，纯私立大学32所）和1200所三年制大专、高等职业学校中设有日语专业的共达580所[4]。除高等院校之外，还有大量民间的日语教育机构。总体说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日语学习者数量基本上是递增趋势，到2012年已经超过百万人（见图1），居世界第一位。

新中国日语教育的进步对推动我国对外文化交流、人才培养、促进经济发展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日语教育的发展是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标志。1983年时中国日语学习者的人数仅为8800人[1]94-97，此后不到30年的時间里，已经超过了百万人，留学生规模空前壮大，这是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日语教育的发展对于培养国际化人才，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意义极其深远。中国在发展日语教育的同时，也为国际社会的教育和知识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其次，日语教育的发展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与中国大力发展外语建设密不可分。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2013年对外贸易总额达到4.16万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一。日本作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对外逆向投资的第二大国，在经济发展上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语言作为两国交流的媒介亦发挥着重要作用。日语教育的发展，在吸引大批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同时，也促进了就业。此外，中国对日接受留学生也成为大学重要财政来源之一。

再次，培养了众多优秀人才，为我国对外工作与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中国各高校的日语专业学科与日本各大学建立的长期学术交流合作，使中日学术界交流蓬勃发展。仅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就与日本近20所大学签订了校际交流协议和专项交流协议，教师和学生可根据协议进行学术交流和留学，通过接触到日本国内各大学的教师和许许多多的日本人，从而向日本社会传递更多中国文化和信息，这种交流形成一个巨大的人际网络，在增进中日两国互相理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及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此外，目前中国约16所高校中拥有日语专业博士点，对日研究方向之全面、研究水平之高均位于世界前列。其中天津外国语大学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对外翻译研究人才培养项目更为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培养了高水平人才。

在回顾新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历程及成就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近年来的一些新变化。由于钓鱼岛问题、历史认识问题等原因，使本就“政冷经热”的两国关系陷入了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严峻、困难的境地，尤其是2011年3月11日的东日本大地震及福岛核泄漏事件，使国人学习日语的热情大受影响，赴日留学生骤减。同时，日本经济低迷造成在华日企雇员的饱和、企业撤离等原因也使日语专业毕业生出现就业困难。从2011年开始，一些高校日语专业开始缩减招生，有些社会日语培训机构或倒闭，或惨淡维持。这是当前日语教育中面临的新问题。

三、新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与日语教育国际化

如上所述，中国日语教育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大潮带来的成果，是中日经贸关系与文化交流走向深入的产物。同时，也应该看到，日本推进日语教育国际化也对中国的日语教育发挥了促进作用。

日本于上世纪60年代末成为经济大国后，国际地位和影响日益提高。尤其是80年代中曾根康弘执政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和谋求成为“政治大国”、“国际国家”的发展目标，实施“文化大国”战略，其中全力推进日语教育的国际化便是落实其文化大国战略的重要举措。中国是日本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广阔市场对日本企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发展中国的日语教育是日语国际化的重要内容。日本政府、国际交流基金等机构、民间团体以及志愿者在发展中国的日语教育中做了许多工作，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政府积极推动日语教育国际化，在推广日语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政府首脑及外务省、文部科学省等机构为中国的日语教育提供了大量援助。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访华，在与当时的中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会谈时，基于青年交流与相互理解是日中友好的基础这一理念，双方决定联合启动“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业内人士称之为“大平班”）。1985年9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教育部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为促进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而创建的共同教育机构。1999年，小渊惠三首相访华时，与中国政府达成无偿援助协议，由日方出资8亿日元，中国教育部配套300万元人民币建成日本学研究中心新楼[5] 319-320。该研究中心不仅致力于日语教师培训及日语普及事业，培养了近700名硕士及博士研究生[6]，还为中国的日语教学与研究做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为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该项目作为ODA（政府开发援助）中最成功的项目之一受到中日两国政府的高度评价。另一项中日两国政府间的日语教育合作项目是1979年3月，根据中日两国政府教育交流协议，在东北师范大学开办了直属于国家教育部的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又称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培训部），这是我国唯一一所由中、日两国政府合办、面向各级各类赴日留学预备人员进行短期日语强化教育的专门学校，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政府间教育交流合作的最大项目。日本文部科学省每年选派高水平、富有教学经验的专家团来校教学、工作。迄今已先后有500余名日本专家和教师来校任教、工作[7]。此外，日本文部科学省还通过驻中国大使馆和日本各大学向中国留学生提供援助。30多年来，文部省奖学金帮助大量赴日留学生完成了学业。近10年来，文部省为许多高校（包括私立大学）提供奖学金使一些优秀学生在大学本科阶段就能走出国门留学。

第二，以国际交流基金②为首的专门机构以及民间团体积极协助推广日语教育。为了推动日语教育国际化及中国的日语教育，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多次组织教授巡讲团来华进行为期数周的日语教师培训。同时，在日本学成归来的高学历人才不断充实日语专业的师资队伍，他们还把日本各大学培养、研究的方法带回国内，使日语研究生教育呈现出崭新的局面[5]296。此外，日本海外青年协力队等专门机构还向中国的大学等派遣日语教师，并通过技术合作活动，对中国的技术人员进行日语培训。

民间交流的项目更多。日本神奈川县、静冈县、长崎县等教委已连续十多年派遣高中有经验的教师赴中国各大学担任日语教师；日本霞山会、学术振兴会、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世川财团等团体坚持派遣著名学者赴中国高校作巡回演讲，支持学者互访和共同研究，资助中国高校的国际研讨会、名著教材的出版，并在高校设立奖掖师生的奖教奖学金，接纳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大学深造。这些活动有效促进了国内日语专业教师的教学研究，为促进我国的日语教育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5]320。

第三，开展校际交流与合作是推动日语教育国际化的重要措施。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北京、天津、上海、广东、东北地区的一些高校便开始了与日本学校之间的校际交流，这种交流在双方互惠互利的原则下蓬勃发展，范围不断扩大。校际交流项目一般包括师资交流、学生交流、图书交流、信息技术交流等。近10年来，高校校际之间的交流又发展到“2+2”（中日大学各学习两年）、“3+1”（中国大学三年，日本交流大学一年）、“4+2”（本科中国大学，硕士两年日本大学）等本科生、硕士生培养的层面，北京、上海、大连等地的一些高校成班级建制地派遣中国學生赴日留学，互认学分，由中国大学和日本交流大学颁发共同文凭或双学历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在这样的学习体制下，学生可以直接接受不同文化背景的专业学习，扩大了学生的视野。中日两国大学之间的交流还体现在众多的文化交流方面，每年定期举办各种类型的日语演讲比赛、作文比赛、戏剧表演比赛、本科生毕业论文及研究生论文比赛等。像由上海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日本京都外国语大学共同举办的上海市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始于1987年，至今已经举办了28届，获奖优秀学生均有短期赴日本参观学习交流的机会。这样的活动不仅推动了语言教学，同时，也是中日两国间教育与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总之，日本文部省以及众多学校、机构、友好团体为高校日语教师和学生提供了赴日研修、学习交流的机会，对我国日语人才的培养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日语教育取得的成就，与日语教育国际化有着直接的联系。国内日语教育界将中日联合办学的“中国日语教师培训班（大平班）”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比喻为中国日语教育事业和日本研究事业的“黄埔军校”，足见其对中国日语教师队伍建设及日语人才培养的重要影响。

四、近年中国日语教育的新趋势及存在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日语教育从初创到走向繁荣，师资队伍从弱小到发展壮大，尤其是高校日语教学在经历了一段快速发展之后，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这期间不仅培养了国家需要的大批外语人才，也在教学实践中积累了许多经验。进入新世纪以来，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及教育改革的需要，面对社会对专业日语人才需求的变化和激烈的就业竞争，国内日语教育尤其是高校日语教育也在进行改革探索，近年来日语教育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第一，学习目的从单一到多元化。改革开放以来，受日本对华投资的影响，以到日本企业或中日合资企业就职为目的的学习者人数急速增长。然而近年来，随着日本投资的减少、部分日企的撤出以及整个日企氛围的低迷，使以就职日企为目的学习者不断减少。根据国际交流基金的最新调查，中国学生学习日语的目的逐渐向多元化转变，位于前五位的依次是：喜欢动漫等流行文化、将来的就业、对日语本身的兴趣、赴日留学、对历史文学感兴趣（见图2）。此外，为中日友好交流而学习者占比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主要是受中日关系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日关系陷入低谷，2012年以与日本的友好交流为目的的学习者较2009年明显减少。

第二，中国的日语学习者主体是高校学生。从上世纪60年代只有十几所高校从事日语教育，到如今发展为580所高校开设日语专业，中国的日语教育可谓突飞猛进。众多高校从事日语教育，为国内日语学习者提供了较多学习机会与良好的条件，因此，高校学生是国内日语学习人群的主体。根据国际交流基金2012年实施的最新调查，中国高校日语学习者占中国全部日语学习者的64.4%[8]160。由于日语教育与学历教育结合起来，学习质量有保障，水平相对比较高，毕业以后可以直接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及进入日企工作，适应了社会对日语人才的需求。近年来，高校专业日语教育的标准已从单一语言能力的培养转变为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等综合能力。越来越多的学生在学习日语的同时，开始辅修英语、经济管理、计算机等专业，使学生拓宽了就业渠道。一些高校还通过与日本高校合作办学等途径，使学生可以获得中日双学位。

第三，教育合作方式多样化。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教育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当前中国日语学习者的需要，网络教育以其独特的学习优势在我国的日语教育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据国际交流基金的调查，我国在高校日语教育之外，还有353所社会教育机构，人数达到26.8万人，社会教育机构日语学习者人数占全世界比例47.8%，居于首位。日语学习者的学习多样化需求不容小觑。为了适应不同层次人群学习日语的需要，日语教育工作者正在不断探索新的、有效的教育方式。例如，首家由社会力量创办的专业的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网校于2014年1月获批成为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会员校，沪江网目前已有超过2亿用户，网下的沪江日语以其及时的日语资讯和丰富的学习内容被广大日语学习者所应用。2016年3月，沪江网与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百度教育联合主办，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实用日本语鉴定考试（简称J.TEST）事务局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海外合作学院协办的《中国互联网教育蓝皮书（2005-2014）》发布会暨“日语十年”高峰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标志着中国日语教育的方式迈出了新的一步。

第四，人才培养重点由量到质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被打破。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中提出“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等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2013年10月，教育部新一届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日语分委员会成立，并筹备制定日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2015年5月在天津召开了“中国大学日语专业国家标准制定国际研讨会”，讨论了今后日语专业国家质量标准的制定和专业的教学改革等内容，并强调在今后日语教育中“培养在世界舞台上施展才能，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的重要性。各高校也通过调整学分结构、课程设置改革、实施教学业绩奖励等方法进行教学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教学改革，我国的日语教育与教学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

诚然，尽管新中国日语教育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存在以下有待改善问题：

首先，日语教师队伍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目前，我国中学日语教师并没有全国统一的教师资格认证，而是由各地区自行设定教师标准，一般要求为中等师范学校以上学历。高校一般要求硕士以上学历，近年来很多在日本取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归国者成为日语教师。然而，由于大都没有系统学习过日语教育专业，缺乏教学能力。而社会上的日语教育机构对日语教师的资质没有一定要求，教学质量难于保证。此外，日语教师中外籍教师的比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数字。2012年，中国高校共有11271名日语教师，其中以日语为母语的教师有1468名，仅占13%，而世界平均比例为25.9%[8]163。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中以日语为母语的教师比例分别为2.9%、8.7%、19%，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次，日语教育存在地域间的发展不平衡。尽管全国有数百所高校开展日语教育，但较高水平的多是建立日语专业较早的学校，以及沿海和经济开放地区的高校。这些学校师资雄厚，教学经验丰富，信息发达，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较多，眼界开阔，故学习效果明显。而内地高校的日语专业不少匆忙成立，高水平师资有限，教学重读写轻听说，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机会有限，从而存在“哑巴”日语现象。加上内地日资企业有限，加大了学生就业的难度，故影响到近年内地高校日语专业的招生。

再次，存在教材陈旧、教学方法单一的问题，还有注重语言教学，对日本文化社会信息的介绍偏少的倾向。

结 语

新中国的日语教育经过60余年的发展，不论在学习人数、规模还是日语能力培养上，都居世界各国前列。中国发展日语教育对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对日文化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语言与经济密不可分。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及国际地位的提高，日语成为世界第六大语言，全世界学习日语的人数不断增多，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日语以其特有的汉字圈文化优势向中国传播着各种科技和文化信息，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我国开展日语教育也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和手段。

经过30年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而如何实现向“强国”发展的目标，文化大国建设势在必行。推广汉语教育的国际化是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桥梁。原日本驻华使馆新闻文化中心主任井出敬二曾谈到日语教育中重要性：“学习日语、访问过日本、同日本有交往的中国人与没有这些经历的中国人相比，对日本更有亲近感。”[9]155我们可以借用这样的认识来推动中国实现汉语教育的国际化，即学习汉语、访问过中国、同中国有交往的外国人与没有这些经历的外国人相比，对中国更有亲近感。在日本实施的日语教育国际化战略中，中国是日语教育效果最显著的国家，我国推广日语教育历程中的一些有益的做法或可为汉语教育国际化提供借鉴。如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进行汉语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汉语教育的学历教育，可有效提高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热情及学习质量；在主要国家与地区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像當年“大平班”那样的汉语教师培训班，培养母语非汉语的本土汉语教师，使其成为当地汉语教师的主体，可收长久而有效之利；扩大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吸收更多外国青少年来华留学等等。只要政府、大学、民间团体及有志于汉语教育国际化的个人能够通力合作，汉语教育的国际化就一定能够不断向前推进。

注释：

①1979年3月，教育部将《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印发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高教局、教育局、各直属院校。

②日本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是外务省下辖的文化推广组织，成立于1972年，在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海外事务所，主要负责日本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等。

参考文献：

[1]付克.中国外语教育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6.

[2]木村宗男编集.讲座日语和日语教育：第15卷[M].东京：明治书院，1991：390-391.

[3]教育部关于印发《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的通知[EB/OL].[2016-01-08].http：//www.51wf.com/law/1195021.html.

[4]戴炜栋，胡文仲.中国外语教育发展研究（1949-2009）[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239.

[5]戴炜栋.高校外语专业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8）[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6]徐一平，曹大峰.中日教育合作实践与成效研究——以“大平班”和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例[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9.

[7]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校[EB/OL].[2015-12-25].http：//www5.nenu.edu.cn/webC/jlhz/lryx.html.

[8]国际交流基金.海外日语教育现状——2012年度日语教育机构调查[M].东京：黑潮出版社，2013.

[9]金子将史主编.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