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金阳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论《魔鬼家书》的反讽叙事

胡金阳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

《魔鬼家书》是英国著名学者C·S·路易斯的一部重要作品，以31封幻想出来的书信构成，书信由一个高级魔鬼私酷鬼写给自己的侄子瘟木鬼，主要揭露了人性的弱点和信仰误区。路易斯是反讽大家，善于把反讽修辞和叙事结合起来。《魔鬼家书》中反讽叙事的特征尤为明显，反讽语言巧妙而又有技巧性。本文主要从叙事、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三个角度分析《魔鬼家书》中路易斯反讽叙事的技巧，并从美学意义上揭示由反讽带来的叙事张力和价值评判。

C·S·路易斯；《魔鬼家书》；反讽叙事；反讽美学

C·S·路易斯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天才作家，著有广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纳尼亚传奇》。《魔鬼家书》是其代表作之一，自1942年集结成书后在欧美持续畅销。1947年9月，美国《时代周刊》以C·S·路易斯的肖像加手持刀叉的魔鬼画像作为封面，他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通过假借魔鬼所写的书信，路易斯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种种信仰问题。魔鬼试探人的伎俩引人发笑的同时，也激起人们的深思。路易斯惯用奇幻手法叙事，善于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讽刺修辞结合在一起加以灵活运用。路易斯在研究英国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文学时就已深谙乔纳森·斯威夫特等人作品的讽刺修辞技巧，并对韦伯斯特的讽刺定义深以为然。他指出：“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讽刺必须和带有讽刺意味区分开(就像令人同情的，有英雄气概的)，因为后者在任何文章中都找得到。”[1]反讽的运用能为小说增添智慧的光芒，发人深省。小说中反讽意味的突显与别出心裁的叙事技巧相辅相成。笔者从叙事角度分析《魔鬼家书》的反讽特点，分析路易斯在小说叙事及说理方面的独到之处。

一、反讽叙事的可能

反讽起源于希腊戏剧，意为言此意彼、心口不一。其演变为修辞格后，与讽刺同义。反讽第一次大放异彩是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新批评”流派将其运用于诗歌批评，认为文本作为一个复杂的意义结构或语言的有机整体，需要密切联系其修辞手法来进行分析，其中之一便是对反讽的批评研究。反讽手法使文本的字面意义与暗示意义之间产生张力，互不相容的多种因素在反讽中得以共存，这种张力的存在使文本具有了稳定的意义。另外，反讽还产生于特定语境，用布鲁克斯的话来说，反讽就是“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歪曲。”[2]只有当言语、情节与其赖以生存的语境发生了背离或冲突时，反讽意味才会体现出来。对于语境的强调扩大了反讽的含义外延。

如今，“反讽”已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多层次、多意蕴的文学术语，既指语言层面的修辞技巧，含有修辞格中的“反语”“讽刺”之义，也指隐藏在小说人物、情节主题中与正面意义相背离的叙事技巧或写作手法。反讽从单一的修辞格发展为渗入小说创作的普遍原则，成为小说内在价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韦恩·C·布斯首先在其《小说修辞学》中从叙事修辞角度探讨小说，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将小说修辞学和叙事修辞理论结合得更加紧密。叙事和修辞都注重话语的内在组织结构和言语的交流，这一切使反讽叙事成为了可能。

二、反讽手法的运用

反讽离不开叙事语境。鉴于小说语言层面的修辞技巧和人物、情节、主题中均含有反讽因素，笔者结合叙事学原理，从语言反讽、视角反讽、情境反讽三个方面入手，论述路易斯在《魔鬼家书》中对反讽手法的运用。

(一)语言反讽

语言反讽指在语言层面上的反讽。在小说中，作者设立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这个叙述者谎话连篇、冷嘲热讽，极尽挖苦之能。但是，它所要否定的恰恰就是作者所要肯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叙述者表面上说了一种意思，而实际上却暗指另外一种意思。在语言反讽中，叙述者本人即具有反讽性，话语能指与意义所指之间的对照与矛盾强烈且鲜明，作者的真正意图隐藏在语言深处，读者只有依靠小说的语境才能捕捉到其言外之意，从而实现小说意义上的增值。

语言反讽有时是为了讽刺，运用语言手段发挥其修辞作用。路易斯意图在通信双方称呼方面迷惑读者。在信中，私酷鬼总是亲切地叫对方“亲爱的瘟木鬼”，称自己为“疼爱着你的叔叔”，最后在将要“吞噬”掉瘟木鬼时，称呼又变成了“我亲爱的、最最亲爱的瘟木鬼，我的小乖乖，我的心头肉”,署名则是“那越来越爱你，爱得想把你一口吞下的叔叔”。甜美的语言包裹着魔鬼的险恶用心，反讽的威力可见一斑。为了配合叙述者的魔鬼身份，路易斯把所有名称全都替换成魔鬼专用语：私酷鬼口中的“父”指撒旦，“仇敌”指上帝，魔鬼的“家”“国”就是地狱，“病人”指基督徒和唯物主义者等。字面意思成了普遍价值观的明显歪曲和刻意颠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反向“解码”，才能回归真相。这使小说语言呈现出陌生化的特点，激发读者的阅读快感。称呼和语言的变化也成为连结情节与事件的线索，起到使小说结构紧凑的作用。这种语言层面上的反讽形成了路易斯幽默风趣、睿智诙谐的语言风格。

(二)视角反讽

书信体小说的体裁早已司空见惯，但以魔鬼的视角叙事却是路易斯写作独具匠心之处。在正文开始前，路易斯故作玄虚地写道：“我无意解释现在自己要公之于众的信件是怎么来的。”[3]仿佛整部小说和他毫无关系，自己只是个无辜的记录者。而事实上，这是为了隐瞒自己的作者身份，是消弭“发声”所惯用的方法，如霍桑也曾在《红字》中声称自己只是手稿的发现者而非作者。和一般的说理或基督教文本不同，魔鬼敢于想人所不敢想、说人所不能说。借魔鬼之口，路易斯能随心所欲地讽刺挖苦甚至抨击人性弱点，具有极大的自由性。这个特殊的叙述者也易挑起读者极大的好奇心，引发阅读兴趣。

按叙述视角的广狭可把《魔鬼家书》分为两大部分：以私酷鬼为代表的魔鬼视角如何看待上帝和人类；以私酷鬼作为上司的视角如何处理上下级关系。两种视角交织穿插，令人目不接暇，读者往往会不自觉地代入进魔鬼的思维方式，以至于路易斯不得不在作者序中提醒读者：“建议读者们谨记，魔鬼是个骗子。不要以为私酷鬼所言句句是真，哪怕是从魔鬼自己的角度看也不可全信。”[3]路易斯既想隐瞒他的神学家身份，又担心读者不能完全解读出文本的深层含义。魔鬼叙述者与作者的写作意图直接碰撞冲突，反讽意味不言而喻。颇为讽刺的是，狡猾老辣的私酷鬼表面亲切热心地为瘟木鬼出谋划策，另一方面却坐等瘟木鬼任务失败而被自己“吞噬”。这对魔鬼叔侄之间互不信任、勾心斗角的关系让读者叹为观止。路易斯在后记中点出：“‘尔虞我诈’是整个组织的准则。每个魔鬼都希望所有其他的魔鬼都身败名裂、受贬降级、遭受灭顶之灾。每个魔鬼都是告密状、假意勾结以及背后捅刀子的专家。”[3]私酷鬼的身份决定了它的叙述视角必然要与实际情况和价值判断相左，当读者揭穿了它叙述的谎言后，这个不可靠的叙述者必然要遭到读者的嘲讽，反讽效果不言而喻。读者发现在叙事话语和价值判断方面叙述者和事实不一致时，更倾向于解读叙述者的话语,脱离或超越叙述者来推断事情真相,深刻体会叙述者视角所具有的反讽性。

(三)情境反讽

法国叙事学家布雷蒙认为：“所有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有两种发展可能：一是逐渐改善，二是逐步恶化。改善可以是因为任务的完成、同盟者的干预、对敌的消除。恶化则多是由于失误、惩罚、遭受的打击造成。”[4]两者互相穿插造成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情境反讽从故事情节中表现出来，是作者内心世界的思想意识与情感体验的忠实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受魔鬼试探的青年人与路易斯本人的经历情形相似：书中没有提到青年人的父亲，而路易斯也很早就离开了父亲；青年人和母亲关系不和睦，而路易斯幼年母亲病故，一战后他与牺牲战友的母亲摩尔太太住在一起，据路易斯哥哥回忆，摩尔太太霸道、以自我为中心，正是小说中的母亲形象。路易斯本人青年时代也经历过信仰危机，来到牛津执教后，结识了一些对他信仰和学识有帮助的朋友，其中就有托尔金和雨果·戴森。这些又和书中青年人恋爱后结识益友的情节相仿。与其说作者在书信中创造了一个自我，不如说从人物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并借此鼓励同样有信仰困惑的人们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除此之外，本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对地狱形象的讽刺。路易斯认为“极为恶劣的罪行倒反是在那些干净、明亮、温暖、铺着地毯的办公室里，由衣冠楚楚的斯文人构思策划、安排部署……”[3]路易斯一反以往对地狱恐怖式的描写：“通往地狱的那条最安全的路其实并不陡峭——它坡度缓和，地面平坦，没有急转弯，没有里程碑，也没有路标。”[3]情境反讽没有把重心完全放在情节发展的戏剧性，而是表现出情理的相悖性，情境的反常恰恰是反讽的必然途径之一。在私酷鬼这样老奸巨猾角色的花言巧语下，魔鬼们虽然努力使事情朝着各自愿望的方向发展，但读者的理解恰恰与叙述话语相反，真相成为对叙述者言论的反面注解，反讽水到渠成。

三、反讽叙事的美学意义

在文学批评中，反讽与讽刺最明显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可以通过叙事视角、语言和情景等多种方式不着痕迹地向读者呈现文本中的悖立状态，这种表现形式是委婉隐蔽的，而对立状态是充满张力的。“反讽叙事是用一套代码表达两种信息”[5]，其优点在于体现了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观。

(一)叙事张力

反讽叙事作为《魔鬼家书》中的一种非直陈式的叙事方式，注重用与作者相“间离”的魔鬼叙述者讲述故事，在陌生化的叙事情景中将两极悖立因素以相互对比的状态呈现出来并形成了巨大的艺术张力。从文本和语境两个层面来说：第一，反讽叙事的文本往往具有双重含义：言在此而意在彼。私酷鬼表层叙述话语的背后隐含相反的潜台词。深层含义在小说中是隐蔽的、暗含的，需要读者不断“解码”去领会作者的真实意图。读者在细读文本的过程中能够察觉出私酷鬼叙述中存在的谬论。第二，反讽在同一叙事环境下具有两个互相颠倒的语境，一个按照作者循循善诱的宗教教义展开，一个是魔鬼对人性弱点和基督教所谓真理的揭露与嘲讽。反讽就产生于这两对彼此矛盾却又同时共存的对立之中，它们之间的差异性越大，张力就越大，反讽性也越强。

(二)价值评判

《魔鬼家书》大受欢迎一方面要归功于路易斯的写作技巧，另一方面则归功于作品所体现出的泾渭分明的价值观，一方面是路易斯对人性弱点的讽刺批判，另一方面是对基督教所倡导“真理”的宣扬。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指出：“当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作者是效果的发出者，读者是接受者，叙述者则是嘲讽的对象。”[6]路易斯通过魔鬼视角，把事件逆向“编码”，背着叙述者与读者进行隐蔽交流，把价值评判的选择权交给了读者,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和错误，从而觉察出作者传递的“正确讯息”，使读者有了自己判断价值对错的自由。同时，反讽也体现在这些逆向的“编码”和正常的“解码”过程中。

路易斯的美学思想中极重要的一部分是对古典传统的尊重和效仿。他相信古希腊-罗马与犹太-基督教的核心传统始终是西方文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在反讽传统中，古罗马的尤文纳尔、贺拉斯、还有17、18世纪英国的乔纳森·斯威夫特、亚历山大·蒲柏和亨利·菲尔丁等人在作品中评判价值观时总是另外给出正面积极的可选项，而20世纪文学家如T.S.艾略特等人在揭露并攻击价值缺陷时却只留下负面消极的阴暗面。路易斯集众家之所长，在揭露的同时给予读者正确的引导，使读者不至于迷失在魔鬼诱人的话语中。在《魔鬼家书》中，路易斯直击魔鬼口中的价值谬误，含蓄地披露基督教真理，两者皆寓于反讽叙事的过程中。正是有了价值评判的参照物和价值传递的隐秘性，说理才有的放矢、一击必中，价值评判才显得尤有说服力、令人信服。

四、结语

路易斯在灵活运用奇幻、想象和反讽手法上取得的成就赢得了广泛认可。只有充分了解其作品中的反讽因子，才有可能读懂其作品的内在含义。《魔鬼家书》被认为是路易斯作品中必读的一部，其反讽叙事特征明显。在叙事手法上，语言反讽是指叙事话语中反讽修辞的运用；视角反讽是指叙述者角度与作者观点相悖；情境反讽是指叙事情境与文体、现实背景之间的对立和矛盾。三者相互联系，又各司其职。反讽叙事所产生的超越性和批判精神对小说的美学意义而言是重要而深刻的。反讽虽然对语境进行了歪曲，但并没有破坏整部作品的和谐统一。它将两种对立矛盾的价值取向，如明与暗、曲与直、美与丑等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小说呈现出一种低调的叙事张力。反讽叙事扩大了《魔鬼家书》的意义空间，扩展了读者阅读的想象视野，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美学价值。

[1]Peter J. Schakel.The Satiric Imagination of C.S.Lewis [J].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English Literature, 2013,53(1).

[2]赵毅衡.“新批评”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3]C.S.路易斯. 魔鬼家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4]罗刚.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5]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6]Wayne C.Booth.The Rhetoric of Fiction [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2016-09-21

胡金阳(1991-)，女，硕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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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7)03-013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