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燕

儿童性虐待问题及预防策略

李雪燕

儿童性虐待是一个存在广泛且后果严重的全球性公共社会问题，但是目前我国针对该问题的系统研究仍然缺乏。本文针对国外文献中涉及的儿童性虐待的概念、发生情况、风险因素、后果及预防策略等进行综述，在此基础上提出儿童性虐待的预防策略要点，以期对我国儿童性虐待研究及预防有所启示。

儿童性虐待 流行率风险 因素预防策略

李雪燕，香港大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讲师（武汉 430079）。

一、引 言

当今世界，儿童性虐待是一个存在广泛且后果严重的全球性公共社会问题，其影响遍及所有性别、种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在西方国家，儿童性虐待的相关研究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对相关学术研究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显示，目前有超过2万篇儿童性虐待相关文章（Collin-Vézina、Daigneault、Hébert，2013）；针对儿童性虐待的概念、发生情况、风险因素、影响机制、后果及预防等议题，目前已形成相对较为完善的研究体系。在我国，近年来，儿童遭遇性虐待的案件不时见诸报端；引起广泛讨论的“嫖宿幼女”即属儿童性虐待问题。但是，目前我国针对该领域的研究仍然缺乏，因此加强对国外儿童性虐待研究的借鉴和学习，唤醒全社会对儿童性虐待的防范意识，提高我国对儿童性虐待研究的专业水平，并切实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意义重大。鉴于此，本文意在简要梳理并概括国外儿童性虐待的相关研究成果及干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儿童性虐待的预防策略要点，以资借鉴于我国儿童性虐待的未来研究与预防实践。

二、儿童性虐待问题

为形成对儿童性虐待问题的系统认识，本文重点以国外儿童性虐待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对儿童性虐待的概念界定、发生情况、风险因素、后果及影响机制进行梳理综述。

（一）概念

一般来讲，儿童性虐待（Child Sexual Abuse，也称为儿童性侵害）是指以满足侵害者（成人或儿童）性欲为目的，以儿童为对象的性行为（Collin-Vézina、Daigneault、Hébert，2013；Dittmer、Hubel、Hansen，2011）。但是直至目前，儿童性虐待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其争议之处体现在几个方面：

1.儿童的年龄界定。不同的调查研究基于取样方便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开展儿童性虐待研究，更有相当一部分研究（孙言平、董兆举、衣明纪等，2006；陈晶琦、韩萍、连光利等，2010）采用回溯式研究方法调查成人的儿童期性虐待情况，因此不同的研究对儿童的年龄界定并不一致。目前得到越来越广泛认可并逐渐被接受为标准定义的是联合国的界定，即18岁以下的任何人均被视为儿童。本文亦使用该界定范围。

2.性行为的法定年龄界定，这一概念暗含了个体性成熟的年龄。不同国家规定的性行为法定年龄差异很大（Collin-Vézina，Daigneault，Hébert，2013；Lalor、McElvaney，2010），从12岁或13岁（比如汤加、西班牙）到17岁或18岁（比如美国部分州、澳大利亚）；欧洲的所有法律体系均认定16岁及以上年龄的性关系是合法的，尽管有部分国家将该年龄设定为14岁或15岁。换句话说，在没有暴力或胁迫的情况下，一个成人和一个14岁儿童之间的性行为，可能被判定为或者属于双方自愿性行为或者属于性虐待，这取决于该事件的发生国家规定的性行为法定年龄。这类因违反性行为法定年龄而被定罪的性犯罪自动归属于儿童性虐待范畴。

3.性行为的界定。以往有研究者（Finkelhor，1994）主张儿童性虐待所涉及的性行为主要是指接触性虐待（contactsexualabuse），比如性侵入（penetration）、猥亵（fondling）、接吻（kissing）和触摸（touching）。目前，儿童性虐待的概念有扩大化倾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主张将非接触性虐待（non-contactsexualabuse），比如露阴癖（exhibitionism）和窥阴癖（voyeurism）也纳入儿童性虐待的概念范畴（Putnam，2003）。因此目前儿童性虐待的一般定义主要是指任何通过威胁、暴力、恐吓或操纵对未成年人实施的性行为，包括了性交、强奸、乱伦、肛交、猥亵、性触摸、露阴癖、利用儿童卖淫或进行色情活动、网络诱骗儿童等。

4.虐待的界定。目前得到较为一致认可的是，如果儿童尚未达到法定性行为年龄，那么无论性行为是否为双方自愿，均被判定为儿童性虐待；如果儿童已达到法定性行为年龄，那么以任何形式在任何地点发生的胁迫性行为均视为性虐待（Pellai、Caranzano-Maitre，2015）。

此外，儿童性虐待还可能因侵害的持续时间频次、侵害行为的侵入性、侵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而呈现差异。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儿童性虐待的认识也逐渐深入。例如，以往认为儿童对儿童的性行为是无害的，但是近期的研究发现家庭内年幼子女之间的性行为对儿童的情绪健康发展有害（Trickett、Noll、Putnam，2011）。

（二）发生情况

儿童性虐待的发生情况主要以流行率（prevalence）和发生率（incidence）来衡量。流行率是指人群中经历过儿童性虐待的人数百分比，发生率是指每年新出现的儿童性虐待个案的数量。近年来，不同学者对世界各地儿童性虐待相关研究进行系统回顾和元分析，均得到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儿童性虐待是令人担忧的、广泛存在但被严重低估的公共社会问题。从儿童性虐待流行率来看，Trask、Walsh和DiLillo（2010）的元分析发现，20%的女性和8%的男性在童年期遭遇过性虐待。Barth及同事对22个国家的55个研究进行回顾（Barth、Bermetz、Heimetal，2013）发现，女性儿童性虐待流行率在8%到31%之间，男性儿童性虐待发生率在3%到17%之间。Collin-Vézina、Daigneault和Hébert（2013）的综合性回顾指出，在全球范围内，亚洲男女儿童性虐待流行率均最低，其中女性儿童性虐待流行率平均约为18%～20%，男性约为8%～10%；而澳洲女性儿童性虐待流行率最高为21.5%，非洲男性儿童性虐待流行率最高为19.3%。在我国，陈晶琦（陈晶琦、DunneMP、王兴文，2002；陈晶琦、韩萍、连光利等，2010；陈晶琦、徐韬、宫丽敏等，2014）等学者自2002年起，采用不记名回顾性自填调查问卷法，先后对高中、中专及大学生等方便样本群体展开调查。其针对中国儿童性虐待流行病学研究现状的综述发现有15.2%～25.6%的女生在童年期遭遇性虐待，其中有7.4%～14.5%遭遇接触性虐待；有10.5%～25.1%的男生在童年期遭遇性虐待，其中有5.0%～15.1%遭遇接触性虐待。

由官方统计报告的儿童性虐待发生率数据主要是基于司法程序起诉案件的数据获得的。各地官方一般依据儿童保护及司法相关部门较为完整的流程鉴定儿童性虐待案件，其基本流程是受害者或其亲属向官方部门披露，有关部门进行筛选跟进并通过证据证实。官方报告的儿童性虐待发生率存在严重低估的风险，一则，由于儿童性虐待的隐秘性，只有部分受害儿童选择披露，Finkelhor&Browne （1985）指出，在所有研究中，只有大约一半的儿童性虐待受害者选择披露。二则，在披露的儿童性虐待案例中，只有部分案例通过筛选程序，获得跟进调查。三则，在获得跟进调查的案例中，由于证据的难以获取，只有部分案例最后被证实。因此研究所获知的数据，特别是官方报告数据，只是冰山一角，可能存在严重低估的风险。所幸，在过去的十年间，很多国家开始实施强制报告制度，要求专业人员将涉嫌儿童性虐待的案例向官方机构报告，这将大大增加发现及干预儿童性虐待案例的机会，促进对儿童的保护。

（三）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是指增加了儿童遭遇性虐待可能性的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儿童性虐待的风险因素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是否残疾、社会经济地位等。性别是儿童遭受性虐待的主要风险因素，女童比男童更可能成为受害者（Pereda、Guilera、Forns、etal，1994；孙言平、董兆举、衣明纪等，2006；陈晶琦、韩萍、连光利等，2010）。与男童相比，女童成为儿童性虐待受害者的风险要高达2.5到3倍（Fergusson、Lynskey、Horwood，1996）。但是也有研究者（O’Leary、Barber，2008）指出，男童很可能遭受比实际报告数字更高比例的性虐待（Lin、Li、Fanetal，2011），但是男童更不愿意向他人披露性虐待的遭遇。

年龄也是儿童遭受性虐待的风险因素。研究发现，处于学龄期和青少年期的儿童更容易遭遇性虐待。同时，也有研究（Putnam，2003）指出，大约四分之一的儿童性虐待幸存者报告其首次遭遇儿童性虐待是在6岁之前。儿童性虐待的发生有低龄化倾向。此外，性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也引起相关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指出，女童的儿童性虐待高风险期开始更早，持续更久；而男童则是稍后出现儿童性虐待风险高峰期，但持续时间较短。

另外，儿童是否残疾也被看作是儿童性虐待的风险因素，因为残疾可能增加了儿童的脆弱性（Horner-Johnson、Drum，2006）。此外，儿童性虐待的风险因素还包括儿童失去单亲或双亲（Finkelhor，1993）或有继父（Mullen、Martin、Andersonetal，1993）、双亲关系矛盾、家庭处于逆境、家庭有药物滥用和社会隔离的情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生活贫困，社会支持缺乏（Macmillan、Tanaka、Duku、etal，2013；Hussey、ChangJJ、Kotch，2006）。在我国，相关研究者（孙言平、董兆举、衣明纪等，2006；段亚平、李长山、孙言平等，2006）发现，父母亲有不良嗜好，在家庭使用暴力，体弱多病，家庭关系紧张，生活在重组家庭是中国儿童遭遇儿童性虐待的风险因素。

（四）后果

儿童性虐待可能引发广泛的心理和行为困扰，是受害者儿童期、青年期和成年期一系列消极发展结果的重要风险因素。在遭遇性虐待的学龄期儿童和青少年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受害者出现创伤后应激临床症状（Daigneault、Tourigny、Cyr，2004）。遭遇性虐待的学龄期女童出现分离症状和创伤后应激症状的比率分别是未遭遇性虐待女童的8倍和4倍（Collin-Vézina、Hébert，2005）。

除了创伤后应激和分离症状，儿童性虐待还与其他心理与行为困扰有关。遭遇性虐待的儿童和青少年更可能会出现情绪障碍（如重度抑郁症）（Sadowski、Trowell、Kolvinetal，2007），品行问题（Danielson、Macdonald、Amstadter、etal，2010），高危或不当性行为（Lalor、McElvaney、2010；Houck、Nugent、Lescano，etal，2010），自伤或自杀（Wright、Friedrich、Cinq-Mars、etal，2004），药物滥用，妄想和幻觉（Lataster、vanOs、Drukkeretal，2006）等。

此外，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儿童性虐待对受害者的影响可能会持续到成年期。相关研究发现，与没有遭遇过性虐待的儿童相比，遭遇过性虐待的儿童在青少年期更可能再次被虐待，随后在成年期也可能再次被侵害（Classen、Palesh、Aggarwal，2005）；这些儿童在成年期遭遇性暴力的可能性更可高达2到11倍（Messman-Moore、Long，2003）。在14岁之前遭遇家庭内虐待的女性有62%在14岁之后再次遭遇强奸和强奸未遂（Russell，1986），再被侵害率介乎14%（Humphrey、White，2000）到27%（McGee、Garavan、deBarraetal，2002）之间。在成年期，儿童性虐待幸存者更可能遭遇心理性欲功能方面的困难（Meston、Rellini、Heiman，2006；Easton、Coohey、O’Learyetal，2011）。一项长达23年的追踪研究证实了家庭内性虐待对于女性不同生命阶段的有害影响，不仅包括所有上述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包括身体健康问题，如肠胃失调、妇科或生殖健康问题、糖尿病等（TrickettPK、NollJG、PutnamFW，2011）。

（五）影响机制

关于儿童性虐待事件的影响机制，不同研究者提出不同的理论模型进行解释。其中，四因素创伤基因学模型（Four-Factor Traumagenics Model）（Finkelhor、Browne，1985）是概念框架发展最为完善的一个。该模型认为，儿童性虐待改变了儿童对世界的认知和情感定位，扭曲其自我概念和情感能力从而引发创伤。该模型强调了对于儿童性虐待受害者尤其重要的信任和亲密问题。依据该模型，儿童性虐待的特殊性在于受害者由于性虐待经历而体验到的四个创伤引发因子，即创伤性欲化（traumaticsexualization），背叛感（betrayal），无力感（powerlessness）和污名化（stigmatization）。创伤性欲化是指受害者的性欲发展受到性虐待经历的影响和扭曲。背叛感是指受害者对他人信任的丧失，包括对破坏信任关系的施虐者，没有保护儿童免遭虐待的成人，或者没有支持儿童揭发受虐待经历的成人的信任丧失。无力感是指受害者在受到威胁和侵害时无力改变。污名化是指由于社会对受害者的负面态度和侵害者的操纵性话语，受害者感到自己对受虐待经历负有责任。

此外，有学者（Rowan、Foy，1993；Morrissette，1999）利用创伤后应激障碍理论（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Theory）对遭遇暴力胁迫性虐待的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症状进行解释，包括创伤感的再次体验，对与创伤性事件相关的刺激的回避，警觉与注意的增加。Spaccarelli（1994）的交换模型（TransactionalModel）则指出压力和应对在解释儿童性虐待后果中的意义，并强调其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作用。在交换模型中，性虐待被看作是压力源，由一系列虐待事件（abuseevents）、与虐待相关的事件（abuse-relatedevents），以及与披露相关的事件（disclosure-relatedevents）组成。每一个事件都将增加不良后果出现的风险。在这一系列事件与不良后果之间，认知评价与应对反应起到中介作用，而发展因素与环境因素则起到调节作用；同时受害儿童最初反应也影响与虐待相关的压力的未来水平。也有学者（Kwako、Noll、Putnametal，2010）用依恋理论的动态-成熟模型（the Dynamic-Maturational Model of Attachment Theory）解释遭遇儿童期性虐待的母亲与其子女的依恋问题，并指出与没有遭遇儿童期性虐待的母亲与其子女相比，前者更倾向于形成极端的依恋策略，表现为焦虑型依恋。

三、儿童性虐待预防策略

鉴于儿童性虐待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及后果的严重性，除了开展针对儿童性虐待的治疗之外，不同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的预防策略。本文重点关注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性虐待预防策略的基本取向特点及对我国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的启示。

（一）儿童性虐待预防策略的取向

儿童性虐待预防策略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种是以成人为中心，该取向认为成人应该为预防儿童性虐待负责，成人是降低儿童性虐待发生数量和频次的关键责任人。例如，创建于1992年的英国预防儿童性虐待组织“即刻停止”（Stop It Now）属于此种取向（Pellai、Caranzano-Maitre，2015）。该组织的核心工作是帮助成人、家庭和社区采取行动保障儿童安全，为儿童创造安全环境，理解高危情景的警告信号，识别有性虐待儿童风险的成人个体的行为。

另外一种是以学龄儿童为中心，进行儿童性虐待预防项目的组织和管理；其目的在于增强性虐待潜在受害儿童的识别，帮助儿童避免高危情景，增强儿童的求助能力。在美国，自1970年代末以来，针对儿童性虐待的预防行动开始在学校推广（Finkelhor、Browne，1985）。至1990年代，这类预防行动已经扩展到大部分学校，有三分之二的儿童参与。这类预防项目主要教授学生三类基本技能，即（1）相信内在直觉，识别高危情景，区分善意和不善碰触；（2）在高危情景中，做出具体积极的反应，抵抗虐待企图，表达拒绝，离开现场，并告知可以信任的成人；（3）理解遭受性虐待的未成年人既不该被责备也不该对此负责，并且未成年人总是受到伤害的一方，需要保护和帮助。为达成预防目标，此类项目除了面向儿童之外，也面向教师和家长。参与预防项目的教师能够通过学校项目活动和教学向儿童陈述性虐待知识并提供预防工具；父母能够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帮助儿童获得合适的性教育和情感教育，提供与预防性虐待相关的信息和工具。

另外一项得到广泛推广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性虐待干预项目是首创于1999年意大利的“未曾言说“（Words Not Said）项目（Pellai、Caranzano-Maitre，2015）。该项目也推广到以意大利语为官方语言之一的瑞士的所有学校及斯洛伐克、西班牙、英国和荷兰等其他四个国家。该项目的原创性主要体现在学生通过体育游戏和团体游戏及圆圈教学和角色扮演等教学方法学习预防技能。该项目的每一个教学环节都以身体放松时段结束；与虐待情景不同，在身体放松时段，儿童可以在教学环境下体验到身体是而且必须是健康的源泉。

（二）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的对策

基于对国外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项目的回顾，笔者认为，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教育课程以练习为焦点，兼顾形式多样化

在针对儿童性虐待预防项目的效果评估研究中，研究者（Kenny、Capri、Thakkar-Kolaretal，2008）发现，课程内容的合理设计和形式的多样化以及由此激发的学生的积极参与和练习，是保障课程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因此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课程应该以激发儿童的积极参与为出发点，以提供练习机会为焦点，兼顾多样化的形式，同时注意融入性与综合性。就内容来看，课程要注重教授儿童关于性虐待的特定概念知识，避免遭受性虐待的技能，以及对有潜在性虐待风险的情境做出合适反应的技能。课程采用的形式可以包括说教指导、视频示范、小组讨论及行为技能训练。课程应依据儿童的年龄和认知水平量身定做，以激发儿童的积极参与，促使儿童针对性虐待情境进行技能练习。此外，课程要注意融入儿童的日常课程，并结合对儿童其他技能的培养（如培养自信心、问题解决技能和交流技能）进行综合设计。

2.教育课程要平衡时长与分节的作用

对30项儿童性虐待预防项目的综述（MacIntyre，Carr，2000）表明，大部分儿童性虐待预防课程包含三个单元。有的课程包含的单元较少，比如在一个学期内只开设一个25分钟的单元；而有的课程包含单元较多，比如在一个学期内每周均开设90分钟的单元。研究（Davis、Gidycz，2000）发现，课程持续时间越长，课程效果越显著；单元数量越多，课程效果越显著。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单元数量的影响更大；研究发现，由较多短单元组成的课程，其预防效果超过了由较少长单元组成的课程。因此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要注意单元课程时长分配与单元总数的平衡，尽量采用覆盖整个学期的长线设计，每周的课程时间则可以采用简短设计。

3.教育课程要注意家庭参与

Kenny、Capri、Thakkar-Kolar等人（2008）的研究发现，父母的参与增加了儿童性虐待预防课程的成功可能性。这是因为父母的参与使得家庭内更有可能就儿童性虐待话题和相关概念进行交流；父母更有可能、更有意愿讨论此类敏感话题，这也间接地改善了亲子关系。参与儿童性虐待预防课程的父母，在关于性虐待的知识和态度方面都表现出显著改善；与子女就性虐待话题进行交流的意愿和可能性也显著增强。因此，在进行课程设计时，要注意吸引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参与，积极疏通与搭建父母与儿童之间就性虐待问题进行沟通的渠道和桥梁。

4.教育课程人员要经专门培训

研究（MacIntyre、Carr，2000；Davis、Gidycz，2000）表明，儿童性虐待预防项目的有效性与课程实施人员的资质和职业无关，但是与其是否接受培训有关。课程的实施可以由经过培训的教师、家长、心理健康专业人员和执法人员承担。课程一般包含培训手册或培训光盘。有的课程包含充分的课程材料，课程实施人员只需极少的正式培训就可以实施；少数课程提供培训服务，对各学校的课程实施人员进行培训。一般情况下，学校心理工作者先学习整个预防课程，随后再训练学校教师直接实施课程；同时，学校心理工作者也提供持续支持，帮助教师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并收集课程实施和结果的相关数据。

5.教育课程从学龄前儿童抓起

关于参与性虐待预防课程的儿童的适宜年龄，有研究者（Davis、Gidycz，2000）认为，年幼儿童不能像年长儿童一样学习和掌握性虐待的相关概念；但是有研究证据（Wurtele、Owens，1997）表明，学龄前儿童能够学习自我保护的技能和性虐待的概念。自幼儿园开始参与课程的儿童，能够在重复的概念学习中，完全掌握相关的技能。因此，儿童性虐待预防课程要从学龄前儿童开始抓起。同时应该注意到，针对幼童的儿童性虐待预防课程，要采用适龄的方式，包括更多的家庭参与，更具体的概念，更有趣的活动，更多的重复和练习。

四、小 结

本文重点以国外儿童性虐待相关研究文献为基础，对儿童性虐待的概念、发生情况、风险因素、后果及影响机制进行综述，有助于认识当前国外最新的儿童性虐待概念争议，了解世界范围内儿童性虐待的发生状况，识别增加儿童性虐待风险的相关因素，理解儿童性虐待的后果及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在我国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项目设计的策略要点。

目前学界对儿童性虐待的概念仍然存在争议，但同时也看到有逐步融合统一的趋势，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统一概念界定，以期在共同的概念基础上展开对相关研究的比较，有助于儿童性虐待的预防与治疗项目的科学设计。目前我国儿童性虐待研究主要采用方便样本，以回溯性自填问卷进行调查研究，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展开基于全面代表性样本的流行病学研究，以期形成对我国儿童性虐待发生情况的准确把握；同时也有必要借鉴国外儿童性虐待的专业人员报告制度，形成预防与治疗的综合性儿童保护体系。目前学界针对儿童性虐待风险因素的研究重点在于关注儿童的个体及家庭环境特征，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开展“儿童在情境中”的个人、家庭和社会风险因素的综合性互动性研究，从而识别风险因素，并指导儿童性虐待预防项目的设计。目前针对儿童性虐待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理论层面，且部分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力受到局限，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开展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从而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有助于形成对儿童性虐待短期和长期后果的深入认识。本文重点回顾以学校为基础的儿童性虐待预防策略，因此未来有必要设计并切实实施综融性儿童性虐待预防教育的实践项目，从而构建预防与治疗相结合的儿童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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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恪鉴

华中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资助（CCNU14A03049，CCNU16A06048）。

C916

A

1672-4828(2017)01-0036-09

10.3969/j.issn.1672-4828.2017.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