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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与特征

2017-04-02段晓亮

关键词:龙山儒学书院

段晓亮, 吴 然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论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与特征

段晓亮, 吴 然

(石家庄铁道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43)

封龙山地区在两汉时期就是皇家重要祭祀圣地,著名学者李躬和伏恭都曾在此讲学授道,推动了儒学和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自唐代至北宋初年,封龙山孝道文化逐渐复兴。金元时期封龙山地区作为北方儒学和孝道传承中心盛极一时。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走向社会深层。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主要特点是:奠基于汉代官方祭祀神明和祖先的传统;儒学发展和书院教育是重要推动力量;封龙山孝道文化以踏实笃行为根本;官方和民间力量共同推动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封龙山文化;孝道文化;儒家思想

一、两汉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的奠基

周公制礼乐,确立一整套严密的以血缘为纽带“家国同构”的宗法制度,其最核心的理念就是孝道。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孝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学取得正统地位,孝道即成为汉代标榜的核心价值观。“以孝治国”遂为汉代以降历代王朝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孝道最基本的意思是“善事”父母,包括“敬”、“养”和“祭”三方面。我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敬天法祖”思想,祭祀祖先,成为中华民族独特信仰价值系统,祭祀和崇拜祖先即是很典型的孝道文化体现。

(一)两汉时期封龙山为皇家重要祭祀圣地

元氏县所在的封龙山地区,早在两汉时期就是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皇家祭祀圣地。汉高祖三年(前204)置恒山郡,其治所在两汉数百年间,始终位于今元氏县西北10公里的故城村南。汉文帝即位后,为避文帝讳,恒山郡改名为常山郡,故《元和郡县图志》载:“两汉常山太守皆理於元氏”[1]477。据《元氏县志》记载,天汉三年(前98)汉武帝曾亲临常山祭拜。元氏境内封龙山等六座名山,在东汉光和年间均被“赐以封号,载在典祀”,《白石神君碑》碑文道:“古先哲王,类帝禋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建立兆域,修坛设屏。所以昭孝息民,辑宁上下”。可见自古以来祭祀群神与宣扬孝道、抚慰百姓有着密切的联系。封龙山地区作为汉代重要的祠祀中心[2],其重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另据《元氏县志》载,“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帝北击尤来、大枪、五幡于元氏,连破之”,“四年五月,(光武帝)进幸元氏”,“阴后从征彭宠,生显宗于元氏”[3]228。由此可知,元氏不仅是光武帝刘秀龙兴之地,更是汉明帝刘庄出生故地,因此贯穿东汉将近两百年间,封龙山麓即为皇家祭祀刘氏祖先的圣地。自光武帝和汉明帝以降,东汉诸王室帝胄,多亲临元氏,凭吊祭祀祖先。元人葛逻禄乃贤《河朔访古记》曾记载:“明帝永平中幸此(封龙山下),诏复租税六年,劳来县吏,下及走卒,皆蒙恩赐。其后章帝北巡,又幸元氏,祀光武于县堂,祀明帝于始生堂,皆奏乐焉”。《元氏县志》亦载:“章帝建初七年秋九月,劳赐常山吏人,复元氏租赋三岁”。朝廷既数次免除田租更赋,又多次亲临元氏,并奏乐祭祀,可见东汉皇室在元氏祭祀祖先的盛况。据称直至清朝乾隆年间,祭祀汉明帝的始生堂遗址尚存。

(二)东汉时期封龙山是经学和孝道传承的重要基地

儒学是两汉官方学术正统,孝道更是被汉代统治者标榜的核心伦理思想。汉明帝很重视以孝道为中心的经学教育,其时“门期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经》”[4]樊宏附樊准传。据《后汉书明帝纪》记载: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曰:“令月元日,复践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三老李躬,年耆学明。五更桓荣,授朕《尚书》……其赐荣爵关内侯,食邑五千户……有司其存耆耋,恤幼孤,惠鳏寡,称朕意焉。”[4]显宗孝明帝纪。三老五更原是先秦敬老和养老制度,《礼记·文王世子》云,在大学之东序,“遂设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焉”,郑玄注曰 :“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养之,示天下之孝悌也”。汉明帝恢复先秦三老五更礼,以李躬为三老,以桓荣为五更,意在垂身示范,宣誓以孝治天下。被尊为“三老五更”大致有四个标准:年高,德邵,学明,位尊[5]。王者“父事三老”而“兄事五更”,可见李躬作为常山郡“年耆学明”的儒者,其生平事迹虽未载入史册,却受到皇帝最高礼遇,再联想到常山郡本是汉明帝出生地,李躬与汉明帝渊源可想而知。值得一提的是李躬被授以“三老”荣誉,其地位是高于“国三老”或“郡三老”的,更远高于汉代基层掌教化“三老”。李躬被皇帝授以至高无上的荣誉,其作为基层的硕学鸿儒,主要还是在元氏传道授业,对开启封龙山教育所起关键作用自不容低估,后人在追溯封龙山教育史时,都会提到封龙山是汉代李躬授业之所,儒家经学和孝道自然是李躬授业的主要内容。

东汉时期另一著名儒者伏恭(前5-84),也和封龙山地区孝道传承有着密切关系。据史料记载,伏恭“性孝,事所继母甚谨,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在东汉初年“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4]伏恭传。伏恭乃是汉代经学大儒伏湛之侄,出生后过继给伏湛为子。伏氏家族在汉代一直是经学望族,自伏生壁藏《尚书》以降,历四百余年,累世公卿,世传经学。伏恭不仅以谨守孝道闻名,而且将伏氏家学发扬光大,特别是在其担任常山太守期间,更是在元氏“敦修学校,教授不辍”,使封龙山地区成为东汉北方经学和孝道传承中心。据《后汉书·伏恭传》载:“建初二年冬,肃宗行飨礼,以恭为三老”。继李躬之后,伏恭再次被授以“三老”荣誉,且东汉以“三老五更”见诸史册的可谓屈指可数,在封龙山地区授业传道的李躬和伏恭竟能先后获此殊荣,由此证明东汉时期封龙山地区作为经学和孝道传承重要基地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二、汉代以后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自唐代至宋初封龙山孝道文化的复兴

隋唐时期,尽管有不少寺院道观修建于封龙山,但该地区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孝道文化的传承并没有中断。据《元氏县志》记载,唐代著名隐士姚敬曾栖居封龙山,传道授业。宰相郭震(656—713)也曾游学并讲学于封龙山。郭震不仅诗文武功俱佳,而且更以孝义闻名。其十六岁就读太学时,家中送来四十万钱,恰好有身着缞服的人来借钱,自称因家贫五代人都没下葬,郭震便慷慨地将这笔钱全借给他,甚至连借钱者姓名都不问。郭震担任安西大都护期间,因西突厥首领乌质勒来款塞请和时不幸去世,引来其子娑葛的怨恨。郭震毅然素服前往修吊赠礼,并留下数十日帮忙料理丧事,最终解开了误会。因史料阙如,郭震在封龙山游学和讲学的具体内容,已很难知晓,不过从其生平事迹来看,儒学孝义诚笃精神必然是不可或缺的。

自宋代以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称为“八端”,是自朝廷到民间所崇尚的核心价值,其中孝道位列八德或八端之首。北宋初年,书院教育开始兴盛。河北地区在宋朝见诸史册的书院有五所,其中封龙书院、中溪书院和西溪书院三所即建于封龙山。书院的办学方式是聘请有名学者讲学其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聚众讲解等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辅以议论时政[6]9。封龙书院“有孔颜曾三石像,盖即诸儒所建,朝夕敬事者。后书庐圮”[3],以儒家先圣先贤为供祀对象,亦可证明当时书院主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

北宋初年,名相李昉(925—996)为振兴封龙山教育不遗余力,其先后创建并主持封龙书院和中溪书院,并聚徒讲学其间。李昉在历史上以敦厚持重、至善至孝著称。据史料记载,其生父李超曾任后晋工部郎中、集贤殿直学士,因其叔父李沼无子嗣,出生后就被过继到叔父家。及壮年知道身世后,李昉感念叔父母“鞠育之恩,慈爱兼备”[7]卷47启封所生父母奏,对生父母早逝无法尽孝耿耿于怀,不仅侍奉叔父母颐养天年,还毅然肩负起“两宗祭祀”重任,其晚年曾上《乞封所生父母奏》,使生父母与叔父母同样获得了朝廷封号。另据《李昉家法》记载:“公有第在京城北,家法尤严,凡子孙在京守官者,奉钱皆不得私用,与饶阳庄客并输宅课,月均给之,故孤遗房分皆或沾济,世所难及也”[8]卷1。在李昉严格要求下,其子嗣均严于律己,谨守孝道。《宋史·李昉传》附其子李宗谔小传,称其“内行淳至,事继母符氏以孝闻”[9]9143。李昉以身作则,使封龙山教育走向复兴,更为弘扬封龙山孝道文化作出重要贡献。宋仁宗嘉佑年间,元氏县创建文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封龙山儒学和孝道文化重新振兴。

(二)金元时期以封龙书院为中心的孝道文化传承

金元时期,封龙山书院教育继续蓬勃发展。栾城籍著名学者李冶(1192—1279)曾买田于封龙山,重新修葺并主持封龙书院,聚徒讲学。不少学者因李冶在数学上取得巨大成就,而认为封龙书院以研究和传授自然科学为主流,其实不然。李冶在封龙书院主要传授的是赵复、许衡(1209—1281)的儒家学说[6]12。赵复是宋末元初大儒,他在元兵南下被俘至北方以后,创办太极书院传授儒家经学,有《传道图》、《伊洛发挥》等著作。其时北方名士许衡、郝经(1223—1275)、刘因(1249—1293)皆因赵复学说而服膺程朱理学,因此赵复被誉为在北方传播程朱理学的第一人。李冶在封龙书院传授赵复学说,使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家学说在封龙山地区广为传播。

李冶以复兴儒学为职志,对儒学和孝道有精深研究,其主持封龙书院时,经常与元好问(1190—1257)、张德辉(1195—1275)切磋学问,时称“龙山三老”。其论孝道曰:“修身莫大乎事亲,事亲莫大乎致养,致养莫大乎养志。尽天地之精微,竭水陆之多品,而或不得其所欲者,祇以养口腹耳,养之下也。怡声顺色,先意承志,虽复菽水之约,而有以得其欢心,是则养之至也。”[10]李冶在此提出:其一,侍奉父母是行善修身的根本,孝顺长辈乃是众德之首;其二,为父母养老送终,使其无物质匮乏之虞,是孝顺最重要的表现;其三,精神奉养更重于物质赡养,使父母心情舒畅地颐养天年,而不单纯满足口腹欲望,这才是孝道的根本。

李冶还以为儒家讲德行和孝道不应付诸空谈,更应落在身体力行处。他在讨论作史之难时说:“篇翰流传,锵耳赫目,可以入《文苑》矣,而不可以入《儒林》。经术粹精,洞贯古今,可以入《儒林》矣,不可以入《儒行》。班固则凡有文字者,悉载之本传之中,别以明经者入《儒林》。范蔚宗则既传《儒林》。而后《文苑》继之。皆得其体要者也。虽然吾犹恨其不为《儒行》一篇,以为《儒林》、《文苑》之首焉。能尊其书而不能尊其身行之人。是信其名而不信其实也”。据此可知,李冶虽赞赏班固和范晔立《文苑传》、《儒林传》的做法深得作史体要,但仍遗憾地表示在《儒林传》、《文苑传》前,应以《儒行传》为列传首篇,以此表彰笃行儒家学说的君子。

继李冶之后主持封龙书院的是藁城籍学者安熙(1269—1311)。有学者以为安熙主持封龙书院,是在元至大年间(1308—1312),不过据《元氏县志》记载,大德十年(1306年)安熙就已经开始主持封龙书院,并举行祭祀孔孟典礼[11]15。据称安熙自幼“颖悟绝人,在襁褓间已诵《孝经》”[12]621,成年以后竟“不屑仕进,家居垂教数十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其教人以敬为本,以经术为先,弟子去来,常至百人”[13]。安熙自幼便诵读《孝经》,其不慕名利,教人以敬为本,深刻体现了儒学孝道的根本精神。据史料记载,其弟安煦也已以至孝著称,在安熙去世后,“事父甚得欢心,抚熙子一如己出”[12]622。至治年间(1321—1323)李冶曾孙李慎言出资重修封龙书院。在李冶、安熙主持下,封龙书院作为北方儒学教育和孝道传承中心所在,可谓盛极一时。

元初,江汉间著名儒者砚弥坚(1211—1289)与赵复同时被招致北方,并获任真定府学教授,在真定县(今正定县南)一带聚徒讲学。史称砚弥坚“通诸经,善讲说,士执经从而问疑者日盛。公告以圣贤之旨,谆切明白,不缴绕於章句。中原硕儒若容城刘公因、中山滕公安上,亦皆从公授经”。由此可见,砚弥坚讲学“纯切明白”,不拘泥于章句,在当地影响很大,刘因(1249—1293)、滕安上(1242—1295)皆从其学。其在真定府讲经传道十余年,“屡以阳城忠孝之说训迪诸生,尽皆化服。是时风俗敦厚,人皆尚行,而文辞浮华之习,士鲜好焉,故治化人材於是为盛。”[14]卷7元故国子司业砚公墓碑并序砚弥坚讲学遗址所在已不可考,不过其为真定府教授,影响所及应包括真定府所辖封龙山麓诸县,砚弥坚当属封龙山儒学和孝道传承的重要人物。

(三)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走向社会深层

元末明初,封龙书院已颓坏不堪。嘉靖十八年(1539年),进士魏谦吉(1509—1560)游封龙山时发现“哲人既往,弦诵声微,书庐颓为腐坏”,连孔子雕像也被弃诸草莽,遂请元氏知县荆鸾建圣像藏室妥为安置,且感慨:“夫人虽至愚,未有不知敬天地者,未有不知爱父母者”,“夫人顾有时而忘其爱且敬者,亦惟日用不知而矣”。魏谦吉还乐观地表示:“矧地灵所钟人杰代有,兹邑之士,又安知无若躬、若昉与冶者出焉,而结庐讲学,朝夕敬事也乎?”明代嘉靖年间,魏谦吉与魏承谟曾一度复创封龙书院[11]403。

封龙书院由盛转衰,并不意味封龙山儒学和孝道文化中断。明清时期元氏县等封龙山麓诸县邑文教事业兴盛,逐渐取代了封龙山书院的地位。自明代嘉靖二十七年(1548)创修《元氏县志》,历经崇祯十五年(1642)、顺治六年(1649)、乾隆二十三年(1758)和同治十三年(1874)四次重修,“贞节孝义”和“忠孝廉节”均列为重要内容。清代贡生高毅即以“天性纯笃”、“克尽孝道”而被著录于县志,元氏县令赠以“孝友端方”匾额,表彰其学行。翻阅元氏旧县志,仅明清时期重修文庙和节孝碑祠的记录有10余次之多,元氏县在明清时期记录在册的进士和举人就达68人。其时元氏县著名书院就有文清书院、景贤书院和三台书院。三台书院在封龙山东南,《元氏县志》载:“三台书院,众山环列,三峰耸天,半山有甘泉,可圃可渔,邑人高用宾建。上有文昌阁,修复数楹,四方有志者肄业之所”。这三所书院以文清书院最盛。文清书院创办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位于县治东南文庙东侧。文清是明代大儒薛瑄(1389—1464)的谥号,薛瑄祖籍山西河津,出生于元氏县,文清书院以纪念薛瑄命名。薛瑄曾提出“学者,读书穷理,须实见得是,然后验于身心,体而行之,不然无异买椟而还珠也”[11]重修文清书院记,其学说影响深远。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重创文清书院,移至县城西南开化寺右侧。

三、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主要特征

孝道文化作为善事父母,尊老敬老的文化传统,不仅是儒家思想最基础的理念,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和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观。数千年来孝道已融入中华民族血脉,成为根植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思维方式和信仰准则。封龙山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就深深地受到儒家文化特别是孝道文化的熏染。封龙山地区的孝道文化数千年来世代传承,已经成为封龙山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两汉迄今两千多年来,根植于封龙山地区的孝道文化世代传承,为培育淳朴向善的家风民风,形成浸润心灵的尊老敬老传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主要特点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封龙山孝道文化历史悠久,奠基于汉代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传统。古语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早在殷商时期,祭祀上帝、自然神和祖先神便是国家重要活动,敬天法祖更成为周礼的核心信仰。汉代奉行以孝治天下,皇帝祭祀山川诸神与“昭孝息民”具有某种某种神秘联系,祭祀祖先乃是传承和宣扬孝道的典型表现。汉武帝、光武帝和汉明帝与封龙山地区均有较深渊源。东汉时期,不仅包括封龙山在内的常山郡六座名山,均被“赐以封号,载在典祀”,而且数位皇帝还多次亲临封龙山麓祭祀祖先,奠定了封龙山孝道文化的基础。李躬和伏恭作为传承封龙山儒学和孝道教育的先驱,相继荣膺“三老五更”之“三老”尊位,更凸显了东汉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的兴盛。

其二,儒学发展和书院教育是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重要推动力量。李躬和伏恭是封龙山儒学和书院教育的开创者。唐代姚敬和郭震先后游学或讲学于封龙山,使封龙山儒学教育在历经魏晋南北朝长时期的战乱后得以延续。北宋时期李昉和张著在封龙山创办书院,推动封龙山书院教育重新振兴。金元时期李冶和安熙相继主持封龙书院,奠定了封龙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也促进了程朱新儒学和孝道文化在北方发展。封龙山书院教育在唐宋以来能重新振兴,有赖于该地区自汉代以来奠定的儒学和孝道文化基础,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兴盛反过来极大地推动了儒家和孝道文化在该地区传播和弘扬。

其三,封龙山孝道文化以踏实笃行为根本。中国传统孝道主要包括敬、养、祭三方面,无论尊敬父母,还是善事长辈抑或祭祀祖先,必须发自内心而付诸实际行动。封龙山孝道文化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向来以踏实笃行为核心要义。李躬在封龙山传道授业并非仅为研习经学和穷纠义理,其初衷在于使忠孝节义等美德在民间落地生根。曾先后在封龙山讲学授道的伏恭、郭震和李昉在历史上都是以孝义诚笃而闻名。李冶和安熙均不慕功名利禄,讲孝道注重精神奉养和身体力行。砚弥坚屡次讲授阳城忠孝的典故,摒弃浮华文辞,使远近儒生尽皆化服。封龙山孝道文化摒弃繁文缛节,以踏实笃行著称且影响深远,已成为塑造乡土民情和地域文化的重要情感纽带。

其四,封龙山孝道文化在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助推下不断发展。封龙山孝道文化奠基于汉代官方祭祀传统,李躬和伏恭在封龙山敦修学校,兼有官方和民间双重身份。唐代姚敬和郭震游学或讲学封龙山时,所依托的应该是封龙山长期积淀下来的民间教育传统。北宋仁宗年间在元氏创修文庙,为官方弘扬儒学的典型表现。李昉重振封龙山书院教育,其宋史本传并无记载,民间教育色彩应更重一些。李冶和安熙在封龙山讲学时已处于半归隐状态,他们或聚徒讲学,或邀请著名学者切磋学问,有力地促进了封龙山儒学和孝道的发展。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已逐渐走向社会深层。数千年来官方和民间力量互为表里,共同推动了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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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ontheInheritanceandCharacteristicsoftheFilialPietyCultureofFenglongMountain

Duan Xiaoliang, Wu Ran

(College of Marxism,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43, China)

The region of Fenglong Mountain was an important sacrifices site in the period of Han Dynasty. Famous scholars such as Li Gong and Fu Gong both gave lectures here at that time,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filial piety culture. During the periods of Tang Dynasty and Northern Song Dynasty,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revived in the area of Fenglong Mountain. The Confucianism and filial piety culture of Fenglong Mountain became more prosperous in the Jin Dynasty and Yuan Dynasty.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Confucianism and filial piety culture of Fenglong Mountain penetrated into the depth of society.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of Fenglong Mountain contains four aspects: it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sacrifices culture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Confucianism and academy education promoted the inheritance of filial piety culture; pragmatic action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of Fenglong Mountain; the officials and the folks jointly pushed forwar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of Fenglong Mounta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ulture of Fenglong Mountain;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the Confucianism

2095-0365(2017)03-0041-05

2017-03-25

段晓亮(1980-),男,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学、思想政治教育。

B823

:ADOI: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7.03.08

本文信息:段晓亮,吴 然.论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与特征[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3):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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