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娟

(河南工程学院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性别伦理视域下“仙女救夫”的女性审美

冯 娟

(河南工程学院 外语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中国古代爱情童话故事中有许多“仙女”式的角色，如《董永与织女》里的织女、《白水素女》里的白水素女、《牛郎织女》里的织女、《龙女招亲》里的龙女等。她们凭借自身的贤惠和超能力帮助人间的丈夫走出困境，蕴含着中国传统的女性美德，符合中国传统性别观中女主内的伦理角色定位，体现了宗主男权社会下传统的性别审美取向：在传统的男权审美中，女性是被观赏和享用的物体，只有具备温良柔淑、谦卑顺从、自我牺牲等美好品德的“女性气质”的女性才是被社会认可的理想女性。

中国古代爱情童话；仙女；性别观；男权审美；理想女性

美学是对人与世界审美关系的研究，即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审美活动。审美活动是人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涉身体验活动，属于人类精神活动的范畴[1]29。文学的实质是以虚构的意象世界为对象来表现人生体验，是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从性别视角对文学进行审美的性别美学，不仅仅是女性视域，也包括了两性关联视角下的文学审美活动。中国审美传统与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西方审美不同，是以涉身体验论为基础的。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审美是构建在主客一体的传统思维模式的基础上的。中国传统的审美观认为，美是客观事物的一种属性，美感则体现于主体体验的感性接受的物性对象中。审美的意义在于创造和认知美，中国传统的审美强调的是主体的情感体验性。中国自原始社会至清末，审美观一直是偏功利性的，都以伦理化为其显著特征。中国古代童话便是这样一种以强调宗主制社会下伦理观为特点的文学形式。

一、中国古代爱情童话中典型的“仙女”形象

中国传统的审美主张强调“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2]3。“阳刚”“阴柔”皆是从伦理序位上而言的。其中，阳刚为上，是为“男尊”，阴柔为下，是为“女卑”。正所谓“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3]145这是中国传统伦理序位中的男女价值判断体系[1]35。以审美域的视角来看，“阴柔”强调女性以“柔”为美，以“弱”为美。“柔弱”是中国古代备受推崇的女性特质。在中国的古代文学，特别是古典诗词中，形容女性容貌的笔墨随处可见，如弱柳扶风、如花似玉、软玉温香等。这些形容女性“阴柔”外表美的词语突出了中国男性的审美趣向。诸如《西厢记》《牡丹亭》等典型的才子佳人故事直接将女性的美貌视作女性价值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砝码。将女性的外在作为女子获得爱情和美满婚姻的衡量条件，实际上是把女性“物化”了。除此，在传统的以宗主制为基本架构的男权社会里，女性必须符合“妇事夫，有四礼焉。鸡初鸣，咸盥漱”[4]368的妇德。拥有妇德的佳人，才可以当得起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可见，在中国传统的宗主制社会体系下，男性对女性有着双重需求。女性既需要恪守妇德，相夫教子，遵守“夫为妻纲”“夫先而妇从”的儒家倡导的社会性别伦理序位，又得满足男性对女性的“状若飞仙”“是真名士自风流”的从感官到情感的双重诉求。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形式之一的古代童话，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将这种性别审美内化于其内容中。

中国古代童话有很多的仙女角色。这些女性普遍年轻貌美、聪慧善良。《董永与织女》中的织女便是例子，全篇并未提及织女的体貌特征，然而我们却可以窥探出织女的容颜之姿丽。故事讲到董永为了给父亲办丧事，将自己卖作别人的奴才。“道逢一妇人曰：‘愿与子妻。’遂与之俱。”[5]18从董永未加迟疑便同意一个途中偶遇的陌生女子愿嫁于他为妇来分析，若非该女子容貌美丽，董永怕是不会这么快就接受这么大胆的提议。在中国古代，男女结婚大多是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便像董永这样父母早逝的孤儿，也仍需媒人做中介，古代叫“采媒”。如《诗经·南山》中的《氓》有一句“匪我愆期，子无良媒”，说的就是中国古代非媒人不能嫁娶的现实。若非该妇人“淡眉如秋水”，怕是不会令董永逾矩。故事继续发展，董勇带着妇人来到主人家，表示要“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曰：“妇人何能？”永曰：“能织。”主曰：“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百疋。”[5]18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执麻枲，治丝茧，织紝组训，学女事以共衣服”，这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角色分工。宗主父权制社会下中国的传统性别伦理观中，女性一直是被排除于“家事”之外的。正如很多文化典籍所要求的那样，“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6]102；“男不言内，女不言外”[7]67；“寝门之内，妇人治其业焉。”[8]43。这些文化典籍铸就了中国迥异于西方的性别伦理特质，造就了中国女性在传统宗主父权制社会中独特的伦理生存体验[1]13。这些中国传统社会中合理正统的伦理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传统宗主父权制社会下女性群体的不合理的历史生存的原罪。从根本上讲，“女主内”体现的是男女两性社会价值的差异。织女虽贵为仙女，终究也逃不脱“男耕女织”的角色。最后，织女对董永曰：“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5]18，道出了织女缘何下界帮助董永的缘由。《史记·天官书》中，织女被作“天帝之子”，作为“天帝之子”，是不能违抗天帝的命令的。天帝正如人间的父亲，是一家之主，在家中处于支配统治的地位。织女正是奉天帝令，嫁于董永。天帝之命不可违抗，因为在父权制社会中“父亲”是“纲”、是权威，象征其至高无上地位的命令是不可挑衅、不容置疑的。织女不过是天帝对董永的善良的嘉奖，是“父亲”和“董永”之间让渡的“物品”而已，织女自身的意愿是无足轻重的。

同样的例子还有《白水素女》。作为“田螺姑娘”的最早原型，“白水素女”满足了中国古代社会男性对女性的所有美好幻想。他们希望女性温柔善良、美丽能干、持家有方。“守舍炊烹，使卿居富得妇”的“白水素女”自然是底层男性对美好女性的幻想对象。男性外出做工回来，便可以“有饭饮汤火”，这样“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生活不正是合乎理想的正统生活么？同织女一般，白水素女也是受天帝之命来帮助谢瑞的，“天帝哀卿少孤，恭慎自守，故使我权为守舍炊烹。”[5]42正如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的那样，父权制家长不是父权制社会培育出的唯一产物，要紧的是它造就出的与之相适应的女性———“家里的天使”，“她富有爱心和同情心，具有迷人的气质且毫不利己。她最拿手的是在苦难的家庭生活中仍然保有对他人的深切同情和怜悯……她从来不表达自己的愿望和想法，相反，她更愿意赞同附和他人的意见，从不考虑自己……”[9]62“天帝”便是“父权制家长”，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论是“织女”还是“白水素女”，都是纯洁、美丽、无私的“家庭天使”。童话藉由这种天使般的淑女形象的塑造，将成人世界的性别审美输入儿童和成人读者的思维，进而完成了社会伦理定位的自我认同。

二、“仙女救夫”的实现途径：两性地位置换

中国古代童话里的男性有别于西方经典童话故事中的强者形象，普遍是以“弱者”的面目出现的[10]200。西方童话中力量弱小的“灰姑娘”在中国古代童话中变成了拥有法力的“仙女”，而西方童话中力量强大的男性则在中国古代童话中化为孤苦无依、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小”男性。不妨将这些男性称为“灰小子”。这些“灰小子”身上具备“箭垛式”的特点，属于“箭垛式”人物。民间文学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当一个具有突出特征的艺术形象树立起来以后，人们便相继往他身上垒积同一类型的故事，情况犹如万箭齐发、射向箭垛，所以便称之为“箭垛式”[11]46。这些“灰小子”一般缺失亲情、没有财富，通常孤独、贫穷甚至憨傻，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善良、勤劳、孝顺等美德。如果没有女性的帮助，这些“灰小子”估计一辈子都摆脱不了穷苦的生活境地。作为爱情另一方的女性恰恰相反，她们不再是西方经典童话中柔弱无依、需要男性救助的女性，而摇身一变成为拥有强势力量的“仙女”，可以反过来救赎男性。日本著名的比较神话学者伊藤清司在《中国古代典籍与民间故事》中提到:“很有意思的是民间故事中，求婚者通常都是穷苦困顿的小子,很多甚至是不幸的孤儿。”[12]431这些“灰小子”仅凭借善良、勤劳、憨厚的美德就获得了“仙女”的好感，让“仙女”们义无反顾地拯救他们，从而演绎出了浪漫的爱情童话[10]200。

表面上看，这些“仙女救夫”式的童话故事是“女强男弱”的例式：男性弱小，女性强大，男性需要女性的拯救才能摆脱困境。实际上，如果我们细究便可查得这样一种隐秘的真相：女性为了拯救男性，必须降低自己的身份，从天界落到凡间，由身份尊贵的“仙女”变为“农妇”，同“灰小子”一道处于社会最底层，“男耕女织”才能完成救赎的任务。换言之，女性是通过自我牺牲来成全男性的，而“牺牲自我”“服从于男性”恰恰是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中的伦理观。

能救助男性的“仙女”，是能使人“事事如愿”的女神，是“女强人”[13]668。她们特有的“热爱劳动，不嫌贫爱富”的美好品质，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无懈可击的完美女性[14]27。她们本身是仙女，具备了使人“如愿”的力量，然而，如的却是男性的“愿望”，满足的是社会底层男性希望拥有权利、财富、娇妻的梦想，归根结底是男性幻想的产物。力量相对强大的女性，不过是这些“灰小子”摆脱现实的贫苦而实现生活富足、获取权利、通往上层社会的阶梯而已。为了完成救赎男性的任务，“仙女”首先得下嫁。大部分的“仙女”都是奉了天帝的命令而嫁于“穷小子”们的。如《董永与织女》中的“织女”便是如此。“织女”不过是“天帝”让渡于“董永”的“礼物”，是被物化了的女性。故事的推动来自男性，在婚姻中起决定作用的也是男性。“仙女”被作为一个物件，由代表父权中心的“父亲”——“天帝”转移给另一个男性——“灰小子”，以此来实现“灰小子”的“愿望”。“仙女救夫”的童话故事关心的不是“仙女”的命运，而是男性的命运，其实质是男性的童话、男性的愿望和男性的成功。

当“仙女”将自己作为礼物转交给男主人公后，“灰小子”便可以实现“温暖生活”了，正如董永得以十日便偿还完欠主人的债务，谢瑞得以常年不缺米谷。在这样的两性关系中，女性主人公获得了什么呢？很多仙女如“织女”并非自愿选择“灰小子”，即便真的在相处中产生了爱情，最后的结局也大多是两相分离。《董永与织女》中，“织女”完成了为董永偿还债务的任务后，便“凌空而去，不知所在。”《牛郎织女》中，“织女”由于“竟自废织紝之功，贪欢不归。帝怒，责归河东。但使一年一度相会。”[5]53《白水素女》中，白水素女最终“时天忽风雨，翕然而去。”这种迥异于西方经典童话中大团圆喜剧式的结尾，正是中国古代爱情童话中的一个值得反思的点。在传统社会的思维范式中，比男性力量强大的女性是不符合传统“以柔为美”的审美趣向的，这些“仙女”在完成了拯救男性的使命后只能失去“爱情”，借此保留男性的自尊。除了得而失去的“爱情”，女性主人公在两性关系中更是一无所获。

三、结语

西方经典童话中，女性是需要被男性拯救、依附于男性而生存的遭遇“性别歧视”的“他者”形象。“仙女救夫”式的中国古代童话中，女性充当了拯救者的角色，但并不能掩盖中国传统男权中心的父权制社会对女性权利的剥夺和要求女性牺牲自我、甘愿卑下来成全男性的“阳贵阴贱”的伦理需求。女性在中国传统的父权制社会中是缺席和缄默的。男性规定了女性应当具有的理想的体貌和道德，要求她们符合社会伦理，做一个沉默的以男人为中心的家庭“天使”，这满足了男性特别是底层男性对女性的所有幻想，折射出中国传统宗主制男权论社会中的性别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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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Fairy Rescue” to Analyze the Female Aesthetic in Chinese Ancient Love Tales

FENG Juan

(He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Zhengzhou Henan 451191, China)

There are many fairy-like figures in Chinese ancient love tale, such as the Weaving Maid in Dong Yong and the Weaving Maid, the White Water Motome in White Water Motome and the Weaving Maid in the Cowherd and the Weaving Maid, etc. They help their husbands out of the trouble with their virtuousness and super abilities. Chinese traditional virtue of women can be found deeply rooted in them, which is required by Chinese traditional gender value. The superficial savior of weak men cannot cover up the men-centered aesthetic views for women under patriarchy society. Namely, women are objects for men’s enjoyment in Chinese traditional male-power culture. Only those soft, humble and unselfish women can be called the “ideal women” and the “respectable women”.

Chinese ancient love tale; fairy; gender value; men-centered aesthetic views; ideal women

2016-09-21

冯娟(1982-)，女，讲师，硕士，从事英语语言文学、比较文学、英语教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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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7)03-01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