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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2017-03-31赵江林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年4期
关键词:公共产品不确定性共同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

【摘要】促进国际社会平等发展、共同发展理应成为人们构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基本目标,而由西方发达国家所创建的战后国际秩序却始终偏离上述目标,因此,追求平等发展、公正开放的国际新秩序一直成为发展中国家长久以来的呼声。当前中国正在以共同体这一新观念取代西方国家长期坚守的自由秩序观,引领发展中国家进行一场国际新秩序运动,并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一“和平”方式,促进国际秩序向服务于平等发展、共同发展的目标转变。

【关键词】国际秩序 不确定性 公共产品 共同体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04.005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传统国际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加强金融监管①、要求平等的发展权、要求建立开放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等诉求一直没有停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方面积极主张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颠覆现有国际秩序,②另一方面代表发展中国家积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③,推行“一带一路”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积极推进地区合作,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来努力推进国际秩序向平等发展和公正开放的方向变革,以此回应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传统国际秩序的呼声。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背后的根由是什么?什么是中国新的国际秩序观?未来中国将通过怎样的方式继续推进国际秩序的变革?以上是本文试图回答的基本问题。

中国为什么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尽管人们对国际秩序没有设定统一的定义,但一般来看,国际秩序是指指导、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和行为规范(通常表现为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等),当然也包括使国际社会正常运行的保障机制(通常体现为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以及相关国家都认可的组织形式)④。秩序是出于满足人类社会一定目的而建立的,旨在实现某种特定目标或价值。由于国际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对各国来说始终表现为一种不确定性,不仅对各国的安全具有一种不确定性,也对各国发展具有一种不确定性,如何将这种外部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内在的确定性一直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但是国际社会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且有权威的超国家主权的政府,国际秩序构建的路径只能通过国家间正式与非正式的安排,将外部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内在的确定性。英国学者赫德利·布尔指出,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国为实现自身的社會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包括维持国际体系和国家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或外部主权、维护和平等而与他国形成的约定俗成或制定的特殊的行为准则。⑤当然,国际秩序构建的过程也主要是如何将各国的目标进行协调,使各国可以从国际社会获得安全感、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定的经济利益以及在国际社会范围内实现自身的理念等价值目标。

人类国际社会秩序的建立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将外部不确定性内化为内部的确定性过程中,主要依靠战争手段来实现。自工业文明出现直到二战结束,国际秩序经历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变过程。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署首先为现代国家的创立提供了前提,自此人类社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新型政体形态,也拉开了现代国际秩序创建的序幕。⑥但是现代国家的出现仅仅是国际秩序创建的开始,国与国之间如何相处却经历了漫长的磨合期。可以说,最初的国际秩序,即国与国之间的相处规则和约定俗成是“打”出来的,当时各国为争夺原材料、劳动力和市场等利益,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爆发了几次大的“霸主”争夺战,如工业国家之间的争霸战争,包括百年英西战争、英法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等,当然这期间也包含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战争,例如鸦片战争等,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将工业文明的内部对抗推向了最高点。应该说,依靠战争攫取经济利益的行为本身就表明人类尚没有摆脱旧的农业文明的痕迹,同时也表明工业文明尚没有走向成熟。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的创伤使得人类将追求安全这一目标放在了第一位。

追求和平成为二战之后工业国的主要利益诉求,而事实也证明和平环境带给人类社会的发展远胜于战争,也因此和平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本质属性。二战之后,无论是工业国,还是刚刚独立步入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家都在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上获得了极大的提升,人类社会基本上能够解决众多人口的温饱问题,并且创造出了农业文明所没有达到的经济成就。二战后国际安全秩序的建立首先为各国发展创造了确定性的环境,至少各国可以放下随时被侵略的疑虑,专注于经济社会发展;其次,消除了各国特别是弱国被战争剥夺发展机会的可能性,前述所说的战争实际上是一种强国对弱国的经济利益无偿侵占,而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从根本上消除了战争这一直接对弱国利益侵占的风险;第三,限制了各国通过战争手段解决经济利益冲突的路径,各国为争夺国际经济发展空间必定存在诸多的分歧和矛盾,但是二战之后各国达成的基本“协议”是放弃通过武力解决经济分歧和矛盾这一传统手段,转而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协商或谈判、多边合作机制等来解决。

现有的国际秩序为中国提供了三大利益,决定了中国不会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颠覆者。

第一,现有的国际秩序极大地减少了中国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确保中国发展一直处于和平的环境中,特别是战争给中国发展造成停滞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使得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能够得到一步步推进。放眼未来,中国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经济社会发展还需要再上一个台阶,世界和平环境将对中国发展变得更为重要。二战后国际安全秩序的确立,不仅将中国,同时也将各国外部的不安全降到最低点,极大地降低了各国发展经济的成本。这种保障的来源在于:一是核武器的出现将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点,由此奠定了世界和平的基础。核武器所带来的超大破坏性导致由战争带来的收益远低于成本的付出,没有一方是赢家成为铁律,即使敌对双方也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器,这从根本上消除了各国通过发动世界级战争这种极端的对抗形式来获得利益的风险,除个别地区外,可以说,现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少有的整体上处于和平状态的时期。二是民主和平论、霸权和平论、贸易和平论等从各个角度揭示了国际秩序带给各国的确定性利益,也增大了战争发起国的成本。贸易和平论、民主和平论甚至霸权和平论的出现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工业体系占主导地位之后的国家限于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彼此之间建立的深厚的经济联系,人们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远远超过战争带来的好处,特别是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和福利国家建设使得战争成为一种负净收益的行为,这与二战前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二战前,人们之所以发动战争,主要是因为人们预期战争能给战胜国直接带来的净收益。三是国际组织的出现也在制约或避免世界级大战爆发的可能性,为各国之间直接动用战争手段解决利益冲突提供了缓冲地带。一方面国际组织成为敌对双方斡旋的场所,谈判桌起到缓和战争爆发的作用,另一方面国际组织也在积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如扶贫等,尽可能消减战争爆发的社会根源。二战后,大量的国际组织和地区组织的出现且功能也在日益增强,甚至出现带有超主权国家的组织,整体上使得国际和平环境得以长久地延续下去。

第二,现有的国际秩序为中国提供了国际发展空间,使中国能够从现有的国际秩序中获得发展机会。中国不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还缘于中国的发展根植于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经济体系。二战后,工业文明彻底取代农业文明,居于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尽管这一国际体系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为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该体系也为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方向,即走工业化道路,能够促使一国走向文明和富裕。其次,这一体系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基本上采取了两种发展模式:一是东亚模式,二是拉美模式或自力更生模式。拉美模式认为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是由发达国家造成的,因此,不发达国家必须切断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依附关系。自力更生模式主要是利用国内资源发展经济,与外部很少进行必要的资源、产品的往来。两种模式都是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但却不善于利用发达国家提供的有利机会,因此,采用这两种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走得艰难且缓慢。利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成本走高的趋势和自身的劳动密集型资源优势,积极建立与发达国家的经济联系,以获得发展机会,这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该模式铸就了多个东亚国家的迅速崛起,也因此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中国最初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选择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事实证明,这一道路虽然也给中国带来实力提升,但也面临诸多问题,改革开放后中国转向东亚模式,力图使自身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相匹配,也正是由于充分利用世界的发展机会,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从不发达国家迈向了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一发展历程表明,中国的发展来自于与世界的互动,在认可西方发达国家所创立的工业文明、走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中国也成为当今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就此而言,中国的发展根植于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未来中国仍将遵循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规律,继续走工业化道路。至少从经济发展角度看,中国没有理由挑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

第三,现有的国际秩序为中国解决与他国的利益矛盾或冲突提供了规则、机制和平台。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国家间合作的结果,有寡头型的,即主要由霸权国创设的,如二战后为稳定欧洲秩序而制定的马歇尔计划,以及为稳定金融秩序而建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经济发展而设立的世界银行等;有垄断型的,如为建立稳定的国际政治秩序而设立的联合国、上合组织等,也有合作型的,即多个国家联合创设的国际或地区组织,如为创建自由贸易体系而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目的是为地区发展建立良好的秩序。这些合作机制实际上为世界各国处理各类矛盾与冲突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比如世界贸易组织,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极大地降低了世界贸易的成本,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同时,发达国家消费者也从中享有低成本产品和服务的好处。再如世界各地区出现的合作组织,特别是经济类的合作组织或双边自贸区协议,为区内贸易投资的发展创造了便捷、高效的环境。也正因为国际组织在解决国际争端中所提供的便利性和低成本,中国愿意积极参与各类国际组织或条约,用于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目前中国已缔结24000多项双边条约,加入近500项多边条约。

中国为什么要变革现有的国际秩序

让发展中国家也能享有工业文明的成果,理应成为二战后国际秩序构建的基本目标,也就是说二战后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和平问题,而是发展问题,但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首所创建的战后国际新秩序却未能以推进国际社会发展为第一或基本宗旨,这导致发展问题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诸多场合进行博弈的焦点。自二战之后,有关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经济秩序的讨论不绝于耳,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学者提出的依附论到七八十年代展开的国际经济秩序大讨论,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G20的崛起,以新兴经济体为首的发展中国家要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给予平等的发展权。⑦可以说,发达国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尽管对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一秩序却一直偏离于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因而极大地限制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享有工业文明的成果。

二战之后,在和平观念和和平秩序最终获得国际社会普遍认同和维护之后,对发展的追求重新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旋律,这不仅基于和平的国际环境极大地降低了发展的外部不确定性,更主要的是发展本来就是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内在属性。然而,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体系或国际秩序尽管是稳定的,但是却以维护和增进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主,而不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为宗旨。例如,战后发达国家在创建国际新秩序时,打着“自由”的旗号,在要求发展中国家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却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条件。因此,二战后真正获得经济发展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东亚地区,其他如拉美和非洲國家经济发展步伐慢于东亚国家,甚至一时处于停顿状态,不仅国内民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政局动荡、内战不断。即便是东亚国家也只有少数进入发达水平行列,多数东亚国家仍处于发展状态。

今天发展中国家提出变革现有国际秩序的根源在于,二战后所建立的国际经济秩序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限国际发展空间以及发达国家在国际规则、制度方面所拥有的绝对控制权,使得发展中国家长期被锁定在“发展”状态上。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依赖于发达国家所创立的国际经济体系。发达国家的发达状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学习的榜样,但是要构建这样一个发达状态,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独立完成。现代工业体系规模庞大、内在结构紧密相连,任何一个小国经济都难以依靠自身的实力满足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属于小国经济,要想实现工业化任务,只能凭借自身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发展中国家不仅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资金,更需要发达国家的市场,以此完成自身与外部经济之间的内在循环。另一方面,现有的国际体系不足以支撑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的要求。长期以来,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消费一端是建立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基础之上,而供给一端则是建立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等生产规模基础之上。这样,供给的无限性与需求的有限性为后进国家进入国际经济体系成为发达国家提供的通道非常狭窄,或者说只有少量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并获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则被排除在这一体系之外。也正因此,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是一个缺乏包容性的国际经济体系,即西方有限的消费需求与全球无限供给之间的矛盾导致传统国际体系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持。事实上,战后除少数发展中国家如东亚部分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获得发展机会外,多数国家仍然被排除在西方发达国家的体系之外。

当今时代,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单纯涉及发展中国家自身,而且也关系到发达国家的未来,或者说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今天必须要解决的共同难题。当前,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困局亟待破解,国际社会诸多问题缘自不发展,或者说不均衡的发展,恐怖袭击、难民问题、贫困问题等传统和非传统问题正在威胁国际社会的稳定。打破传统国际体系对发展的约束或限制、扩大发展的基础空间,建立更为包容的国际体系,推动不平等的国际秩序或规则向平等方向转化,以此让更多地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经济体系中来,成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秩序变革的主张和要求。

第一,中国所秉持的共同体观念将取代发达国家长期持有的“自由”观念,成为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核心理念。共同体理念不仅是一种观念,更是解决当今人类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路。以“自由秩序”观为内核的“华盛顿共识”⑧已被事实证明不是解决当前发展问题的有效路径,因此,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必须从观念更新做起。共同体意识这一包涵人类共同发展的理念是对现实的一种尊重,是对发展的积极回应。共同体观念承认任何国家都享有发展权,即“每个国家都有资格享有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每个国家都有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参与权和议事权”,人类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仅仅依靠自由的国际秩序是无法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唯有以共同体为主体意识,才能将人类社会的正能量汇聚一起,共同解决好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也因此,尽管共同体理念不是中国首倡,但是中国确是最积极的践行者,“要实行包容发展,坚持各国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共创繁荣”。“沿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穷国和小国,我们要兄弟般地平等相待;对它们受到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公正不合理对待,我们要敢于‘出头,主持公道,为它们说话;对它们的困难,我们要尽一切可能予以帮助。”中国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有自身的发展权,允许有多样性的发展方式,共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⑨

第二,通过合作路径为平等发展、共同发展做出相关的规则调整。维护既定的和平环境始终是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的内在要求,战争不是解决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的有效手段,因此,中国寻求国际秩序变革的路径是依靠和平手段,通过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来改善全球发展的软硬件环境。一方面,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既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秩序,毕竟这一国际秩序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西方所建立的工业化体系是发展中国家学习的榜样,工业化所必要的国际规则和制度也是推进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不可或缺的一种力量,中国必须做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另一方面,这一国际秩序中所包含的不合理内核,即限制更多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市场和世界工业体系的规则需要调整,从而使国际体系更加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第三,积极创建新的发展空间,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入国际经济体系中来。走工业化道路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和繁荣的必由之路,不完全依赖发达国家、积极拓展新的国际发展空间成为今天国际新秩序构建的主体内容。事实上,新兴经济体力量的崛起为实现新的国际供求体系平衡创造了新的前提。现有的国际秩序以有限的发达国家消费为基础,而中国等新兴力量消费能力的崛起为世界需求规模的扩大和结构改善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这导致世界“刚性”需求曲线发生位移,由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组成的新的世界消费规模和结构使得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基础将发生和平式的改变,新兴经济体由于对世界经济增长做出的新贡献自然要求对传统的国际规则进行改造,以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未来中国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推进与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方向

将国际新秩序置于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框架之下,是中国变革国际秩序的主要政策主张和变革方向。2013年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集中地代表了中国变革国际新秩序的主要方式和内涵,即通过“和平”方式,建立平等发展、公正开放的国际新秩序。实际上,多篇论文也讨论了“一带一路”对构建国际新秩序的意义和价值,⑩“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将成为推进国际新秩序形成的主要手段。2015年3月23日,外交部部长王毅指出:“‘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欢迎各国、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都能参与到具体的合作中来。”?

一些文献研究表明,中国的国际身份在发生明显的改变,已经从国际规则的参与者向倡导者、?甚至主导者方向转变。習近平主席已多次明确表示,中国愿意为周边国家和地区、世界提供促进共同发展的公共产品,并欢迎其他国家“搭便车”。2014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蒙古访问期间表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

目前,中国正在通过多种路径积极为国际新秩序采取务实的行动。一是做出单边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起中国开始为国际社会、周边国家提供的发展基金等高达3000亿美元左右,包括10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等。设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丝路基金以及多个贷款基金,目的是改善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软硬件约束,推动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到工业化进程中。二是推进地区组织的建设,如中国积极主张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大湄公河区域合作(GMS)、澜湄合作机制?等。三是修改现有的国际规则,如共同推动制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方案,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参与国际组织的平等投票权,积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推动完善国际金融监管机制,确保发展中国家有效参与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四是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发声,宣传自身的共同体主张,从软实力着手开始构建国际新秩序。中国反复强调:“‘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公平开放和共同发展理念,对所有的沿线国家一视同仁,推动各国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

未来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方向是:

第一,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将继续以平等、开放为原则。中国的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方向是推动有利于平等发展、公平开放的国际新秩序建设,国际公共产品要服务上述新秩序建设,这是中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根本出发点,也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

第二,做好全球公共产品提供的规划蓝图和清单,并适时公布。过去的经验表明,不管有多大的矛盾和冲突,中国的發展离不开世界,现在世界的发展也逐渐离不开中国。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将逐渐加大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力度,承担与自身实力相当的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责任。因此,有必要加快制定国际公共产品提供的蓝图和清单,除了起到公布于众的目的,主要是加强与他国、国际组织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配合力度,以免造成资源的错配或浪费。

第三,中国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要实行分别对待、分类处理。一般而言,在层次上,公共产品分为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在内容上,国际公共产品主要涉及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稳定的国际货币和国际安全。针对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有必要依据目前的能力,把握好各类公共产品的提供的可能性、可行性和可持续性。对于自由开放的贸易制度,中国应以提供区内公共产品为主,当前应以加快完成RCEP谈判为主。尽管目前美国在构建全球自由贸易制度方面有退出的迹象,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目前中国尚不具备接替美国提供全球自由贸易制度建立这一公共产品的能力,应把精力主要放在区内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制度安排上,一方面体现自身对区域公共产品的担当精神,另一方面也为区内未来发展创造一种稳定的周边环境。对于国际汇率制度这一公共产品,中国主要提供的内容是如何稳定国际货币汇率机制,与其他主要国家或地区货币合作,共同实现国际货币秩序的稳定,同时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利用G20机制,加强金融监管,稳定全球金融秩序。对于国际或地区安全公共产品,中国应尽可能配合国际组织或地区组织,如继续参与维和行动等。

第四,加强与美国合作。尽管美国经济实力下降,类似于区域组织或合作协议等一些国际公共产品仍可以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得到安排,?但是美国在世界中的影响力是他国所不能取代的,中国应积极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共同承担部分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可考虑邀请美国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基金。

第五,加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形象宣传。应积极宣传中国历年来为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内容,最好以白皮书的形式,表明中国正在日渐提高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贡献率以及取得的实效,使外部更多了解中国的做法,以此消除部分国家对中国行为的不必要疑虑和担忧。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体系构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6AGJ003)

注释

G20对G7的取代就是明证。

中国在多个场合表达如下看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有的研究指出,中国的迅猛发展与崛起主要得益于对现有体制及现有秩序的服从与认同,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现有体制与秩序的最主要维护者。参见胡仕胜:《对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几点看法》,《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7期。

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七次集体学习会议上提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徐蓝:《国际联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门洪华:《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7期。

参见刘涵:《赫德利·布尔的国际秩序观研究》,《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

王鸿刚:《现代国际秩序的演进与中国的时代责任》,《现代国际关系》,2016年第12期。

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政治主题的转换是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进行的,因此自然会对世界政治产生重大影响。汪仕凯:《第三世界的政治主题转换及其对世界政治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12期。

即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自由市场政策。

[荷兰]弗兰斯—保罗·范德普滕:《中国的多样性战略与国际新秩序》,邵光学编译,《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叶卫平:《“一带一路”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胡德坤、邢伟旌:《“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对世界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王毅:《“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3/23/e_1114735852.htm。

刘雨辰:《从参与者到倡导者:中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身份变迁》,《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9期。

《习近平出访蒙古国回应“搭便车”论: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http://www.guancha.cn/strategy/2014x_22_259406.shtml。

黄河、杨海燕:《区域性公共产品与澜湄合作机制》,《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有的学者指出,中国对区域性公共产品的提供可通过三类:以促进地区发展为核心的经济类、以稳定当前安全环境为核心的安全类和以促进区内和谐发展为核心的社会类。参见卢光盛:《区域性国际公共产品与GMS合作的深化》,《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由于美国国际影响力的下降,国际制度可以在其他行为体的领导下建立起来。参见刘宏松:《为什么冷战后国际制度的形成不由美国所愿》,《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8期。

责 编∕郑韶武

赵江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亚太经济。主要著作有《东亚技术供给、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后危机时代亚洲经济增长与战略调整》《中国崛起与亚洲地区市场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目标构想、实施基础与对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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