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是我国扶贫工作理论的重大创新。本文立足贵州精准扶贫战略问题，通过对贵州省贫困现状的分析，结合贵州省“十二五”期间扶贫工作采取的举措及取得的成效与“十三五”期间工作的总体目标及工作安排，提出贵州省在扶贫工作的开展中必须注重政治路径、制度路径、管理路径、社会路径、个体路径及法律路径的协同推进，以使贵州省扶贫工作取得预期效果。以期本文对贵州省扶贫工作的实施者、参与者、管理者、受益者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贵州省 精准扶贫战略 多元路径分析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提出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作为我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省在其区域脱贫的具体实践中必然有诸多的经验，形成不同的模式，但都必须坚持精准扶贫战略思想的指导，结合具体的实际打赢脱贫攻坚战。无论何种模式，都需要从多元路径来制定相应政策，加以正确的执行，才能最终取得效果。

一、贵州省贫困现状分析

（一）对贫困的诠释

贫困，指在经济或精神上的贫乏窘困，是一种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现象。无论是从政治学还是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贫困都有其结构性、文化、个体的原因。阿玛蒂亚·森认为贫困是人口创造收入能力和机会的贫困，贫困意味着贫困人口缺少获取和享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国家统计局在其研究报告中将贫困界定为：物质生活困难，即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他们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和服务，生活处于困难境地。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看，贫困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问题，更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从个体的发展看，摆脱贫困是个体发展最基础的条件，个体如果还处于社会需求的最低层次即生存需要，那就谈不上个体的发展。从社会的发展看，贫困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任何一个要达到良性治理的社会都必须降低贫困的发生率，使人们走向体面的生活。从国家治理的视角看，摆脱贫困不仅是国家治理的必要，更是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摆脱贫困是我们跨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一步，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

（二）贵州省贫困的原因

贫困的存在不仅对个体、家庭、社会、国家甚至是全球的发展都带来了诸多的负面效应，因贫困问题而产生的连锁反应也在不断的影响着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正常发展。对贵州来说，贫困是客观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实在。2015年底，贵州省贫困人口仍有493万人，贫困人口多，分布散，范围广，在贵州省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尤其是农村地区，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制约了贵州经济的发展，也成为全国脱贫工作中短板中的短板。如果贵州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脱贫则是贵州省完成这“最后一公里”的“最后一步”。从贵州省具体情况来看，其贫困的原因可从几个方面来思考：

第一，历史原因。自古以来，贵州作为封建统治下的“蛮夷之地”，居流放之所，处教化之外。近代以来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目标。但是这两大历史任务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而漫长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展无数次的证明，一个落后国家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实现。贵州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脱贫攻坚任务最重的省份，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决战区。贵州作为我国西部省份之一，在近幾年的发展中不断突显其后发优势，在扶贫攻坚战中仍需要做好重点攻关。现在的493万贫困人口能否在2020年实现顺利脱贫是“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工程项目。

第二，环境制约。从自然地理环境看，贵州地处中国西南部高原山地，境内地势西高东低，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之说。由于贵州的地理环境复杂，气候不稳定，加之对外交通不畅，贵州的发展受到了地理环境、交通、政策、人才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直以来，成为贫困落后的典型。从人文环境看，贵州省长期存在“孔雀东南飞”的状况，为东中部地区输送了许多优秀的人才。贵州省人均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中东部，高水平人才因各方面的原因而将贵州作为最后的选择地。贵州省的高等院校，社会人文环境等给东中部地区留下了贫穷区域的印象。

第三，区域政策导向。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向来呈递减发展趋势。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政策及多方面的原因，东部地区得到优先发展，中部地区因与东部地区相邻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而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人均生活水平上则相差较大。贵州处于我国西南地区，与云南、四川、重庆、湖南相比，除为东部地区提供廉价的能源与人力外几乎没有发展的优势，与西藏、新疆、内蒙古、广西相比则没有其突出的地域位置及民族特色。

第四，个体因素。一方面，区域的整体发展与个体的发展是相关联的，一个区域的整体落后状态将会直接影响到个体及其家庭的生活状态，从经济角度看，贵州人均经济一直处于全国平均收入的末位。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贫困，家庭难以实现个体的发展及群体的整体进步，反而会使“马太效应”得以放大，使贫者愈贫。另一方面，个体处于贫困的环境中无力改变自身的处境，从而也会被贫困所“奴役”，而群体中的脱贫者也只是使自己得以改变经济上的地位，无力去帮助其所在的群体。

（三）贵州省贫困的现状

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看，摆脱贫困不仅是区域发展的目标，更是实现国家治理水平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2016是我国步入“十三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时期，贵州能否在顺利完成脱贫目标不能仅仅体现在口号上，更应该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上，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成果上。

贵州自2015年底仍有493万贫困人口。从贵州9个地级行政单位，88个县级行政单位的总体情况看，地州之间，县与县之间甚至是乡镇之间的差距仍是比较明显，就贵阳、六盘水、遵义来讲，其所在区域的县乡村人民的总体生活水平要高于其它区域，毕节地区与黔西南地区的发展仍是贵州脱贫的重点所在。总体来看，贵州贫困现状主要存在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制度贫困。从2015年各市州的人均GDP看，贵阳市遥遥领先于其它市州，贵阳是省府所在地，是贵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不但享受到了政策的优势，而且在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各方面都优于其它区域，因而从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及脱困的现状来看是较易完成预期目标的。而黔南、黔西南、黔东南三州及毕节、铜仁、安顺三市与之相比，仍然有较大困难，尤其是在面临限期“摘帽”任务的内驱之下，要想真正使贫困人口脱贫，必须找到发展的平台以稳定人口的生活状态。

二是思想贫困。区域特征从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人的特征，贵州人群的特征可以说是有其区域的烙印，贵州人虽勤劳但也受享受，安于现状。贫困人口的划定是经济上的界定，这使一些贫困人群养成了“等、靠、拿、要、赖”的不良习气。思想上的贫困远胜于物质上的贫困，如果说贵州人的习性是因为地理环境的封闭造成的，那么随着贵州与周边省边多条交通枢纽的贯通，贵州人民的视野也将会更加开阔，贵州人的思想将会迎来一次新的洗礼。

二、贵州省基于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下的举措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1月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提出，扶贫工作要做到“切實落实领导责任、切实做到精准扶贫、切实强化社会合力、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并将精准扶贫思想概括为“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

贵州省“十二五”期间扶贫开发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全省农村贫困人口从2011年的1149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493万人。主要成效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增速加快、贫困状况实现连续下降、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实现连增、农村基础设施状况明显好转、农村社会事业水平不断提升、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进一步加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举措：

（一）确立宏观思维，做好顶层设计

坚持主基调主战略，在“四化同步”中深入实施扶贫脱贫攻坚第一民生工程，以减贫增收为核心，突出“一个总体目标”、抓好“两个载体”、实施“三大工程”、强化“四项改革”，推动扶贫开发由“输血、粗放、被动、分散式”扶贫向“造血、精准、参与、整体式”扶贫转变。①一是出台“1+2”文件。“1”指制定了《关于以改革创新精神扎实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实施意见》，“2”指配套出台了《贵州省贫困县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和《贵州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两具文件。二是形成“1+N”政策体系。坚持问题导向和民生导向，注重运用专题调研和遍访活动成果，以“守底线、走新路、奔小康”为指导，整合政策资源、细化工作举措、统筹攻坚力量，研究制定了打好扶贫攻坚的政策“组合拳”，形成了“1+N”政策体系。在出台以《贵州省“33668”扶贫攻坚行动计划》为主要内容的“1+6”文件的基础上，及以《中共贵州省委、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打赢扶贫攻坚战确保实现同步小康的决定》和涉及“产业扶持、扶贫生态移民搬迁、教育扶贫、财政金融扶贫、组织保障、较少民族扶贫攻坚、改革扶贫创新体制机制、两线合一减量提标”等内容的系列文件，从而确保中央扶贫攻坚战略任务的贯彻实施。三是改进贫困县扶贫开发工作考核机制。以切实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进一步引导贫困地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把工作重点放在扶贫开发上，注重把握考核指标体系与同步小康和增比进位指标体系的有机衔接。

（二）强化资金投入，注重产业扶贫

贵州省精准扶贫的做法最终是落实在资金与产业上，但从二者的关注程度看，又以产业扶贫为核心。一是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基建投资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农业综合开发、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奖补等涉农资金优先投向贫困村。二是惠民政策、项目和工程，要最大限度向贫困县、贫困人口倾斜。在扶贫产业的发展上，把发展现代山地高效农业作为促进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整合产业扶贫资金，支持种植结构调整，注重打造“十大扶贫产业”、“十大扶贫攻坚示范县”、“十个现代高效农业扶贫示范园区”。

（三）加强队伍管理，严格绩效考核

2015年，省、市、县、乡四级共选派驻村队员55864人，深入全省11590个贫困村开展为期一年的帮扶工作，实现了对贫困村和贫困户的“两个全覆盖”。一是明确38名在职省领导定点帮扶38个重点县和38个重点乡镇，101家省直单位对全省88个县（市、区）进行整体挂钩联系帮扶。二是建立驻村工作组织架构和领导联县帮乡驻村制度，实行一个村一个驻村帮扶工作组。三是强化对驻村帮扶工作组的管理和考核。四是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创新驻村帮扶工作形式。

（四）积极探索模式

经过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积极探索，创造出具有鲜明特色、可复制、可借鉴的六种“贵州模式”。即凝聚各方力量、多重优势叠加的“毕节试验”、种草涵养水土、养畜增加收入、发展防灾避灾产业的“晴隆模式”、山地农业开发、种养长短结合的“长顺做法”、整合资源、连片开发的“印江经验”、因地制宜、扬长避短的“威宁实践”、扶贫抓党建、党建促扶贫，加强乡镇党委、村支两委、致富能人“三支队伍”建设，夯实党的群众基础、工作基础、执政基础的“迤那经验”。这些扶贫模式多是在国家、贵州省扶贫战略思想的正确指导下，结合地方的实际，经过地方政府扶贫工作人员的具体实践而得出的适应于当地的合理的扶贫模式，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时效性。

贵州省“十三五”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吃、穿、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条件得到保障；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确保全省所有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确保全省所有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摘帽”。其具体步骤分两步：第一步是扎实推进“33668”扶贫攻坚计划，大力实施“六个到村到户”和“六个小康建设”，到2017年末，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300万人以上，按照省定标准24个贫困县、375个贫困乡镇脱贫“摘帽”，5800个贫困村出列，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000元；第二步，深入落实发展生产、易地搬迁、生态保护、加强教育、社会保障兜底等“五个一批”扶持措施，到2020年末，50个国际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部“摘帽”，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群众收入迈上新台阶，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全面消除绝对贫困。②

三、贵州省精准扶贫战略多元路径

自我国扶贫工作开展以来，提出了推进我国扶贫工作的相关战略与理念，但推行的结果是贫困地区的真正贫困户的贫困状态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其原因就在于精细化程度不到位。因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战略对于推进贵州省扶贫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对于精准扶贫思想的把握不应当只是停留在理论把握上，更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路径推行上。路径对了，方向就对了，问题也就容易得到解决。

（一）政治路径

精准扶贫战略是党和政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艰辛探索中、血与火的洗礼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实现中国国家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近代任务的重担义无反顾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要使人们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使国家走向繁荣富强。如果说贫困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必然，那么绝对贫困是可以消灭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让全国人民在基本的生活水平上摆脱贫困不仅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必然，更是中国共产党对贫困的最后宣言。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如果一個社会的发展成果不能与人民群众共享，既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背离了唯物史观。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提出在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发展经济就要先使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可以看到，30多年的改革成果，一部人确实富裕起来了，一部分地区也富裕起来了，但是由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目的与手段的背离”，使得发展中的“马太效应”不断扩大。这种差距难以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的手段来均衡，而必然通过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从宏观的视角来全面地把握，通过顶层设计来平衡人民之间经济上的差距，抚慰心理上的反差，凝聚起人民群众。

之于贵州，更是如此。贵州是我国西部省份，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科学技术、经济实力、地理位置、交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贵州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边缘化位置，造成了贵州长期以来滞后于全国发展的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也是实现“中国梦”两个百年目标的另一新的起点。“如果还有一个贫困人口，那我们就不算是真正建成小康社会”。因而，贵州省作为全国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也是难度最大，困难最多，关注程度最高。这不仅对于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至关重要，更会影响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而，贵州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后一公里”的“最后一步”，必须把好这个政治关，必须注重政治路径的考量。

（二）制度路径

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都需要针对社会问题的具体情况而制定行之有效的举措，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补漏之举。贫困的发生原因很多，有个体、社会结构、文化等层面的因素；贫困的现象也有很多，有生理、经济、思想等层面；贫困的划分也因标准不同而各异。但从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布局来理解就是要彻底摆脱绝对贫困。目的决定手段，既然是要解决中国13多亿人口中的绝对贫困问题，那么作为全国这盘棋中的关键一子的贵州省就更应从诸多制度层面确立脱贫之法。

从制度的层面看，应当在以下领域建立相应的制度。一是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囊括普遍性保障、普惠型福利、选择性救助在内的层次化的社保体系，理顺社会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之间的过渡与衔接。这要从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上来帮助贫困人群维持的生活保障；从教育、医疗、养老制度上确立贫困人群能够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要完善基层服务体系关心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二是社会力量参与制度。贫困人口脱贫问题的解决是一个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光需要贵州各级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更需要社会力量尤其是贵州本土力量的参与，发挥其辅助功能。还需要贫困人群“朋辈帮扶”来影响贫困人群，使其早日脱贫。三是资金管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贫困人口的脱贫多是在政府政策的推动下，调动贫困者的个体主动性实现脱贫。而贫困者脱贫的一个主要原因则是在政府奖金的帮扶下使其具有实现脱贫的经济基础。许多在贫困线上而又没有能力改变自身现状的群体则是靠扶贫资金来维持其生活。因而，资金的管理是扶贫工作的重要内容，完善资金管理制度，是做好扶贫工作的物质保障。四是贫困人群参与机制。贫困人群参与政策制定的过程本身就是提高政策的合意性，也是保障贫困群体自主、自由和充分的利益诉求与表达的过程。必须完善农村基层治理机制，确立贫困人群的利益诉求与表达机制，借助投票、信息公示、项目磋商等制度，提高政策输出与贫困人口诉求的一致性；必须健全贫困人群利益诉求的受理与满足机制，通过法律援助与救济、回访等制度强化贫困人群对权利的理解与维护。

（三）管理路径

如果说政治路径确立方向，制度路径确立规则，那么管理路径则是为贵州省精准扶贫战略确立操作方法。管理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是指管理主体组织并利用其人、财、物、信息、空间，借用管理手段，完成应该组织目标的过程。按主体不同有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之分，公共管理即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经济、管理、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的过程。如果说扶贫战略工程的实施是一个系统的过程，那么管理则是维系这个系统正常运作直至达到目标的保障。

贵州精准扶贫战略的决策层应当认识且把握的是：一，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参与精准扶贫战略管理的不仅是自上而下的国家、省、市（地州）、县、乡、村各级的公务人员，还应包括非营利组织或第三部门的社会力量的参与，当然贫困者本人也必须参与其中。管理的目的在于通过各种手段使客体按照既定的目标运行，并实现过程的纠偏及创新（这其中包括脱贫模式的推广、脱贫致富个体的宣传、带动脱贫公务人员的表彰、突出贡献的组织等）。二，管理手段的多样性。从贵州省扶贫工作措施的开展中可以看出，管理的手段是多样，如经济、政治、法律、教育、技术等手段的综合应用推动了贵州省扶贫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在管理的过程中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贵州扶贫模式。三，管理执行的有效性。从管理的执行看，必须注意管理过程中“手段与目标背离、工具与价值脱轨”的问题。任何一个组织的管理都是以追求最优或满意原则。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管理方式有可能异化于具体的管理目标，从而出现了所谓“街头官僚”的违规行为，这就要求务必对具体的管理人员进行培养，提升其服务素养，强化服务素质。

（四）社会路径

社会力量的发展与培育将会推动一个地区各领域事业的发展。贵州省精准扶贫战略必须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配合各级政府在旅游开发、扶贫工程、农村发展等方面深化合作。

一要发挥贵州群团组织的桥梁作用，搭建社会扶贫信息服务网络和扶贫志愿者服务网络，探索发展众筹扶贫，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鼓励各类社会组织开展到村到户精准扶贫，鼓励支持各类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参与扶贫开发，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二要强化社会合力。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大扶贫格局，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三要注重社会力量的主体性。社会力量是异于政府又与政府密切相联的，有其主体性，这些游离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的主导者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着使其体现其主体性的获得感、满足感、存在感、价值感的诉求。因而，将社会精英的力量（人力、财力、智力）融入到推动贵州精准扶贫的战略中来是实现贵州精准扶贫的必然路径之一。

（五）个体路径

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实的境遇造成了个体的贫困，如何走出贫困就成为每一个贫困者所思考的问题。物质的匮乏是脱离贫困的第一步。虽然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中最后一步体现为“兜底”方式解决一批，但是最主要的方式还是贫困者个体能够产生脱贫的冲动。

這需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待：一是贫困者自身的能力。贫困者因故致贫非其所愿，可以通过自身努力，依靠体力、技术、知识获得报酬，从而实现经济价值，摆脱贫困。二是通过外力的帮扶，可以依靠政府的政策，借助社会力量的帮助，也可以通过朋辈的帮扶。三是通过教育的方式。贫困的代际问题是造成持续贫困的主要原因，多数贫困人们因对改变现状的成本过高而不愿做出选择从而固守其生活方式，延续着“放羊——生娃——再放羊——再生娃”的代际循环。如果说政府在教育上投入了受教育者免费的成本，而受教育者仍没有使其现状有太大改变，除了从贫困者自身寻求原因外，还应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反思社会制度，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六）法律路径

道德管底线，法律管禁忌。扶贫工作的开展无论是从政党、制度、管理、社会、个体的路径来看，都是对个体从善的角度来考量的。但是，并不能排除贫困者中那些安于贫困，企图通过钻扶贫政策空子来实现脱贫的人，不能排除在扶贫过程中扶贫主体各层面上出现的违法、违纪、违规行为，也不能排除社会力量在扶贫中通过对“弱者”的绑架而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更不能企图寄希望于人性的良知凌驾于对权力的运作之上，因为“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因而法律路径是扶贫工作的保障。

一要健全扶贫工作法律法规体系。从法律层面——法规、规章制度——具体规定、办法——村约民俗都要进行详尽的梳理。贵州省扶贫工作的一个特点是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贫困者多是世居于贵州本土的少数民族，在法律的执行、相关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考虑到其辖区内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二是法律体系的制约要与党内纪律、村约民俗配合实施，在具体的工作环境中做到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而不能机械的执行法律的硬性标准，更应体现在合理范围内的人文关怀。

二是要建立精准战略扶贫的法律队伍。完善的法律权威体现在法律的执行上。没有执行，法律只是束之高阁的一堆文字。在扶贫工作中，肯定会出现违法、违纪、违规的现象。而如何来界定扶贫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如何处罚、如何量刑都需要有专业的法律工作人员来具体执行。因而要培养一支专门针对扶贫工作的专业法律队伍。

四、结语

贵州省精准扶贫战略是我国精准扶贫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公里”的“最后一步”，无论是贵州省精准扶贫战略的顶层设计者，中层的具体管理者，基层的具体实施者，都必须深刻认识到精准扶贫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一步；必须认识到制度的设立是为更好推进精准扶贫工作而提供了工作思路；必须认识到管理水平的高低关系到精准扶贫工作开展的优劣；必须认识到能否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精准扶贫工作中来是考虑社会凝聚力与向心力的一个重要尺度；还必须认识到个体意识的提升、思想的转变、能力的提升关系到个体能否在实现形式脱贫后快速实现实质脱贫的内在因素；还必须认识法律体系的确立是为推进精准扶贫工作“阳光”开展的重要保障。故而，希望通过对贵州省“十二五”扶贫工作的实效及举措及“十三五”工作的具体目标，结合政治、制度、管理、社会、个体、法律六个路径的分析，为贵州省“十三五”扶贫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推进扶贫工作的具体实施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注释：

① “一个总体目标”：即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以同步小康统揽扶贫开发工作；“两个载体”即精准扶贫“六个到村到户”和“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六项行动计划；“三大工程”即扶贫攻坚“三个十工程”、小额扶贫贷款等“三个品牌”、加强“三支队伍”建设；“四项改革”即改革扶贫资金、项目、监管和考核机制。

② 此部分内容参见贵州省《关于“十二五”期间及2015年我省扶贫开发工作推进情况和“十三五”期间及2016年工作打算的报告》。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著.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孙志刚.以脱贫攻坚统揽贵州经济社会发展全局[RB/OL].人民网，2016-03-09.

http：//gz.people.com.cn/n2/2016/0309/c194831-27897231-3.html.

[3]廖小东，曹文波.西部地区农村贫困的现状、原因及对策研究——以贵州省为例[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

[4]汪三贵，郭子豪.论中国的精准扶贫[J].贵州社会科学，2015，（05）.

[5]习近平论扶贫工作[RB/OL].党建网，2015-12-01. http：//www.wenming.cn/djw/sy/jjq/tt/201512/t20151201_2990221.shtml.

[6]唐任伍.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阐释[J].人民论坛，2015，（10）.

[7]刘建华.贫困问题的社会制度分析[J].当代经济研究，2005，（10）.

[8]郭佩霞，邓晓丽.中国贫困治理历程、特征与路径创新——基于制度变迁视角[J].贵州社会科学，2014，（03）.

（作者简介：马彦涛，中共中央党校2015级博士研究生，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治理哲学及地方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