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慧敏

摘要：在行为人提供了反对给付的情况下，反对给付的属性是财产交换的重要条件，若行为人对反对给付的属性实施了欺骗行为，就表明受骗者具有法益关系的认识错误，行为人就所取得的财产成立诈骗罪。

关键词：租车质押 骗取贷款 诈骗

[基本案情]2013年10月16日，陈某等三人为筹措赌资，在汽车租赁公司孟某处租用一辆黑色帕萨特轿车，并伪造了行车证、机动车登记证书、购车发票。2013年10月17日三被告人持伪造的车辆手续将车质押给一投资有限公司，骗取刘某现金15万元，租赁到期后陈等人未归还轿车，孟某遂通过GPS定位系统将车从刘某处开回。

案例中行为人实施了两个行为：陈某租车的行为；陈某质押车辆骗取贷款的行为。这两行为是否都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实践中存在争议。

一、租车行为性质分析

诈骗罪的犯罪结构是：行为人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行为人取得财产——被害人受到损失。合同诈骗罪是诈騙罪的特殊形式，是利用合同实行的诈骗，自然也要符合上述结构，五个条件缺一不可。引发对租车行为性质争议的问题主要聚集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陈某等人诈骗行为的表现是什么？第二是孟某是否有财产损失？

对于第一个问题，陈某等人确实是用本人的名义去租车的，租车合同也是本人签字按手印的，但是对于租车的目的存在虚构，对此有学者指出这是“自己意思的欺骗，即对自己的意思作虚假表示”，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行为。在本案中陈某等人声称自己在煤矿上班，煤矿领导安排自己租车去接人，并没有表明真实的租车用途，属于“自己意思的欺骗”，可以认定陈某等人实施了欺骗行为。

对于第二个问题，通过整个案件看孟某最后找回车辆，似乎没有任何经济损失，能否以此直接否定陈某等人诈骗罪的成立？

张明楷教授认为，财产犯罪是对个别财产的犯罪，而不是对整体财产的犯罪；行为是否造成了损失，要看行为时的全部事实得出结论，而不能够根据行为后的事实得出结论。如果能够肯定受骗者的财产交付，是基于对法益关系的认识错误，则应认定其受到财产损失。与生命、身体法益本身值得保护不同，财产法益在交换经济下是作为经济的利用、收益、交换的手段予以保护，特别是金钱，并不是其价值本身值得保护，而是作为交换手段、实现目的的手段值得保护。如果受骗者就“财产交换”、“目的实现”具有认识错误，则应肯定存在法益关系认识错误；换言之，在行为人提供了反对给付的情况下，反对给付的属性是财产交换的重要条件，若行为人对反对给付的属性实施了欺骗行为，就表明受骗者具有法益关系的认识错误，行为人就所取得的财产成立诈骗罪。在本案中孟某虽然找回车辆，但这是孟某事后的救济行为，若孟某在陈某等人租车时知道租车的真相后便不会交付车辆，孟某想要的是一个没有纠纷的租车合同，然而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此应认定孟某的目的没有实现，其财产受到了损失。

二、租车质押骗取贷款的性质分析

该问题的争议焦点主要在于是民事欺诈还是合同诈骗？陈兴良教授认为二者的区别在于“有无对价占有他人财物”。并且陈兴良教授认为，租车质押骗取贷款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因为“在以骗取的车辆质押借款的情况下，出借人的借款具有车辆担保，一般来说质押物大于借款，因此，出借人尽管受到一定的欺诈，但是借贷合同还是存在的，在被告人不能够归还借款的情况下，还是可以通过质押物受偿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债权。”但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理由如下：

第一，如前所述，财产犯罪属于个别犯罪，并非整体犯罪，因此行为人是否受到损失应取决于行为人行为时，而不是事后的整体事实。结合本案，即使刘某通过行使质押权弥补了损失，也是一个事后行为，并不影响陈某之前的行为性质。再进一步讲，孟某在质押该车辆时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即该车手续不合法，因此并不属于善意第三人，其质押权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此其质押权无法成立，权利最终无法实现。

第二，本案中虽然陈某等人和刘某确实有借款合同，陈某等人也确实交付了车辆。但结合整个案件和生活实际，这个合同并不同于民事欺诈的有瑕疵的合同，这份合同从始至终都是一份无法履行的合同。其一，该车辆手续的非法导致刘某质押权无法成立；其二，车辆到期未归还，孟某必定会寻找，即使该质押权成立，也无法对抗本权，质押权实现再次受阻。因此这份合同只是诈骗的一个手段，并没有保障权利实现的实质意义，因此不属于民事欺诈。

三、同种数罪的并罚问题

前述两个诈骗罪是作为一罪处理，还是同种数罪？这直接影响到犯罪数额的认定，有观点认为先前的租车行为是为了实现后面的质押骗取钱款，二者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而租车行为作为手段行为不再单独作为犯罪处理，只应对后面的骗取贷款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笔者对此观点并不赞同：第一，根据牵连犯的定义，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与结果行为触犯了不同的罪名；数行为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这要求牵连犯针对的是不同罪名，本案是相同的罪名。第二，牵连关系应采用类型说，即只有当某种手段通常用于实施某种犯罪，或者某种行为通常导致某种结果时，才宜认定为牵连犯。本案中前一诈骗和后一行为并不具有类型化的牵连关系，因此不宜认定为牵连犯，属于同种数罪。

那么本案同种数罪是否并罚？笔者认为本案两个诈骗罪不并罚，应认定为一个诈骗罪，数额累计处理。理由是：第一，行为人触犯的虽不是同一个法益，但却是同种法益。学界一般认为，对侵犯非专属法益的犯罪如侵犯财产罪，宜采取同种法益说，如连续诈骗不同被害人财物的可认定为连续犯。以一罪论处。第二，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财产犯罪，即使不属于连续犯，对于数次犯罪所得数额累计，以一罪处理。

在此前提下确定两次行为的犯罪数额：第一个诈骗行为针对孟某的汽车，实践中诈骗数额一般以该车的鉴定价格为准；第二个诈骗行为针对刘某的金钱，诈骗数额应以骗取的金钱数额为准，两个犯罪所得累计为陈某等人的诈骗数额。考虑到孟某最后找回车辆。在量刑时可根据司法解释，“一审宣判前全部收赃、退赔的，可不起诉或免于刑事处罚”的规定，按照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对其犯罪进行妥当的评价，最后做出相应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