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国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0439)

文艺理论研究

“公共领域”与“革命批评”话语
——论伊格尔顿《批评的功能》中的政治性

乔国强

(上海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上海 200439)

在《批评的功能》一书中，伊格尔顿用“公共领域”来隐喻政治意识形态，认为一切文学批评理论都是从属于政治的。而且这种“政治性”在他的论述框架中，一般不是指文学与政治之间的那种含蓄又复杂的关系，而是直接指与专制政权作斗争，即文学和文学批评是从属于这种斗争的，至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独立于政治斗争之外的内在规律以及审美特性，则基本不在其理论探讨的范围之内。伊格尔顿观念中的政治斗争成为规定和统率文学批评的动力。除此之外，伊格尔顿在研究中不但把“大众”和“精英”、民众普及与学术研究对立起来，甚至还有意识地遮蔽和取消了批评理论自身所存在和拥有的价值。因此，伊格尔顿是一位反对纯理论、纯学术和自由人文主义的批评家；他的《批评的功能》，其实也包括伊格尔顿的整个文学批评体系,都是一种“革命批评”的话语体系。

特里·伊格尔顿 《批评的功能》 公共领域 革命话语 政治性

把文学、文学批评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地纠结在一起，这是伊格尔顿的一贯作风，也是他整套文学批评话语构建的逻辑基点。不过，虽说他的这一批评风格早已被学界所公认，却很少有人探析伊格尔顿视域中的文学批评。或确切地说，他的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文学批评,是以何种样式呈现出来的。本文将以《批评的功能》为例，将其文学理论批评的逻辑轨迹以及框架结构勾勒出来。

一、 重提“实质性的社会功能”的缘由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 )的批评生涯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他或许算不上是当今西方最优秀、最深刻的理论批评家，但其勤奋和多产则毋庸置疑。截至今年(2017年)，他已出版的理论专著高达46部。在众多书籍中，本文之所以选取《批评的功能》(Thefunctionofcriticism, 1984)作为论述依据，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该书迄今为止没有被翻译成中文，似乎尚无人对该书的批评思想作全面而系统的总结与评价。现能看到的只是个别研究者在论述伊格尔顿的美学思想时，顺便地提及几句；(二)从伊格尔顿的整个文学批评的历程着眼，这部专著的写作、出版时间节点都非常重要。首先，已被译成中文并在国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理论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Criticism&Ideology, 1976)、《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MarxismandLiteraryCriticism, 1976)、《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WalterBenjamin,orTowardsaRevolutionaryCriticism, 1981)、《文学理论引论》(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 1983)等都已大功告成。从时间上看，出版于1984年的《批评的功能》既是对以上专著思想的延伸，又是对其的一次系统总结；其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伊格尔顿开始从文化理论的角度向后现代主义思潮发起攻击，如《美学意识形态》(TheIdeologyoftheAesthetic, 1990)、《后现代主义的幻象》(TheIllusionsofPostmodernism, 1996)、《甜蜜的暴力：悲剧的观念》(SweetViolence:TheIdeaoftheTragic, 2002)、《理论之后》(AfterTheory, 2003)等，在国内也都有着较大影响。该如何正确理解他在1984年之后著述所传达出的思想信息？我认为，《批评的功能》是进入它们的最佳途径，因为伊格尔顿在书中质疑和批判的后现代主义和那些所谓“正统的文化理论”的基础和缘由，都可以在《批评的功能》中找到相应的答案。抑或说，从伊格尔顿批评思想的发展逻辑上说，《批评的功能》是打开通往他的文化批评道路的一把钥匙，即通过对这部书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其整个美学批评思想的发展脉络。

诚如我们所知，任何一位批评家的写作都不是偶然的，即他为何要这样写，为何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写，都有其内在逻辑依据可循。伊格尔顿也不例外。他在《批评的功能·前言》中，首先考虑的就是该书究竟要解决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或用他的话说是“一位批评家坐下来开始研究某个主题或某位作家，突然被一组令人困扰的问题给吸引住了：这个研究的意义何在？打算研究给谁看、影响谁、令谁印象深刻”？*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7, 7, 7, 60, 46, 65, 65, 7.显然，让他深觉困扰的是，这部书写给社会中的哪部分人看或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才会显得有意义。伊格尔顿在书中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采用通过批驳那些在他看来没有意义的学术流派的方式，来彰显和构建他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理论主张。

《批评的功能》的原意是要探讨英国当下的批评境况，即通过“考察18世纪以来英国批评制度的演变过程”，来说明英国文学批评界“缺乏实质性的社会功能”的问题。*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7, 7, 7, 60, 46, 65, 65, 7.然而伊格尔顿的批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英国，而是从整个欧洲社会入手。首先，他对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批评现状表达了不满，认为这些现存的文学批评已经丧失了其原有的功能，从而走上了非批评的道路。他把这些批评总结成“要么属于文学产业公共关系分支的一部分，要么就完全是学术界内部的事情”，并在此基础上断言，欧洲现代批评的“情况并非一直是这样，今天甚至也不必如此”。*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7, 7, 7, 60, 46, 65, 65, 7.无疑，他认为欧洲的现代批评并非就该一直如此下去，到了应该纠正的时候了。

伊格尔顿为何要对这两种批评情形说“不”？他认为，前一种批评情形使文学批评失去了独立的立场，沦陷到了“文学产业公共关系”中。置身于这一“关系”中的文学艺术从业者，其一切艺术行为都要以市场的规律为规律——所有的批评活动都要由“市场说了算”*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7, 7, 7, 60, 46, 65, 65, 7.。批评家的身份在这一空间里只能算是“雇佣写手”*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7, 7, 7, 60, 46, 65, 65, 7.，即商业化的生产和操作流程取代了批评家独立自主的话语权。后一种批评情形,则是把文学批评置放到“一个制度基础和职业架构上”。*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7, 7, 7, 60, 46, 65, 65, 7.在伊格尔顿看来，这种“置放”是可怕的，它意味着“批评最终脱离公共领域被封存起来了。批评通过政治自杀保证了自己的安全：其学术制度化的那一刻，也是其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力有效消亡的那一刻”。*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7, 7, 7, 60, 46, 65, 65, 7.他把“学术制度化”与“政治自杀”等同起来，所以推导出文学批评“学术制度化”的那一天，也就是其生命力消亡的结论。

根据伊格尔顿对上述两种批评情形的描述，基本上可以把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现代批评，总结成以市场为标准的商业化批评模式和以脱离政治、社会活动力为特征的学院派纯学术批评模式。对这两种批评模式，伊格尔顿均抱有反对的态度，认为正是它们才使得欧洲当今的文学批评变得越来越了无生机。重要的是，还对现实生活失去了有效的规范性。正是在对欧洲现代批评的这样一种判断基础上，伊格尔顿确立了《批评的功能》的主题：“本书的论点是，当今的批评缺乏实质性的社会功能。”*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7, 7, 7, 60, 46, 65, 65, 7.

显然，“实质性的社会功能”一语在该处具有一语双关的作用。它一方面指责了上述两大批评模式“缺乏实质性的社会功能”；另一方面也表明伊格尔顿所即将倡导的批评，就是一种具有“实质性的社会功能”的批评。“社会功能”不难理解，任何一种批评或多或少都能对社会发挥作用，这就是“功能”的意思。伊格尔顿在其前面又加上了“实质性的”(substantive)限定词，说明他认为文学批评现有的这个“社会功能”是含混不清或者有误的，需要重新加以廓清或者界定。这样一来，“实质性的社会功能”就成为解析《批评的功能》的切入点。

《批评的功能》一书是围绕着“实质性的社会功能”展开的，但是，由于伊格尔顿在论述该问题时不是直奔主题，而是绕了个弯子，即从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Jurgen Habermas,StructuralTransformationofthePublicSphere, 1962)一书中,借用了“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这一概念，来隐喻其框架中的文学批评所应该发挥的功能。这种带有一定“隐喻性”的论述方式，意味着如果想确切知道何谓伊格尔顿的“实质性的社会功能”，必须得首先明白“公共领域”的涵义。换言之，一旦破译了“公共领域”所承载的价值内涵，伊格尔顿所倡导的批评理论的内涵、外延及性质也就一目了然了。

二、 “公共领域”的政治内涵

正如前文所说，“公共领域”一词并非伊格尔顿的独创，而是从哈贝马斯那里借来的。他在借用过程中直接衔接不是他所倡导的批评模式，而是欧洲17、18世纪的现代批评。从这种衔接的切入点和论述的方式来看，他在书中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和论述有些含混模糊。结合整部书论述和观点来看，伊格尔顿“公共领域”的内涵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公共领域”是一个有着特定价值指认的概念，即它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的象征。这样说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伊格尔顿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批评到底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应该说，这原本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学术问题，可以从多视角、多层面切入进来研究。然而伊格尔顿却化复杂为简单，他选择了从社会政治层面进入到文学批评的功能中来，而且毫无迂回地宣称，欧洲“现代批评源自于反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斗争之中”。*②④⑤ 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107, 9, 10, 35.经过伊格尔顿这样一个旗帜鲜明的衔接，原本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便演变成一个“反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政治问题。第二，该处所谓“反对绝对主义国家的斗争”，既是指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一场场的具体斗争，更是一种“斗争”话语空间的喻指，正如伊格尔顿在书的一开篇所说：“欧洲现代批评起源于同绝对主义国家所作的一场斗争。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在专制政权内部开始为自己开拓独特的话语空间，倡导理性判断和启蒙批判，抵制威权政治的残酷法令。”②这个“抵制威权政治”、倡导“理性判断”的话语空间，就是伊格尔顿语境中的那个“公共空间”。这样判断的依据，是伊格尔顿在接下来的文中，一方面借哈贝马斯的话界定了何谓“公共领域”；另一方面还指出，这是“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会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伊格尔顿引用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Strukturwandel der Offentilichkeit, 1962)一书中的话，见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9.他在交代清楚“公共领域”的基本职能就是与“威权政治的残酷法令”作斗争的基础上，借用彼得·霍恩达(Peter Hohendahl)的话总结说：“批评的概念不可能从公共领域制度中剥离出去[……]从历史上看，文学批评的现代概念与18世纪早期自由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兴起密切相关。文学服务于中产阶级的解放运动，是助其获得自尊，清楚表达反对绝对主义政权和等级社会的人性要求的一种工具。”④毋庸置疑，这个与“公共领域”紧密相关，或者说是建立在“公共领域”基础上的文学、文学批评概念，就是一个从属于政治的概念。还原到文学范畴中来，文学和文学批评都是从属于实现社会理想的一种舆论工具。

其次，从所包括的社会成员来说，伊格尔顿的“公共领域”的“公共”，并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里所有人的“公共”，而是特定阶层的一个指称。他认为，存在于欧洲17、18世纪社会中的“公共领域”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即占据这个“公共领域”的主体是有产者。而无产者也就是普通民众,在这个政治共同体中处于缺席的状态。诚如他说：“国家——整个社会——实际上等同于统治阶级；只有那些掌握头衔理性说话的人，因此只有有产者，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普通民众的语言不能真正算作是‘普通语言’[……]‘并不属于那个真实的语言共同体’，所以他们也不真正构成那个政治共同体。”⑤由上述引文不难看出，伊格尔顿把社会成员分成两大类：一类是“统治阶级”，即“有产者”，这类人才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另一类是“普通民众”，即“无产者”，他们则“并不属于那个真实地语言共同体”*伊格尔顿引用约翰·巴雷尔在《英国文学史：1730～1780》(John Barrell, English Literature in History, 1730-80: An Equal Wide Survey, 1983, p. 34)一书中的话，见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5.，只不过是那个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编外人员。显然，“公共空间”在伊格尔顿的批评语境中不仅是政治的概念，还是阶级的概念，是社会成员两大阵营划分的象征。

再次，在“公共领域”的基础之上，伊格尔顿又提出“反公共领域”的概念。*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把这个“公共领域”彻底拆除掉，而只是说现有的这个“公共领域”已经丧失了其合法的存在权，理应由一直被排除在外的普通民众，即无产阶级来取而代之。

当然，伊格尔顿并不否认那个以有产者为主导的“公共领域”在17、18世纪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不过，他认为，时过境迁，欧洲进入19世纪以后，随着商业和经济利益对传统公共领域的大肆入侵，以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层的异军突起，都对那个传统的“公共领域”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和解构。对欧洲社会的这一现代转型，伊格尔顿认为，“在社会阶级斗争日益升级的压力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出现裂隙，被扭曲，被破坏”*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而且这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公共领域是不可能得以重新修复和振兴的，任何“试图重现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幻想”。*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伊格尔顿的意思显然是：资产阶级在各个方面都已经不能再适应社会的变化与需求了，这个代表着权力的“公共领域”需要更换主人。知晓了伊格尔顿的这一想法，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不无遗憾地感叹“英国缺乏一份普及的社会主义报纸”*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的缘由了。

事实上，伊格尔顿这种以社会主义的“公共领域”来取代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想法，从他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批评中也能反映出来。他说：“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最显著的局限之一，是它的理性主义特征，他后来的著作将其作为了社会主义未来的某种预示。这样一种模式似乎在延伸资产阶级理性本身的结构，而不是从根本上转变它们。”*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在哈贝马斯那里，“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最多不过是对“社会主义的未来”作了“某种预示”。伊格尔顿对哈贝马斯的这种“理性主义”深表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这种“预示”从本质上说还是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理性本身的结构”，而他要求的则是“本质”的改变。

最后，在伊格尔顿的话语语境中，“公共领域”是一个意义相对封闭的概念。由于他把这一概念的主体设定在无产者阶层，把现代批评的价值限定在与“绝对主义国家”作斗争的维度，而且这个“绝对主义国家”就是指“资产阶级国家”，*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所以，凡是与这一宗旨不合的阶层，包括知识精英阶层都在他的抨击之列。他曾开诚布公地说：“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精英的意识形态是相抵触的。”*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正是立足于该立场，他在书中不但抨击“新批评”是“危险地朝着技术专家统治的批评集团倾斜”*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而且还斥责结构主义“是一种理论话语而不是一种政治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多为学院专用而不是学生力量一方的谈论”*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即便是对与其理论有暗合之处的解构主义——政治意识形态都是他们批评实践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只不过解构主义注重的是文本中的政治，伊格尔顿重视的是社会现实中的政治——也表达了强烈的不满，说解构主义是“没有主体的自由主义，并因此成了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种恰当的观念以及其他一些东西”。*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

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伊格尔顿是一位反对纯理论、纯学术和自由人文主义的批评家，几乎一切不从政治，甚至是时事政治角度来研究理论批评的流派和学者，都在他的抨击之内，包括像艾略特、詹姆斯、福斯特及福柯、德里达这些大名鼎鼎的批评家，在他的文学批评框架中都是“残废的”、“边缘化的”、“自我反讽的人文主义者”和“反人文主义”者。*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他认为唯有“实用批评”才能与“将‘生活’拒之门外的学术机构”相抗衡，进而“为精神救赎提供了一条路径”。*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6, 37, 76, 113, 118-119, 124, 64, 85, 97, 98-99, 100, 83.

三、 “革命批评”话语的确立

《批评的功能》一书透露出最多的信息是：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思想是以阶级、阶层为基础的，是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专政。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公共领域”是一个文学理论术语，不如说是一个社会政治概念更为恰当。

事实上，伊格尔顿的这个“公共领域”，就是他之前所说的那个“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表达方式。他在1983年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这本书是伊格尔顿在1983年出版的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译者将其译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似有些不妥。为引用方便，这里权且使用这一译名。中，曾就其语境中的“意识形态”作过一个界定：“我[所]用[的]‘意识形态’大致[是]指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与我们居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权力结构(power-structure)和权力关系(power-relations)相联系的种种方式。”*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页。无疑，“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是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我们所说的和所信的东西”，都要经过这个“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制约和洗礼。这样的一种关系设定，就意味着批评家的所有意识和行为都要参与“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互动，并且还要服从于“权力”，也就是政治的要求。或简言之，在“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的互动中，政治统率着文学批评。

这其实也正是《批评的功能》一书的写作初衷，或正如伊格尔顿本人所说的那样，“当代批评家的角色就是一个传统的角色。本书的主旨就是要将批评召回它的传统角色，而不是为它创造出某种时髦的新功能”。*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123, 8, 124, 86, 121.这个所谓的“传统角色”，就是“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除了在学术界内部保持对统治阶级文化进行批判的作用以外，它还可以再次履行什么样的实质性社会功能”。*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123, 8, 124, 86, 121.而所谓的“实质性社会功能”，就是“权力斗争”的功能，用伊格尔顿的话说，即：“现代批评是在反对专制政权的斗争中产生的，除非现在把它定义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斗争，否则它可能根本没有前途。”*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123, 8, 124, 86, 121.至此可以明白，伊格尔顿孜孜以求的“实质性的社会功能”，就是它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能够理解他那句著名的“一切批评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政治的”*特里·伊格尔顿著，王逢振译:《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年，第303页。的特殊含义。

这种“革命工具论”思想贯穿《批评的功能》一书的始终。对此，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一下。在该书中，令人困惑的是，伊格尔顿把学术专家、研究机构，即一切精英、学院派的知识分子等打入另类，对他们都抱有敌视的态度，但是却对学生这一群体另眼相看。相比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生活于校园中的学生本应是离“精英”、“学院派”最近的人，可以说他们是“精英”、“学院派”的盟友和后备军，为何却得到了伊格尔顿的格外垂青？原来伊格尔顿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又作了一个“阶层”的划分，即他把“学生”和教授学生的“人”划分为两大对立的群体，他说：“学生团体更具有社会异质性，是‘大众文化’而不是‘高雅文化’的产品，往往在意识形态上本能地与学术统治阶层的种种臆断发生冲突，威胁要分裂并破坏自由人文主义的共识，而这个共识实际上正是批评的唯一途径。”*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123, 8, 124, 86, 121.在这种划分中，学生代表一种“社会异质”的力量，是“大众文化”的载体；而教授学生的“人”，即“学术统治阶层”则是“高雅文化”的代称。批评的实质意义就体现在“学生”，也就是“大众文化”对以“精英”为代表的“高雅文化”的破坏与摧毁之中。

搞清楚这样一种逻辑关系，也就明白了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能》中抨击“高雅文学”、倡导“大众文学”的内在逻辑依据了：“大众文学”代表了广大无产者的利益，“高雅文学”体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自然“大众文学”要高于并战胜“高雅文学”。

需要注意的是，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框架中，“大众文学”包括“大众文化”，都并不是单纯的文学和文化，而始终是与“某些社会力量”、“承担起政治功能”*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123, 8, 124, 86, 121.相连接在一起的。文学与文学批评的最重要功能，就是要投入到大众文化的解放事业中来，成为反对资产阶级政权的舆论工具。事实也的确如此，伊格尔顿始终把发动民众置于文学批评的首位。在《批评的功能》出版前一年，他还出版了《西方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他写作这部书也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即认为以往的那些理论书籍都过于高深了，普通民众根本读不懂，于是就写下了这部自称“精英主义的反面”*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二版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页。的普及版的理论读本。

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无疑是有着阶层之分和阶级之别的，而且这还往往是他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诚如我们所知，他曾专门研究过本雅明，并写成《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一书。作为一名巴黎银行家、古董商之子的本雅明，如何能够进入伊格尔顿的“法眼”？这似乎与后者所属的阶级性、阶层观不符。其实，伊格尔顿萌发研究本雅明的内在动机，正是本雅明的阶级属性问题。本雅明虽然“是被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培养成人的，但他却倾注全力于革命改造这一重任：因此，不论当今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个人阶级来源如何，本雅明的生平及著作对我们所有人都具有挑战性”。*特里·伊格尔顿著，郭国良等译：《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序言，第11、10页。原来，吸引伊格尔顿的正是本雅明背叛其资产阶级的出身。换句话说，正是本雅明从资产阶级转向“革命改造”的这一举动，深深吸引了出身于贫困工人家庭的伊格尔顿。正如他坦言，研究本雅明不是为了“学术研究”，而是出于“政治性”的考虑，即探讨一下“本雅明是如何在其著作中阐释‘革命批评’目前正面临的某些关键问题的”。*特里·伊格尔顿著，郭国良等译：《瓦尔特·本雅明或走向革命批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序言，第11、10页。

显然，阶级性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它决定了批评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批评家“不带阶级口音”的讲话，离开了一个“群体性的公众”，这种言说面向的“不是人民，不是未来，不是某种潜在的大众政治运动”，*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43, 61.因而批评家演变成了“大众政治运动”的鼓吹手。

伊格尔顿有时偶尔也会承认批评的政治化会妨碍心灵的自由，但他接下来往往又会立即自我否定，说离开了社会政治，进入到“平等审视一切利益”，“话语变得越是宽广普遍”，诸如“完美”、“轻松融洽”、“最深邃的思想和最精炼的话语”中的文学批评，“会陷入彻底的虚无”之中。*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43, 61.

综上所述，伊格尔顿文学批评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一切都以政治为上——它既不能服膺于市场，也不能服膺于纯学术，只能在政治面前俯首称臣。他无论是把“大众”与“精英”、民众普及与学术研究对立起来，还是遮蔽、取消批评理论自身存在的艺术价值，都是基于政治功利化的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格尔顿的批评理论体现的是一种“革命批评”式的话语，可以归属为某种意义上的党派批评理论。

四、 一种缺乏审美功能的文学批评

伊格尔顿持有的批评理念和观点不足为奇，因为他原本就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家。2008年时，他在一次访谈中还郑重声明：“我不把自己看作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看来，‘后马克思主义者’是指那些在某些方面保留着马克思主义、但总体上已经从马克思主义转向了其他学说的人们。”*王杰、徐方赋：《“我不是后马克思主义者，我是马克思主义者”——特里·伊格尔顿访谈录》，《文艺研究》2008年第12期。无疑，他不愿让其理论学说与“后”字沾连上关系，依旧以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倍感自豪。

诚如我们所知，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社会实践，还是理论研究上都陷入低谷。与此相一致，不少西方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开始调整自己的研究策略或方向，以便能与风起潮涌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环境相一致。在这样一个大的文化背景下，伊格尔顿能坚定不移地坚守其理想，是理应受到尊重的。但是退出社会学层面，从学术研究特别是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也不得不指出他的批评理论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

问题之一，在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框架中，文学、文化自身的价值并不在探讨之内。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学、文化来达到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的专政，即文学和文化是置身于两种意识形态中人的一种斗争工具。这种“工具论”意味着作家、批评家一旦离开政治，而且常常还是指对现实生活中具体政治事件的参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便失去了价值和意义。

这种以政治统帅文学批评的批评思路，与通常所说的那种学理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有着不小的差距，会使不少学术问题变得面目不清。比如说，《批评的功能》一书把欧洲现代批评的源头追溯到专制政权的斗争中，即由于与专制政权作斗争，才产生了现代批评。这就把文学批评与政治斗争完全混为一谈，属于典型的偷梁换柱，其结果是彻底迷失了欧洲现代批评的真正肇始源头。

这样说当然不是截然反对把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引入到文学和文学批评中来，而是说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没有给文学的审美功能留下必要的空间。换句话说，他只是一味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规范文学，而忽略了意识形态一旦转化到文学领域中必然会有独立审美性要求的问题。其实，西方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并非都像他这样偏激。别的不说，就说与伊格尔顿并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三巨头”的另外“两巨头”——詹姆逊与哈贝马斯。前者对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思想展开过系统的阐释，著有《语言的牢笼》；后者在其交往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主体间性理论，宣称“只有当艺术把在现代已分裂的一切——膨胀的需求体系、官僚国家、抽象的理性道德和专家化的科学——‘带出到同感的开放天空下’，美和趣味的社会特征才能表现出来”。*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58页。就连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过程中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卢卡奇，也在其《小说理论》中对有关小说的本质和形式类型展开过研究。总之，这些同样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家，与伊格尔顿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即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事物和问题外，也都相当注重对文学自身审美特性和规律进行探究。

问题之二，正如文章一开始所说，意识形态是伊格尔顿文学批评的关键词，他的整个批评话语体系都是建立在此之上的。遗憾的是，在面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时，伊格尔顿的理解却过于僵硬和单一。意识形态原本属于哲学范畴，通常泛指人们对世界和事物的理解与认知。尽管这种理解与认知脱离不了社会环境，毕竟人是社会的产物；但总体来说，这种理解与认知的维度，即人与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建立可以是多样化的。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批评家的批评实践，所谓的意识形态至少可以大致有两种展开向度：一是作家、批评家无意识活动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内涵；二是作家、批评家有目的、有计划地导向那个特定的意识形态内涵。伊格尔顿忽略了前一种意识形态，甚或说他根本不允许其存在，只是一味地独尊后一种意识形态。有关这一问题，他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有过明确的说明：“我所说的‘意识形态’并非简单地指人们所特有的那些非常牢固的、经常是不自觉的信念；我指的主要是那些感觉、评价、认识和信仰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有某种关系。”*特雷·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14页。他对意识形态的这一认识，也毫不走样地贯彻到了《批评的功能》中。正如前文所论，该书的意识形态，也即所谓的“公共领域”，就是一个与“社会权利的维持与再生产”有着紧密关系的概念。说得更确切一些，该处的意识形态(公共领域)就是指社会主义，乃至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作为一种人生信仰，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是如果把人生信仰——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学、文学批评完全契合起来，即它们不但要为社会政治权力服务，还要成为社会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文学和文学批评就会沦落成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进而会影响到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正常发展。

毋庸置疑，任何一个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都摆脱不掉意识形态的束缚，但是，如何处理好文学、文学批评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则是需要考虑的问题。正如西方另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论家阿尔都塞所说：“尽管艺术和意识形态之间有特殊的联系，但真正的艺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徐贲：《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阿尔都塞既坚持了意识形态性，又坚决把艺术从意识形态的牢笼中释放出来。这种释放，意味着在其看来，艺术之所以成为艺术，就在于它能挣脱出意识形态的束缚，绽放出它所拥有的那份独特之美。

不过，也需要承认的是，伊格尔顿的批评思想也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就像他一方面批判解构主义，一方面又把解构的思路融合到其理论中。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他的理论视野明显地有所扩张，且对其前期的理论主张似乎也有所反思。在一次访谈中，他说：“我想说的是艺术确实是可认知的，并不仅仅是装饰，但是正如浪漫主义艺术家所想的那样，艺术的认知话语不是难以言传的，也不是超验的。相反，正如哈贝马斯所主张的，必须将艺术的真理与对道德、科学、政治等的洞察力相结合。”*约瑟·巴拜托·巴雷拉著，颜海峰译：《同特里·伊格尓顿的谈话》，《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他尽管还是没有脱离政治的框架， 却明显降低了政治意识形态的调门， 开始给“艺术的真理”留下一点生存的空间。*需要指出的是，他的这种空间是有限度的，因为他还是把艺术自身的价值与政治功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如他在该文中接下来说：“艺术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带给我们熟悉的真理，这是其宣传价值的一部分，这种宣传价值为统治阶级服务。但它也拥有着独特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在感觉上具化思想，使其内容更加充实。”生动的形象等同于宣传价值的一部分，而这种宣言价值又是与统治阶级的服务联系在一起的，至于艺术所“拥有着独特的力量”，不过是使文学能更好地发挥宣传作用罢了。显然，他所持有的还是党派文学的观念。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在这一时期还完成了《如何读诗》(HowtoReadaPoem，2007)和《文学阅读指南》(HowtoReadLiterature，2013)这两部纯粹有关艺术形式和艺术技巧的小册子。他为自己的“转向”找了个“借口”：

我最为广为人知的头衔大约是文学理论家和政治批评家，所以有些读者可能会奇怪，这两个题目在这本书里怎么不见了。答案：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我在本书中考虑的是为读者和学生提供几样入行的工具，没有这些，后面就很难往下走。*特里·伊格尔顿著，范浩译：《文学阅读指南》，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页。

然而他依旧把自己所做的这项工作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不懂艺术形式问题，就不懂政治问题。我们有理由追问：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就曾系统受过新批评文本细读理论训练过的伊格尔顿，为何在其前期著作中不给新批评和形式主义留有一点情面，而在这时反而不厌其烦地教授读者和学生如何来解析具体的文学作品，这种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说，肯定与他意识形态的转变有所关联。

但是，不管怎样，我们对伊格尔顿的文学批评理论还是更应持有谨慎的态度。对西方国家而言，伊格尔顿的名声不管如何兴盛，他始终不过是一种文学思潮、一个文学流派的发声者。他的锋芒掩盖不住其他文学潮流、流派的锋芒和光辉，而在中国这个曾长期独尊“左派”和“政治”的社会语境和批评语境下，对伊格尔顿的批评思想如果不加鉴别、分析地全盘接受，就容易使我们的批评重蹈覆辙。另外，我认为，《批评的功能》中更有价值的部分，是伊格尔顿有关资本对文学生产的渗透和影响的论述，特别是其所说的“市场力量渐渐开始决定文学产品的命运”*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4.、文学的评定“被置于市民社会的商品生产法则之中”*Terry Eagleton, 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London: Verso, 1984) 34.等，这对认识和评判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出版，都具有一定的参照与启发意义。

“PublicSphere”and“RevolutionaryCriticalDiscourse”:ThePoliticalnessinTerryEagleton’sTheFunctionofCriticism

QIAO Guo-qiang

(CollegeofEnglishLanguageandLiterature,ShanghaiInternationalStudiesUniversity,Shanghai200439,China)

InTheFunctionofCriticism, Terry Eagleton uses the term “public sphere” to indicate political ideology and believes that all literary theories are of politics. In 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oliticalness” usually refers to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rather than the complex and ambigu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other words, literary criticism for him is subject to this kind of struggle. The internal law and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which are independent of this kind of struggle, are not included in his discussion. Therefore in this sense, political struggle for Eagleton becomes the dynamics for defining and governing literary criticism. Moreover, Eagleton set the public against elites, the populace against the academic research. He deliberately shields off and rules out the value that critical theory has. Based on this perspective, the author of the present essay contends that Eagleton is a critic who opposes the so-called pure theory, pure academics and free humanism. The critical discourse in hisTheFunctionofCriticism, rather, in the whole system of his literary criticism, is revolutionary.

Terry Eagleton;TheFunctionofCriticism; public spher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politicalness

[责任编辑罗剑波]

乔国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