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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傅抱石

2017-04-10傅益瑶

人民周刊 2017年2期
关键词:徐悲鸿南昌外公

傅益瑶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

我的爷爷叫傅得贵,一直靠补伞谋生,是南昌的一户赤贫人家。在父亲八九岁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

爷爷祖辈单传,因此为父亲取名长生。爷爷家在南昌“臬台后墙”的贫民棚户区内,剃头的、修脚的、摆摊的……各色人等杂住在一起,艰难生存。“傅得泰修伞铺”的左边是家刻字店,右边是家裱画铺。裱画铺的墙上挂了许多字画,父亲常去串门,久而久之,竟对这些字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七八岁的时候,父亲在私塾旁听,识了不少字,后来奶奶让他去瓷器店当学徒。学徒三年,不仅要给老板娘抱孩子,每天还要上门板下门板。门板是江西特产樟木制成,很笨重,父亲人小无力就拱着背使劲,时间一长,就落下轻微的驼背,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母亲和父亲结婚时,有客人还问,你们新姑爷怎么是卖布的呀?

父亲十三岁时进江西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十七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高小毕业,被保送进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但入学读书需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万般无奈之下,想到了乡下还有祖传下来的几分薄田。于是父亲就从南昌步行到300多里外的老家去借钱,结果隔房叔叔竟然不让父亲进门,说穷人家的孩子还读什么书……打这以后,父亲便下定决心要好好读书。

父亲从小就喜欢刻图章,把石头放在腿上用刀刻,常常弄得身上血迹斑斑。不少人提到父亲的名字傅抱石,都说是父亲喜欢石涛以及屈原“抱石怀沙”的缘故。我的理解,父亲取名“抱石”两个字的初衷,更多的是怀抱石头,喜欢刻图章而已。

父亲早年写过一本书,叫作《摹印学》,是亲笔缮写的小楷,漂亮极了,父亲的校长当年就是带着父亲和这本书去见徐悲鸿的。徐悲鸿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看过之后,赞叹不已,对父亲另眼相待。在徐悲鸿的关心与帮助下,父亲得以去日本留学,最初学的是陶瓷图案。

母亲罗时慧,出生在奉天(今沈阳),小名叫奉姑。她与父亲成长于截然不同的家庭。

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女儿,外公罗鸿宾历任江西税务局长、法院院长等职。母亲从小就有个同年丫头陪着。外公有四房太太,我母亲虽然不是嫡出,但正房没有孩子,所以外公十分宠她,不要她做其他事情,专门培养她读书。

母亲长大之后,因为家庭声望很高,很多人都来求婚,内中还有一名后来逃到台湾的“部长”,外公因为不清楚他的底细,没有答应。关于婚姻,我的外婆对母亲讲,绝对不要嫁到豪门,说:“宁到穷人家吃糠,不到富人家喝汤。”母亲读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被推举为江西省学联干事,剪了头发,跟方志敏一起闹革命。北伐军到南昌,母亲牵着妇女协会主席蔡畅的女儿四处活动演戏,宣传革命,比父亲还早地认识了时任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母亲被动员回南昌女中读书,秘密搞地下宣传工作。

母亲是父亲的学生。母亲在学校非常调皮,父亲可能很喜欢母亲的这种性格,就追求她。父亲常常到母亲家里去给我舅舅讲故事,补功课,讨好母亲。父亲家境困难,娶母亲的阻力很大,特别是外公的三姨太很难对付,父亲就买了许多衣料送给她,后来这个姨婆一直跟着我们住。另外,父亲又去借了一张存折,上面有一千个大洋,给外公看。外公其实对父亲的印象一直很好,但还是担心他太穷,看到父亲的存折,加上我外婆的力促,就同意了父亲的求婚。外公对父亲特别关照说:我的这个女儿除了是个人以外,什么也不会,你要一生照顾她。

父亲没有食言,一直在照顾母亲;如果不是抗战时到了重庆,母亲可能连饭也不会做。后来家里的事情虽然是母亲管,但有两件事一直是父亲帮母亲做的:一个是叠被子,一个就是帮母亲捶背。母亲总说父亲捶得好,像小锤子一样,力量恰到好处。母亲生病总是头疼吃药,父亲怕她乱吃,就定时定量拿药给她吃。母亲原来一点不会做饭,但后来父亲的饭菜全是母亲张罗的,即便家中有了保姆阿姨,母亲也会亲自下厨为父亲做饭做菜。

父亲吃菜的口味简单,但要求很高,最喜欢吃母亲做的炒大肠和三杯鸡。父亲说母亲做的炒大肠简直跟红枣一样,又红又亮,紧紧的,圆圆的。三杯鸡则是我们江西的老菜,鸡里放一杯酒、一杯酱油、一杯麻油。

母亲虽不是大美人,但十分可爱,特别是她的幽默诙谐,为大家所喜欢。母亲的鼻子很大,用我们江西话说,就是“鼻子大,心不坏”。有个算命先生给母亲算过命,说母亲的鼻子是福相,嫁了秃子会长头发,嫁了穷人会发财。但凡以后她跟父亲吵嘴时,就会一边打自己的鼻子,一边说:“把鼻子打掉,把鼻子打掉。”意思是不再让父亲有好运气。母亲的乐天,主要是由于小时候外公的宠爱。

1931年8月的一天,徐悲鸿到南昌小住,父亲在朋友的引荐下去江西大旅社拜访了他。隔日,徐悲鸿到父母住处回拜,当场画了幅《鹅嬉图》相赠,画面上是只大白鹅,头顶一抹朱砂,引颈向天,红掌下几茎青草。父亲用别针把它别在中堂画上,然后送徐先生回旅社。母亲在等父亲回来的间隙,铺纸磨墨照画,临摹了一幅,兴犹未竟,在青草地上又添加了一只大鹅蛋……次日清晨,记者涌进家里,头日他们没带相机,今日赶来拍画。母亲把自己临的画拿出来,一位记者惊叫起来:“昨天未见有鹅蛋啊,今日倒下了一蛋,神了!”母亲抿嘴一笑:“张僧繇画龙点睛,破壁而去;大师神手画鹅,昨日肚里就有了,一夜过来,自然生下了。”记者们为母亲的乱真之作和幽默风趣,大为倾倒。

这类事情不止一件。有一天,父亲回到家里,帮佣的人告诉他,有个“王先生”等你好久了。父亲过去一看,只见这个人戴着瓜皮帽,留着小胡子。父亲就问,您是哪位?这位“先生”说:“我认识你好久了,你怎么不认识我呢?”父亲愣在那里,怎么也想不起来。结果“王先生”噗哧一笑,原来这是母亲装扮的。母亲的幽默名声在外,以至许多画商、古董商都说,画家太太中,傅抱石太太是天下第一。他们看到母亲往往比看到父亲还要高兴。

父亲有个自定的规矩:如果不是出差在外,一定给母亲做寿,买东西,然后给母亲画张画,而他自己则从来不做寿。父亲是1965年9月底去世的。那年夏天,他出差湖南,当时血压已高得不得了,跟随父亲一起去的学生写信告诉我母亲,说晚饭时傅公喝了很多酒,尽管很晚了,但仍说那晚有件事不得不做,就是因为那天是母親生日,他要给母亲画张画,是一张很漂亮的扇面……

父亲从来没有让母亲穷得没饭吃,甚至对母亲的情绪变化,高兴与否都很关心。母亲是父亲心里的第一人,只要一出远门,就开始给母亲写信。在日本留学时,父亲差不多隔天写封信,不论什么细节,比如新居家具的位置,比如与朋友相聚时各人的座次等等,都会写信告诉母亲。后来,在与江苏画家作两万三千里旅行写生时,也是日日或隔日写信。当时同去的年轻画家中有一新婚者,也只写了十来封,而父亲却写了三四十封,让同行者们唏嘘不已。

母亲在父亲逝世二十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声情并茂的文章,谈到父亲的家庭责任感。母亲这样说:“在家庭,他上对老母,下对儿女全都关心到无微不至,有时甚至使我感到有些过分。他哪怕是离家只有三天,必定有两封信回来。有时人都到了家,他进门便问我:‘今天收到信吗?我说没有。他却有把握地说:信太慢,在路上,不相信,你等着看,邮递员马上便会送来的。真教我好气又好笑。他一生离家的时间,加起来也不满五年,家信却有一大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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