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物质财富观的悖论与危害

2017-04-11汪璐

实事求是 2017年2期

关键词：金钱资本主义财富

汪璐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资本主义物质财富观的悖论与危害

汪璐

（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江苏南京 21000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于生态这一视角，展开了对资本主义财富观的全面批判。资本主义财富观注重的是交换价值，秉持的是“越多越好”的原则，衍生出的是一个符号性的消费社会。这种物质财富观产生了种种悖论：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增长的不相称、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疏离、物质财富增加与精神痛苦加剧的矛盾、富裕与贫乏的共生等等，这些问题都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这种金钱主导的财富观加剧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矛盾，最终将导致人和自然的双重的、全球性的危机。

资本主义财富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交换价值自然

财富观是人生观的核心，不仅影响着个人的行为倾向，还关涉到一个社会的发展状态。当今世界受资本主义物质财富观的影响，人们往往忽视了与人类自身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使得生态危机呈现出全球化趋势；同时，人类的生存状态也出现了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危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资本主义异化财富观的根源直指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特别突出了生态这一维度。理清他们的理论观念，不仅有助于我们思考自身的发展状态，克服资本主义财富观的弊端；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梦的实现。

一、资本主义财富观的突出表现

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催生出具有资本主义特色的财富观，这种异化的财富观扭曲了财富的本质，进而使人生观发生错位。最终，人和自然在资本面前都纷纷失语。

1.交换价值的财富本质观滋生了生态资本化。

交换价值的财富本质观，即认为一切财富都必须通过交换来实现价值，并将交换作为财富的最终结果。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受市场价值主导的社会。在计算与核算原则的控制下，人们将财富直接等同于交换价值，任何东西都是可以交换的；真正的价值被交换价值所取代，交换价值的最大化也就成了生产和生活的共同目标。

这种财富本质观在社会生产上的表现就是目的的单一性，利润成了经济活动的唯一尺度和最终目标。高兹指出，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不仅生产被商品交换所支配；社会、教育、劳动、消费等也都被纳入到了价格体系之中。将交换价值等同于财富的观念已从生产领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游离于商品线索之外，就连和我们生产、生活都息息相关的自然资源也不例外。然而自然资源真的就可以单纯地价格化吗？福斯特指出，即便在一个唯利是图的社会里，自然也不可能被碎片化而纳入到价格体系中，自然不能用“成本——效益”这个模式来分析。舒马特早在《小的就是美的》一书中，就批判了将自然环境的分析纳入到成本效益中的做法，认为这种行为的最糟糕之处就是“自以为一切事物都有价格，或者说，金钱是所有价值的最高体现。”[1]（P46）

2.多多益善的占有观放大了人类的物质欲望。

多多益善的占有观忽略财富获取方式的正当与否及其后果的严重性，而将占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视为更有益于自身及社会的存在与发展。这样就突破了知足常乐、朴素简约的人生观，使“越多越好”的原则成了日常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由于没有最大的数字，没有“足够大”、“足够多”的概念，人们便在对数量的追求中消解着自我限制，欲望也无限地膨胀起来。高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理性坚持的是“越多越好”的原则。“量化的标准从根本上承认没有自我限制的原则，‘足够的’、‘太多了’之类观念同样也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不存在企业挣钱太多、工人太能生产这样的说法。通过数字核算，经济理性也因此消除了允许人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已做的和要做的事情感到满足的标准。”[2](P113)莱斯也指出，资本主义的标准就是量的标准。显然，这种占有观异化了人的生存方式，正如弗洛姆所说的，人们已经从“存在”的生存方式堕落到“占有”的生存状态。生活变成了一个追求金钱、权力和荣誉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将毫无批判地接受“占有”这一生活方式，并将其视为唯一的合理的存在；[3]（PP23～32）人们强调的是更多的占有金钱，甚至是为了金钱而不择手段。

多多益善的占有观不仅突破了数量的限制，还衍生出了金钱化的人生定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从两个层面对个人进行定位的：一是使个人将获取金钱当做工作的唯一目的；二是将成功的客观标准设定为所挣钱的数量和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成功已无关乎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也不再是一种自我实现，它的衡量标准只是金钱或是财富的累积量。正如高兹所言：“利润的多少成为衡量人们付出努力和它取得成绩的客观标准，成功由财富多少、挣钱的数量来衡量。”量化的标准已经不需要任何价值观念或是权威规范来确认，“效率是衡量每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标准：更多比更少好，挣钱多的人比挣钱少的人好。”[2](P113)物质财富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有价值的主要标志，数量成为人生追求的唯一的价值目标。

3.符号式的消费观异化了幸福体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资本主义中的财富消费，很大一部分源于“人们已习惯把自己期望的那份物质丰裕看作是异化劳动的补偿。”[4]（P621）资本主义逐利的本质使得资本家不断地压榨着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劳动者也在认可资本主义财富观的前提下，自觉自愿地牺牲更多的闲暇时间投入到模式化的工作中，以获得更多的为了消费的物质财富，使自己可以到劳动之外的消费领域寻找自由和幸福。

于是，资本主义社会就极力宣传“消费的多少决定着一个人的富有度和幸福感”，使社会普遍认同“人有我要有，人无我也要有”的理念。人们将消费视为一种炫耀的方式，以占有证明自我的存在，从而获得他人的认可与尊重。早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前的鲍得里亚就曾指出：“不少人在消费奢侈品时，并非是出于对该品牌文化和定位的了解和喜爱，而是在‘炫耀’自己在财力方面的高人一等”。[5](P71)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沿袭了这一批判路径。高兹以汽车的消费为例，认为对交通的真实需要已经被社会承认的需要所代替。他还批判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大家都有用而且人人都能得到的商品却是没有价值的；人无我有的东西才能显示自己的富有，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就必须要有好于别人的东西。然而，这种消费所带来的幸福仅仅是符号的积累，是攀比产生的虚幻的满足与幸福。

二、资本主义的财富观悖论

在资本主义财富观的引导下，社会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然而，在这一片看似繁荣的景象背后，却是资本主义财富观的一个个悖论：个人财富的增加与公共财富的增长呈现出负相关性；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所替代；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出现了精神上的痛苦；甚至还出现了“现代化的贫困”，富有与贫乏的共存、当今创造财富与对破坏未来财富的矛盾等等，但这些问题却都被淹没在物质财富增长的喧嚣之中。

1.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的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在物质财富观的统治下，财富的积累是以牺牲公共财富为代价的，社会发展的主旨就是为私利而攫取公共财富。在分析的过程中，他们特别强调了自然资源这一公共财富在资本主义财富积累中所受到的损害，指出，自然是一种公共物品，不能通过交换价值的方式来反映，使用价值才是其唯一形式。

福斯特借用了罗德戴尔悖论来说明资本主义财富观下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之间的矛盾。罗德戴尔指出，公共财富是由对人们有益或可以产生愉悦性的东西而构成的，而私人财富不仅要有有益性或愉悦性，还要具有稀缺性。一些物品的日益匮乏，反而会增加私人财富。他以水为例，如果丰富且为生活必需用品的水被垄断，公众就要为获取水资源而付费，虽然大家获得水的机会减少了，但这却扩大了私人财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通过人为制造对人们普遍有益且必需的物品的稀缺来增加私人财富的，私人财富便随着公共财富的减少而增加。这就反映了公共财富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根本性的对立。

福斯特认为，罗德戴尔悖论依然适用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随着垄断的日益发展，对私人财富的狭隘追求可能会与社会和共同体的公共财富产生巨大的裂隙。”[6]资本主义对物质财富的无度追求，使得本是公共财富的自然资源被人为地控制，成为个别人或社会集团的财富和赚钱工具。随着自然资源的全球性损耗，资本主义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对自然资源进行商品化，但这只会再次增加私人财富，对生态破坏问题并没有缓解作用。出于增加私人财富的需要，他们希望造就一个有利可图的生态商业，以将环保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企图在转嫁和治理生态危机中获利，而与自然财富本身的存在无关。

2.财富与使用价值的疏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财富观中，财富就是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追求交换价值不仅主导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还决定着生活中的选择。使用价值逐渐地从财富中消隐和分离出来，代之以交换价值的快速增长和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重交换价值的财富观中，生产所关心的只是经济核算，是交换价值的实现和利润的多少，是如何“花最少的成本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7](P15)福斯特和高兹都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和积累财富，而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要。奥康纳还关注到了生产条件，他认为，正是由于资本的挤压，使得本不具有交换价值的劳动力成为了商品；同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自然、公共设施、社区等生产条件也都被人为地虚拟成商品，实质上，他们都不被价值规律所支配。

使用价值从财富中分离的现象同样出现在生活中，尤其表现为被广告所包装的消费产品。资本主义的生产以利润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会在生活领域中宣扬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使得消费品从生产到被拥有都受制于交换价值。鲍德里亚早在《消费社会》中就描述了这一现象：“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日常交易不再是同类人的交易，而是接受、控制财富和信息。”[5](P1)这种对财富的控制的实现使得“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8](P90)并且，这种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支配，使得消费只是为了炫耀和得到他人的肯定，真实的需要被利润所利用，很多商品出售的仅仅是它的品牌、包装和广告，商品的使用价值反而退居次要地位。高兹认为，这种情形既是受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是资本逻辑的使然。

3.物质丰裕与精神痛苦的矛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以拥有更多财富为目的的社会文化心理使得人们的物质欲望日趋膨胀，人们成了一个丧失了精神世界的物化了的人。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所谓的“富裕社会”，本质上是一种消费主义的病态社会，财富的增长与精神痛苦的强化是同步的。

在生产领域，创造财富的活动已经脱离了人的精神需求，不具备应有的自由自觉的意义，企业追求利润，劳动者追求工资。“劳动不再成为有创造性的了，不再是对普遍力量的肯定，它使从事劳动的人非人化。”[2](P20)标准化、程序化、自动化、碎片化的工作，使人成为机器大工业的一个齿轮、一个零部件，这种颠倒性的活动，只会带来无聊、烦闷、压抑、孤独等一系列消极情绪，并使主体的批判、否定、革命意识逐渐丧失。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不再表示一种活动或者甚至都不表示是一种主要的职业，它仅仅是生活边缘的一个空白间隙，要加以忍受，以便挣得一点点钱。”[9]（P70）同时，人们为拥有更多的财富而竞争，将占有财富等同于幸福。“一个拜金主义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价值观念颠倒、道德尺度失衡的社会。资本占有者也难免处于一种异化状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恶性竞争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破产沦落甚至自杀，仍是大资产者个人难免的噩梦。”[10]

在财富消费中，人们同样没有能够得到精神上的真正愉悦，而是失去了独立性、成为商品的奴隶。阿格尔认为，由于为了工资而进行的工作“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11](P493)人们便只能越来越依附于消费行为，到消费中寻找幸福。将精神上的需要、乐趣、满足等都金钱化，如何占有财富并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全部内容。人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生活，而是为了完成对商品的消费而存在。这样，虽然拥有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然而精神上的痛苦却有增无减。

首先，人们并没有在消费中得到应有的自由选择和审美等体验。资本主义为了将产品转化为消费品，就制造着“虚假需求”。“资本家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不断制造出所谓的消费时尚，广告宣传和流行时尚便成为控制人们消费的有利武器。”[12](P136)个人的需要和由此产生的消费受广告所控制。可以说，消费只是资本家通过广告媒介诱导的一种行为，是满足资本家获利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对物品的病态的、无度索取和占有；而人们却将它当作自由和幸福来体验，“把关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11](P495)“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都被打上了物质性的痕迹，从而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的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13]（P85）

其次，资本主义突破了需求有限论，每个人都想消费更多、占有更多，人们所能拥有的物质财富永远满足不了急速膨胀的欲望。高兹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你只有拥有了比别人更多更好的东西，才会受到尊重。当代资本主义就是在这种价值观的保护下不断地制造着稀缺与新的需求，并使其速度永远快于已满足了的需要。人们因而产生更大的生活压力，于是就又投入到更加繁重的工作中去。对广大民众而言，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购买力是有限的，而购买的欲望是无限的，这一矛盾使得人们的期望不断破灭，在追逐财富、占有财富的同时倍感失落与痛苦。

最后，消费中得到的满足也只是暂时的。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使人们错误地认定异化消费是对劳动所带来的痛苦的一种有效补偿，通过金钱所交换得到的快乐与满足远比因功能性的劳动而失去的自由重要。而“异化消费只不过是一种暂时性幸福的虚假反映，是一个冠冕堂皇自由的幌子”。[11](P497)人们在物质带来的新鲜感和刺激感中，寻找短暂的幸福感，落入“较多富裕和较少快乐的生活”的怪圈，正如马斯洛所言：“满足于对金钱、物的无度追求，不仅不会带来真正的快乐，反而是导致神经症的重要原因”。[14]（P102）克沃尔更是指出了异化消费带给人们的痛苦，资本家通过消费贷款等来刺激消费，因而，每个工人家庭又背负着消费债务，整日处于担惊受怕之中，无论银行还是广告，都提醒人们去支付。

4.富裕与贫乏的共生。在资本逻辑下，财富的增加是与创造财富的劳动者的贫困成正比的，劳动没有使广大劳动者致富，反而是壮大了资本家的力量。高兹肯定了财富积累的必要性：没有增长就意味着萧条和贫富差距的加剧；同时，他还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个新的财富悖论，这就是“富裕的贫穷”，是一种“因特殊的生产活动而形成的社会创造的状态。”[15]（P29）高兹首先对贫穷作了界定，认为贫穷和不平等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社会在增加财富的同时生产着贫穷，这种贫穷是由商品的性质与生产方式所导致的而非源于消费品的供应不足。贫穷是一种相对的状态，如果所有的资源都是平分的，那就不会有贫穷。贫穷产生于对他人财富的剥夺，没有贫穷就没有富有，当所有人都拥有足够的财富时，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富，这同样适用于贫穷。贫穷同样也来自“越多越好”的原则，是“虚假需要”和虚荣攀比得不到满足的心理。高兹还对发达工业社会中导致贫穷的三种主要原因做了具体的分析。

第一种是“有害的专用”，即本来对大家而言是足够的物品却被富者所垄断了。这种贫穷显然不是真正的匮乏，而是阶级间的统治。第二种是“只对富人开放”，即排他性的占有，人为地制造匮乏。例如海滨、阳光等等，这种专用权象征着财富和权力，导致富人和穷人之间新的不平等与分化。第三种是“特殊的消费”，即人们通过对高价或难得物品的消费来获取一定的社会地位或威望，一旦一种稀缺的物品变得被广大群众所拥有，那么新的替代品将会出现，以显示富人的优越性和特权，贫困的底线也将被重新界定。高兹指出，看似平等的消费实际上是建立在不平等的收入上的，特殊的消费往往不是为了真正的需要，而是为了使其他人变成穷人，在个体层面不断制造和强化着不平等。因此，高兹指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是被不平等制度刺激起来的综合过程”，[16]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模式与社会平等和人的解放的实现是不相符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增长不会消除贫穷，贫穷只会随着等级之间的不平等的消失才会根除。“以较少程度的富足是可以过得更幸福的，意味在一个没有特权的社会没有人会受穷。”[7](P8)

三、资本主义财富观的危害

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观实现了对自然和人的双重控制以及对人的身体和思想的双重统治，人们在不自觉中“失去了精神的、道德的超越追求和生活的丰富性，失去了关系的他在性、整体性和生活的生态性。”[17]社会中，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人与自然之间只留下工具关系，人与人之间只留下了金钱关系，国与国之间出现了新的殖民主义。

1.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就是破坏，“富足之日就是恶果来临之时”。[18]（P12）在无度地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强调控制自然，忽视生态道德的文化观念，对自然进行“自我摧残式的利用”，财富的创造与自然环境之间出现了结构性的分裂和内在价值上的对立，对生态造成不可挽回式的破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危机就是由资本的“高度重视谋利以及与此相随的效率、物欲、经济增长等价值观，并进而激发技术服务于这些价值观，甚至不惜毁损地球”[19]（P32）而造成的。这种危机既有过度利用而引起的资源短缺，也有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污染。

资本的逻辑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不仅意味着要将自然纳入到价格体系中，使之成为市场运行中的有用物；更关键的是，还需要扩大生产规模，这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系统的多样联系变成了单一联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被淡化为赤裸裸的实用主义、工具主义。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财富观及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是导致自然财富被滥用的经济学根源。资本主义制度将扫除一切阻挡它获取财富的障碍，效率的提高只能意味着对环境更大程度上的威胁和进一步地开发。奥康纳从对生产条件的分析入手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将财富的积累视为最高目的，人们为了利润而去追求生产，这种生产的无限性与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就必然会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在金钱的诱使下，“资本主义从经济的维度对劳动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空间，以及外部自然界或环境的自我摧残性的利用和使用。”[20](P284)同时，资本主义社会为了保证自己的高额利润，还会借助科技对自然进行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

多多益善的物质财富观下，生态环境不仅被过度地损耗，还被严重地污染。阿格尔等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受追逐利润的驱使，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着成本外化的趋势，资本家追求的是利润，不可能牺牲利润去保护环境，相反，资本家为了降低成本，想方设法地把生产成本推向企业外部，把废弃物排入大气、江河和土壤，“资本家即使从事环保工作，脑子里想的也是赚钱。”[7](P5)

2.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社会关系的物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存在，决定了包括人的存在价值与社会关系在内的所有存在物都被迫服务于财富积累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撕下了家庭关系中“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得一切都变成了“金钱关系”。[21]（P34）福斯特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普遍联系仅仅表现为金钱联系。“金钱关系”说明资本只关注交换价值，只关注利润、剩余价值，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其他关系，它漠不关心，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和价值尺度。奥康纳同样认为，对金钱的崇拜破坏了人们之间原有的统一性。

高兹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只剩下人们之间的金钱关系和阶级关系……，作为经济理性的后果……，劳动不再具有创造性……，劳动者丢失了人性的光辉”[2](PP19～20)本是对他人情感上认同的社会性却服从于以金钱利益为特征的资本逻辑的需要。每个人自身是占有性的主体，他人仅仅是手段，在对财富排他性的占有中，社会成了孤独的自我组成的封闭式的社区，人与自然、人与人相继分离。人是为资本服务的，凡是那些看来是不符合财富目标的都要被剔除。金钱或是资本，替代了其他价值，成为了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们也不再关注人性的发展，而是将拥有充足的物质财富视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然而，财富的增长并没有使人的世界得到发展，破坏着人们之间其他一切合理性的关系，驱动着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与冷漠，使“整个世界高度理性化而且毫无人味儿……，这一切都是生命支离、工作破碎的公民为他们的富裕丰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22]（P152）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还试图用金钱关系掩盖阶级之间的矛盾，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资本主义要实现对人的全面统治，必然要将与之相适应的财富观灌输给人们。“在这个社会的任何领域获得成功，都意味着人们已经充分内化了与更高的不道德有关的那些价值标准”，[8](P42)在思想深处认同了资本主义制度，这种认同是由文化工业的宣传所掌控的。资产阶级通过提供给工人阶级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来淡化阶级的对抗性，用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来控制和引导他们的消费，以此维系资本主义政治统治的合法性。阿格尔指出：“资本主义制度许诺的未来富裕今天在政治上控制了穷人，”[11](P433)人们在对物质财富的占有中自我麻痹并消解革命性以及对于资本主义的判断力，思维形式化了的人们“失去了任何反思性的自我考察的可能性”；同时也失去了对生活的体验，人们不再有主体性的参与，继而成为这个物化世界的“陌路人”，面对的是“生活艺术、交往和自发性的衰落”，[2](P124)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统治的消极工具。

3.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全球环境危机和“丛林法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为了占有得更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将魔爪伸向了国外，尤其是占有他国的自然财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便在当今世界有了新的表现，即新的殖民主义——生态殖民主义，疯狂地掠夺他国的自然财富，转移污染物，将环境危机全球化，使“全球环境之间形成了一个潜在的灾难性的冲突”。[8](P2)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并没有消失，反而由于垄断性跨国公司的繁荣，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已经“由国内有产者和无产者的贫富对立，转变为世界性的富国与穷国的对立”。[10]正如斯普雷纳克所说的，工业国家的财富和个人财富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剥夺的基础上的。奥康纳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积累，正是“通过在总体上对南部国家和世界范围内的穷人欠下一笔‘生态债’来完成的”。[20](P205)资本主义为了积累更多的财富，在全球范围内掠夺资源，使财富不断流向发达国家和地区。他们往往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使得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物质财富力量越来越弱，大批的民众陷于贫困之中。一是与欠发达国家进行不平等的贸易往来。压低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劳动力价格、抬高自身出口品的价格来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物质财富；通过廉价进口资源来掠夺他国的自然财富。二是在用和平手段达不到帝国主义贪婪、剥削的目的时，就不惜发动罪恶的战争。福斯特认为，第一、第二次海湾战争就是典型的例子，美国对伊不惜动用一切战争手段，就是为了掠夺“黑色黄金”。三是通过以排污、过度开发和捕捞的方式滥用全人类的共同财富；通过转移污染产业和污染物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生态财富。[23]以上的发展方式衍生出了生态殖民主义，一个“凌驾于生态之上的经济帝国——一种取代不再奏效的旧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8](P18)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以一片繁荣的景象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树立了发展的模式，成为“世界的羡慕目标”，[12](P140)引来了更多国家对其价值观的认可以及发展模式的国际效仿。

当面对全球性的贫富差距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否定了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经济援助。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中分析了经济援助的后果，一是第三世界国家的生产关系也转向竞争型，资本主义的影响力扩大；二是加剧了这些国家的不平衡。援助的好处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而更多人的人却要承担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环境后果；三是造成代际间的不公平。援助项目多着眼于短期内的利益，而将不利因素留给了下一代；四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观念被消费主义价值观所取代等，这些都强化了全球性的、代际性的生态危机。

[1]E.F.Schumacher.Small Is beautiful[M].NewYork: Harper&Row,1973.

[2]Andre Gorz.Translated by Gillian Handyside and Chris Turner.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M].London and New York:Verso Press,1989.

[3][美]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一个新型社会的精神基础[M].关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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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让·鲍得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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