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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与“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

2017-04-07谢伏华杜慧萍

祖国 2016年22期
关键词:命运共同体

谢伏华+杜慧萍

摘要:和平发展思想“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突破了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它肩负风险社会的自觉意识,彰显多彩、平等与包容的价值追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样化,积极倡导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世界观的重要特征。

关键词:和平发展思想 国家及其关系 命运共同体 文明理念

和平发展思想体现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诉求,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回答,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原创性创新。“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突破了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是和平发展思想新世界观的内在体现。重视与探讨“命运共同体”文明理念的自觉意识、价值追求和实践途径,有益于进一步揭示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

人类历史上曾不断重演“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的陷阱”这一悲剧。文明发展的历史困境无疑是帝国的军事争霸。无论是农业文明时期的区域性军事帝国,抑或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军事争霸成为大国崛起的主要特征。

(一)农业文明的军事帝国

在农业文明阶段,国家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区域性军事帝国的产生。诸如亚述帝国、贵霜帝国、拜占庭帝国和蒙古帝国,等等,无不是战争征服的产物,同时也主要借助于军事机器维持帝国的暴力统治。

以亚述帝国为例,亚述帝国是历史上首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帝国”。帝国的历代诸王都积极奉行穷兵黩武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并且几乎都是在持续扩张征伐中度过。然而,亚述帝国在提格拉特帕拉萨三世(公元前745-前727年在位)击败劲敌乌拉尔图,征服叙利亚,兼并巴比伦,奠定了亚述在西亚的霸主地位后,至公元前612年百余年后即已灭亡。农业文明的军事帝国“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无疑是由于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军事整合缺乏经济和文化基础。如此也就产生了汤因比所说的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产生了伴随帝国兴亡与文明中心的转移。

我们深知,农业文明的文明融合也存在文化因素的推动。其中中亚的伊斯兰化较为典型。一方面,中亚地区的伊斯兰化经历了数百年的反复征战,其中还包括蒙古人西征的曲折,一定程度上创造了文明融合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伊斯兰化的最终实现,内在的仍然是相对先进的伊斯兰教拓展的必然。伊斯兰文明的拓展,实际是作为自身载体的伊斯兰教的传播所推动。中华文明更是创造了農业文明融合发展的奇迹。她是人类文明史上唯一不曾中断与持续发展着的文明。中华文明持续进步与空间拓展的内在逻辑,主要是“以夏变夷”的文化融合而非武力征服,遵循着与军事帝国完全不同的方式。这是由于中华农业文明形成了通过和平融合的特殊发展模式。由此可见,和平发展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

(二)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

工业文明阶段,国家关系的演变突出表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产生。地理大发现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率先实行海外殖民扩张,征服了美洲大陆,对古巴、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秘鲁等国实行资本主义殖民统治;16世纪末至18世纪,荷兰、法国、英国和俄国等也开始走上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舞台,并取代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位,将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世界。

欧洲列强通过殖民扩张疯狂掠夺、榨取殖民地的财富,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加快了工业革命的到来。与农业文明条件下军事帝国的产生与发展不同,工业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具有生产社会化的经济基础。农业文明的军事帝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明的传播与融合,但由于自然经济的局限,军事帝国的暴力统治难以持续。资本主义殖民体系本质上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关系,是早发工业化的民族国家与后发工业化民族国家的层次结构。一方面,正是由于价值规律的特殊性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人类从区域性的文明共同体关系向世界性的文明共同体关系转变。物质生产的国际化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这种殖民体系又必然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仍然是以“恶”的方式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过渡形式。西方资本主义无视后发工业化民族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以经济、军事实力强行对后发工业化民族国家进行控制、干涉,掠夺后发工业化民族国家的原材料、初级产品,剥削后发工业化民族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倾销商品,导致后发工业化民族国家长期陷于依附状态。

因此,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是新兴大国与旧霸主军事争霸的过程。世界历史产生以来,大国的兴盛都是借助军事侵略改变原有的世界格局和确立新的霸权地位的过程。有关研究概括指出,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成为强盛大国的过程中都无一例外地发动过战争。如英国1618-1713年间共发动了9次战争、法国1618-1684年间共发动了6次战争、德国1618-1886年间共发动了22次战争、俄国1618-1815年间共发动了27次战争、美国1779-1945年间共发动了8次战争。20世纪初德国、日本的争霸更是导致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苏争霸亦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

但是,物极必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类悲剧推动了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终于全面瓦解,特别是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诞生为民族国家关系的历史变革和时代主题的转变奠定了政治条件。社会主义民族国家的诞生是世界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政治基础,是人类文明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文明共同体发展道路的历史创新。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的开拓是中华文明复兴和人类文明持续进步双重挑战的产物。

二、和平发展思想的“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条件所制约,视国家关系为阶级关系,追求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平发展思想的新国际主义深化了对人类社会的认识。新国际主义与时俱进,树立“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肩负风险社会的自觉意识,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倡导多彩、平等和包容的价值追求,积极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一)风险社会的自觉意识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社会主义中国首倡并驱动,是和平发展思想的本质体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盛之路的文明理念。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不断推动人类系统的整体化,同时也面临着风险社会的重大考验。生态危机、资源短缺、疾病流行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日益加剧,犹如达摩克利斯的“悬顶之剑”,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化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理念产生的根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体现出风险社会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揭示出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不可分割性和相互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理念强调人类性所决定的阶级性和主权性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演变,体现新国际主义的基本逻辑。

(二)多彩、平等与包容的价值追求

“多彩、平等与包容”是习近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理念内在特点的科学阐发与高度概括,深刻揭示出新国际主义文明理念的价值追求。

2014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深刻阐述“多彩、平等与包容”的价值理念。习近平强调,当今世界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指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应秉持多彩、平等和包容的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第三,文明是包容的,这样才不会出现“文明冲突”。

中国和平发展,倡导多彩、平等与包容的文明理念,即是作为蓬勃兴盛中的大国,坚决摒弃通过战争与暴力模式,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践行和平竞争与合作共赢,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持续进步。

(三)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倡导

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理念的基本要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实践体现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新秩序的倡导构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迫使世界各国深刻反思资本殖民主义。对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剥削掠夺的国际旧秩序,发展中国家最早提出建立国际新秩序的主张,并为此进行了长期的努力。1954年6月,中印和中缅联合声明倡导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第一次亚非(万隆)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读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建立和平合作的国际关系十项原则;1964年6月,77国集团首先提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1988年12月,中国明确地提出既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

和平发展思想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内容是:政治上共同协商,经济上共同发展,文化上共同繁荣,安全上共同维护。新世纪新阶段,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利益日益多元化的国际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體”的提出,即是为国际公平公正秩序构建新的蓝图。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理念的外交新战略。习近平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理念历史渊源的进一步阐释,提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原则。2015年4月23日,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讲话。习近平对弘扬万隆精神、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推动建设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给予了原则性的阐述,积极促进了国际格局新秩序的构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格局新秩序意味着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和休戚与共,以合作共赢增强共同利益,以对话与协调来增加凝聚力,以建设和完善机制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为基础。换言之,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稳定、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参考文献:

[1]陶伯华.大飞跃[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2]张树栋,刘广明.古代文明的起源与演进[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

[3]郭树勇.大国成长的逻辑[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郭树勇.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M].时事出版社,2006.

[5]习近平.文明是多彩、平等、包容的[DB/OL].(http://news.sina.com.cn/w/2014-03-28/081029811662.shtml).

[6]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DB/OL].(http://www.ccpph.com.cn/ebook/B_01001864_001/ops/chapter_00095.html#CHP95).

[7]习近平.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DB/O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423/c70731-26889779.html).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平发展思想的理论创新研究”[编号13BKS033]成果。作者简介:[1]谢伏华,九江学院社会系统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历史哲学研究;[2]杜慧萍,九江学院组织人事部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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