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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东进士地理分布及其特点分析[1]

2017-03-31陈利敏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

浙江档案 2017年10期
关键词:州府直隶进士

陈利敏/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

科举取士是我国古代社会重要的政治制度,该制度到明清已发展完备。清代,虽然广东省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但与科考大省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省相比,该省进士数量并不尽如人意,而且分布很不均衡,呈现出明显的层级性,即使在同一个行政区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笔者分析了清代广东进士的地理分布特点,并从经济、文化及交通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清代广东进士籍贯分布总体情况

清代广东行政区划几经变动,故笔者以清宣统二年(1910)广东行政区域最后一次调整为依据[2]。其时广东省领府九:广州、肇庆、韶州、惠州、潮州、高州、雷州、廉州、琼州;直隶州七:罗定、南雄、连、嘉应、阳江、钦、崖;直隶厅三:佛冈、赤溪、连山;省会为广州府。笔者根据朱保炯、谢沛霖[3]的统计以及毛晓阳[4]、马怀云[5]等人的进一步考证,以《广东通志》等地方志为佐证,对个别人物的信息进行校正。清代广东进士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清代廉州府、钦州直隶州、琼州府、崖州直隶州,及怀集(清朝怀集一直隶属广西,直到1952年划归广东管辖)的进士分布如表2所示。

清代共录取进士26849人。剔除表2的统计人数,清代广东进士共有965人,约占全国总人数的3.59%,这一数字远远低于人文荟萃的江浙地区,也与地处中原地区的山东及京畿之地河北等省有较大的差距。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明清时期广东农业、手工业发达,商品经济水平较高,当地教育、文化事业发展迅速。相比明代,清代广东教育水平、文化水平提升显著,特别是在吸收、传承中原传统儒家文化基础上形成了岭南文化,到晚清时期更是发展成为中华文化中一枝奇葩,广东在很长时期内是清代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但是广东在中国传统科举中的成绩却不甚突出,其进士人数虽然相比明朝有了一定的增加,但是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比较,显得不大相称。

表1:清代广东主要各府、直隶州、直隶厅进士分布

表2:清代琼州府、廉州府、钦州直隶州、崖州直隶州及怀集进士分布

二、清代广东进士分布特点

(一)进士分布各府、直隶州与直隶厅之间差异较大,呈现出明显的层级性

清朝广东有9个府、7个直隶州与3个直隶厅,剔除后划入广西壮族自治区与海南省的廉州府、琼州府以及钦州直隶州、崖州直隶州,共有15个地区。各地区的进士分配非常不平衡,差异较大。各地区进士总人数及占总数比例如下表。

表3:清代广东各府、直隶州、直隶厅进士占全省比例

第一,广州府为清代进士的集中地区,处于第一层级。省会广州府进士数量占绝对优势,有清一代进士数量为570人,占广东进士总人数的比例高达59.06%,远远高于其他府、直隶州与直隶厅。广州府是广东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中心,教育水平比较发达,进士数量多本不足为奇,但占比近乎六成也是十分罕见的。第二,潮州府、嘉应直隶州、肇庆府、惠州府处于第二个层级,进士人数在51至144人之间,属于广东进士分布的分散区。第三,高州府、韶州府、阳江直隶州、连州直隶州、罗定直隶州与佛冈、赤溪、连山直隶厅属于第三个层次,属于广东进士分布的稀疏区,后三个直隶厅甚至没有出现过一个进士。从地理方位上看,广东进士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从中心广州府向四周扩散的特点。

(二)进士在各州府、直隶州或直隶厅内部的分布也不均衡

表4:清代广州府各县占广州府进士总数比例

从上表可以看出,南海、番禺、顺德三个县的进士人数均超过整个广州府进士总人数的二成,三个县进士之和占整个广州府的比例超过六成。三县之中任何一县的进士人数与广东进士第二大行政区潮州府相差无几,远远超过其他州府、直隶州与直隶厅。

(三)交通发达的平原地区进士较多,而交通落后的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聚居的丘陵地带进士较少

广东自然地理条件较差,以山地和丘陵为主,仅有6000平方公里的珠江三角洲和915平方公里的韩江三角洲的土地相对平坦,较为宜居,这里的人口比较集中,在清朝广州各州府进士数量排在前两位的广州府与潮州府,其地理区域基本在这两个三角洲范围内。以珠江三角洲为例,其区域内6个县的进士人数在全省占比超过一半。

表5:清代珠江三角洲主要县占广东进士总数比例

而相比之下,地处山区的韶州府全州所属6个县进士总人数只有10个,远低于珠江三角洲一个县的进士人数;南雄、罗定、连州直隶州等以山地为主的直隶州,其进士人数均在10个以下,至于佛冈、赤溪、连山直隶厅在整个清朝没有出现一个进士。这些地区也是苗族、瑶族、壮族等岭南少数民族的聚居区。

三、清代广东进士分布特点原因分析

(一)经济发展不平衡是进士分布存在差异的根本原因

广州府与潮州府分布位于珠江三角洲与韩江三角洲,都是平原地区,当地传统农业与手工业水平较高、经济发达,为本地区教育的发展、进士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以广州府为例,明清时期广东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至较高水平,其经济中心是珠江三角洲,而珠三角的核心则是广州府,故广州府是当时广东的经济、政治、教育与文化中心。

广州府内桑基鱼塘等特有的经营方式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生产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为克服人多地少等不利因素,广州府大力垦辟土地。清乾隆十八年(1735)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广东开垦沙田超过53万亩,其中广州府所辟土地面积较多,其面积比其他地区面积总和还要大[6]。土地大面积开发,极大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清代广州府丝织、冶铁、陶瓷、茶叶甚至花卉、水果等行业均呈现一片繁荣景象,经济在全省遥遥领先。乾隆二十三年(1776)起,清政府关闭闽、浙、江海关,实行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来自广东或全国的茶叶、丝织品等产品经广州港远销海外,更使得广州府成为广东乃至整个中国商品贸易最为活跃的地区,广州港成为闻名全球的优良港湾,广州的十三行甚至被誉为“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这为广州的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清代广州府的进士人数大大增加不足为奇。

广州府内的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农业经济、商品经济尤为发达,这几个地区出现了桑基鱼塘的生产模式,以养蚕为例,这里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以饲春蚕[7];到了18世纪中叶以后,广东已跃居为全国三大产丝区之一,产地主要集中在顺德、南海、香山等珠江三角洲地区[8]。

(二)社会文化、教育水平发展不平衡是进士分布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广州府是清朝广东的政治文化中心,商业发展推动了广州府圩市发展,社学发展的高峰与圩市的兴盛相一致,呈现出“有社学并有圩”的现象,广州府的社学、书院等数量在广东占有绝对优势。以社学为例,乾嘉年间广州府建有社学317个,占全省总数的42%[9];清代广东共建书院415所,广州府即有152所[10]。文教的发达自然会促使人才兴盛,南海、番禺、顺德等地是广东最大的人才中心,以察举、科举人才为例,清代广东共有此类人才6192人,其中出自粤中地区的达3098人,占比50%之多,而广州府又是这个中心的中心[11]。清朝广州府进士数量在广东独占鳌头,是有这样的社会文化与教育背景的。

潮州府是广东仅次于广州府的文化教育中心。清代潮州陶瓷、刺绣等手工业发达,促进了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清代潮州地区书院与社学发展迅速,仅康乾年间就建有书院17所,整个清代潮州书院多达52所[12]。当地科举之风盛行,有清一代以潮州为中心的粤东地区察举、科举人才数量占全省总数的15.3%[13]。

这里要特别谈一谈嘉应直隶州的情况。该地区的经济实力在广东各州府中并不突出,但科举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这与当地的文化传统有很大关系。嘉应直隶州是广东客家人的聚居地,客家人是中原汉族为避战乱历经三次大规模南迁而形成的特殊群体。客家人秉承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故当地重教兴学之风盛行。当然,这也与客家人的生存环境有很大关系。

嘉应直隶州内人多地少,生存环境恶劣,各家族为争取优势资源竞争激烈,而支持家族子弟考取功名逐渐成为家族间主要的竞争手段之一,这就为当地的重教兴学传统提供了更为持久的现实动力。当地家族创办学塾非常普及,如镇平县“每村俱有家塾,有一二百户,即有塾六七处,盖二三千金之产,苟建居室,必立家塾以训同姓子弟”[14]。有的家族甚至创立义学,供子弟免费读书,对参加科考的子弟给予经济资助。当地士子读书科考之风盛行,以致雍正年间当地的县学均获升格,镇平、大埔、平远由小学升格为中学,兴宁、长乐、程乡则由中学升格为大学[15],程乡的入学名额由雍正元年(1723)的12名增加到雍正十年(1732)的20名[16]。乾嘉年间,嘉应州“士喜读书,多舌耕,虽困穷,至死不肯辍业。近年应童子试者至万有余人。前制府《请改设州治疏》称‘文风极盛’,盖其验也”[17]。当时嘉应州辖5县,户籍登记在册仅3万余户[18],每年参加考生员者就达1万多人,可见当时读书人所占人口比例之高。清代嘉应直隶州在广东省内显得“独树一帜”,虽然其经济并不发达,但进士数量在广东各州府内排名前列。

(三)交通状况对进士分布存在差异性也有较大影响

交通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亦与教育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古代士子求学或参加科举考试,需要便利的交通条件作为保障。以参加科举考试为例,士子需要到官方指定的科场考试,乡试地点一般在本籍周边地区,会试地点就设在省城,殿试地点则远在京师,因此士子对交通状况依赖性较强。

广东地处岭南,远离会试之地京城,相比河北、山东、河南等临近京城的北方大省,本身就处于劣势;而江浙地区士子能依靠京杭大运河赶赴京城,相比广东士子少了劳累奔波之苦。单就广东而言,清朝广东的书院社学多设在交通便利、人流密集的城镇或圩市,出现了“有社学必有圩”“先有社,后有社学”的社会现象[19];广东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平原仅在珠江三角洲与韩江三角洲上,珠江与韩江及其支流尤为当地水上运输提供便利,故这两个区域内的广州府与潮州府教育水平高、进士较多。

相比之下,交通不便的山区进士人数较少。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浓厚的重教兴学传统可以弥补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的不足,如嘉应地区即使是“八山一水一分田”仍能发展成为“人文秀区”,但从总体上看,交通不便的地区教育水平也不高。这种现象在广东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广东人多地少,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地区纠纷不断,后逐渐形成了少数民族多生活在交通不便、自然条件恶劣的山区的格局。以连州直隶州为例,当地以山地为主,在汉瑶长期纷争的背景下,瑶族逐渐形成了山岭游耕的生活方式与排瑶的居住模式。康熙四十年(1701),时任两广总督石琳、广东巡抚彭鹏及广东提督殷化行等上奏称:“僻在粤省西北,界连广西、湖广,山莽崇深本属险阻,而境内瑶人八排毗连,各一聚落皆在深岩邃壑之内,丰草密菁之间。……伏查连州所辖油岭等三大排,……连山所辖军寮等五大排,……周围约四百余里,俱系崇山峻岭,鸟道羊肠。”[20]移居游耕,很难接受正规教育;受制于交通条件,文化交流就难以进行;部落的文化的传递方式是口口相传,书院、社学等尽无,科考无从谈起。有清一代,这些地区的官员虽采取多种方式进行教化,但效果甚微,故整个清代这些地区没有出现一个进士。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本文中的“进士”专指文进士;本文中的“广东”为基本上为现在广东省的行政区域。本统计数据不包括现已属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与海南省的廉州府、琼州府以及钦州直隶州、崖州直隶州,并剔除了临桂、桂平等个别误列入广东行政区域的地区,进士则增加了南海康有为等遗漏的条目;因现在的怀集县在清时隶属广西梧州府,一直到1952年才划入广东省肇庆市,故本文未将其列入肇庆府内。

[2]《宣统政纪》卷四十二“宣统二年九月甲寅”条,将阳江直隶州属之恩平县归于肇庆府,这是清朝最后一次对广东行政区域进行调整。

[3]朱保炯、谢沛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4]毛晓阳、金甦:《清代文进士总数考订》,《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第63-77页。

[5]马怀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订正》,《河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6]杨万秀、钟卓安:《广州简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58-161页。

[7]雷塘庵主弟子记,转引自李权时:《岭南文化》,广州:广东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3页。

[8]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第165页。

[9]李绪柏:《明清广东的社学》,《学术研究》,2001年,第3期,第75-81页。

[10]袁钟仁:《广东文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11]司徒尚纪:《广东文化地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12]陈泽芳:《从地方志史料谈潮州书院教育与文化》,《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8期,第57-59页。

[13][14][16][18]黄钊:《石窟一徵(卷2)》,《广东蕉岭黄睦记重刊本》。

[15](清)温仲和:《光绪嘉应志(卷2)》。

[17](清)王之正:《乾隆嘉应州志》,广州:广东中山图书馆,1991年,第44页。

[19]王大华:《广东社学与商人》,《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第82-89页。

[20](清)姚柬之:《连山绥瑶厅志·总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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