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琰

唐宋士大夫谈论起“诗人”，也不仅是在说“写诗的人”，而是在讨论一种特殊的身份与人格。

陆游有一首著名的七绝《剑门道中遇微雨》：“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这幅陆游自画像，常让我想起蒋兆和先生画的杜甫像，也让我想起蒋先生本人。杜甫，陆游，蒋兆和，一律是骨骼清奇、忧愤深广的样子，代表了一种最典型、最深入人心的“诗人”形象——如果说“诗”是“穷而后工”的话，那么“诗人”就应当是“穷而后帅”了，越穷愁越有“范儿”（李白那样的就不是“诗人”，是“诗仙”）。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杜甫诗中不乏对自身形象的精彩刻画，比如“乾坤一腐儒”、“艰难苦恨繁霜鬓”，但是他却从来没像陆游那样，清醒地把自己界定为“诗人”。翻遍杜甫的诗集，居然只出现了一次“诗人”，即《留花门》：“自古以为患，诗人厌薄伐。修德使其来，羁縻固不绝。”这是“诗人”一词最原始、最质朴的用法，意思是“《诗经》中的作者”，因为《诗经·小雅·六月》有“薄伐玁狁”之句，这里是用典。翻翻《昭明文选》，也全是这种用法，比如王粲《从军诗》：“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诗经·魏风·硕鼠》有“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之句，所以这里的“诗人”也是指“《诗经》中的作者”。

从中唐开始，“诗人固穷”的观念才真正萌生，“诗人”之名才带上一层意味深长的牢骚，显示了一种特殊的身份——盘桓下僚的寒士。孟郊最先喊出了寒号鸟一般的苦吟：《送淡公》：“诗人苦为诗，不如脱空飞。……倚诗为活计，从古多无肥。”《哭刘言史》：“诗人业孤峭，饿死良已多。”《吊卢殷》：“诗人多清峭，饿死抱空山。”白居易更善于总结，其《读邓鲂诗》说：“诗人多蹇厄，近日诚有之。京兆杜子美，犹得一拾遗。襄阳孟浩然，亦闻鬓成丝。”这就大大扩张了“穷愁派”诗人的阵容。此后直到晚唐五代，大大小小的诗人都在嘟囔着“诗人固穷”的调调，而且越写越偏激，越说越有理。

到了北宋，“寒士”们摇身一变，成为科举考试中的新宠、士大夫政治中的新贵。“寒号鸟”们也噤声了很长时间。从宋太祖到宋仁宗，这几朝诗歌中都极少看到“诗人固穷”的论调。等到神宗朝变法一起，倒霉的人又剧增起来，诗人们重新尝到了“窮饿”的滋味。表面上把孟郊诗讥作“寒虫号”的苏东坡（《读孟郊诗二首》），背地里也颇嚎了几嗓子孟郊式的苦吟。这么多穷愁之音，我们就不难理解陆游会在“细雨骑驴入剑门”这幅自画像的题头写上“诗人”二字了——“诗人固穷”，既是中唐以来的传统观念，也是陆游个人的人生感悟。

其实，当“诗人固穷”的观念在中唐悄然而兴的时候，“诗人高贵”的观念早已埋藏在很多诗人的精神深处。“诗人”之所以显得“高贵”，往往因为与隐士气节有关，所以“诗人”常和“酒客”、“居士”、“禅客”形成对偶关系。比如之前所举“酒客逢山简，诗人得谢公”、“诗人识何谢，居士别宗雷”，再比如韦应物《花径》：“朝与诗人赏，夜携禅客入。”韩翃《题慈仁寺竹院》：“诗人谢客兴，法侣远公心。”这种对隐士的崇拜，在中唐之前多是一种空想，或是伪饰，很少有人真能耐住寂寞，更多人是贴着隐士的标签去追逐俗世中的功名。而到中唐，尤其到德宗、宪宗二朝，隐士理想真的能在人生中落实，就是白居易所谓“中隐”，或是后来晚唐人津津乐道的“吏隐”。反映在诗歌中，它有一个更美的名号，叫做“闲适”。

李杜王孟也写闲适诗，但他们的诗，背后都是空想；无论信奉儒家、道家还是佛家，他们的“闲适”都是空中楼阁，经不起现实来拆。只有到了白居易，“闲适”才真正扎根于人生：它不是对某种思想资源的崇拜与追求，而是现实中的随机应变，是一种肤浅但玲珑的智慧。

综上所述，“诗人固穷”和“诗人高贵”这两种观念都在唐宋时期绵延甚久、影响甚广。到底谁是“诗人”呢？穷愁的寒士？还是高贵的艺术家？这个问题本无答案。对它的追问本身，就是一段精彩的唐宋士大夫精神生活史。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诗人固穷”的观念，体现了士大夫对政治的永恒依赖；“诗人高贵”的观念，体现了士大夫对政治的自觉疏离；纯粹艺术气质的“诗人”形象在南宋诗歌中的普遍流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士大夫精神生活的新动向——他们不再追求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综合型士大夫气象，而是安然并合理地追求某一种身份，自觉地塑造某一类人格。这种新动向终究在明代蔚成大观，从而造就了一个“文人”与“官僚”分庭抗礼的文化时代。

（编辑：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