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朋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 机关党委，安徽 马鞍山 243011)

刘震云权力批判的社会价值

周 朋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 机关党委，安徽 马鞍山 243011)

刘震云在几十年的创作历程中，其对面一直存在一种东西让他坚持不懈地去审视和嘲弄，这个东西就是权力。刘震云运用大量文本表现了权力在现实历史时空和精神领域的渗透以及人们被权力的异化，但他的权力批判不只是为了展现权力笼罩下的中国现状，更是为了“揭出病苦，引起疗救”，引起人们对权力奴役人性的关注和反思。作家在对权力进行质疑和消解的背后，是一种对美好世界的建构。批判权力是为了实现人性的救赎，批判之路实则救赎之路，这正是刘震云权力批判在当下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权力；批判；社会价值

权力批判意识是刘震云小说的底色，是读者正确解读其作品的一把钥匙。很多研究者从权力批判这一角度对刘震云小说进行审视，如陈晓明认为：“刘震云的显著特征在于他的‘权力意识’——权力如何支配人的全部生活。”刘震云穿梭于历史、现实和精神三大领域，试图用他的如椽之笔书写不正当权力压制和腐蚀下的生存困境，从而把权力批判深入到经济、政治、话语等各个层面。虽然作家的创作风格多变，但人们在各种腐败权力运作下的生存困境是作家一以贯之的审视核心。

一、不合主流的独立批判

摩罗认为，“始终揪住政治主题不放，同时又能穿透政治、超越政治而显得高贵辽远的中国现代作家，也许只有巴金和刘震云这么两位。”[1]在普遍缺乏批判精神的当下文坛，刘震云一直保持与世俗化文学潮流的距离，坚持与权力对视，成了当代文坛一道孤独又亮丽的“彩虹”。

作者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不迎合主流权力，不回避权力腐败，敢于直面权力，思考世俗权力对人的挤压和异化。与时下流行的“官场小说”相比，刘震云的“官人系列”更有针砭时弊的现实意义。江苏省著名作家周梅森的《绝对权力》塑造了齐全盛、刘重天等一批充满正气的廉洁官员形象，正义战胜邪恶的理想结局完全迎合了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整部作品充盈着理想的光环。而刘震云的“官人系列”没有歌功颂德，给我们呈现的只有权力与权力之间永无止境的争夺，官场成了官人争官的战场，官人们争官保官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刘震云创作的出发点与当下“官场小说”的“权力为民”的创作思想不一样，他围绕着“唯权力论”和“官本位”，暴露了中国官场的黑暗面——权力异化下的人性扭曲，这与宣扬浩然正气的官场文学主旋律截然不同。摩罗曾说过：“你说当官是为人民服务，他笔下的官全在勾心斗角争夺权力。你说入党是要求进步，他笔下的人入党是为了当官、当官是为了分房子。你说，社会主义大家庭，他笔下的人惨遭精神折磨与阉割。你说形势大好，他说蛆虫满地。你说蒸蒸日上，他说一地鸡毛……”[1]。刘震云谨慎保持着与主流意识形态的距离，在欲望膨胀、人欲横流的当下文坛形成自己冷硬独立的批判风格，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更是一种坚定不移的精神。

作者不迎合主流文化的独立批判立场、与众不同的坚定批判风格，使得有人把刘震云称作当代文坛的“大作家”。虽然给予他这么高的头衔并非所有人都赞同，但从权力批判的角度看，刘震云当之无愧是这个时代的批判“先锋”。

二、非启蒙性的国民批判

刘震云权力批判意识的生成除了受困苦的童年经历、坚定的平民立场影响外，还深受国民批判大师鲁迅的影响。他不仅果断接过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大旗，还对其进行了非启蒙式的改造和深化，是具有时代意义的继承。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国民性批判的开创者，从五四时期开始，就对中国国民的愚昧无知、自私麻木、缺乏主体意识等劣根性进行抨击，他将批判的毕生精力集中在国民劣根性的拯救上。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道：“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在国民性批判这个问题上，鲁迅一直是刘震云学习和追崇的榜样。新历史主义小说《头人》开启了刘震云国民批判的大门。申村的百姓对物质和权力盲目崇拜，心甘情愿受权力欺压而没有丝毫反抗，一群人对掌权者点头哈腰、阿谀奉承的丑陋姿态跃然纸上。这些民众在权力面前的卑微，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国民劣根性的根深蒂固。《温故一九四二》文本最后，百姓忍受不了灾荒的痛苦和政府的欺压，竟然没有尊严地集体放弃抵抗。可耻的是，还有人助纣为虐，帮助日本人打自己，松散动摇自己的武装队伍。这是多么懦弱、愚昧、麻木、可悲的一群中国人！刘震云用犀利的笔调批判了当代国人的劣根性以及人性缺陷，并挖掘出国民劣根性的始作俑者——官至上与官本位思想。

但是刘震云特有的生活经历和人生感悟使之与鲁迅的批判视角是不一样的。鲁迅以启蒙者的身份出现，以俯视的姿态对百姓进行科学启蒙式的批判，以振聋发聩式的呐喊唤醒沉睡的众人。刘震云则以普通民众的身份出现，以平民的立场参与到民众中间，对百姓进行守望式批判。除了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发出几声呐喊外，所有的文本几乎没有作者直接的声音。作者并没有给百姓指明解决苦难的出路，也没有对百姓进行科学文明的启蒙，而是和百姓一起深入故乡生活中，设身处地触摸民心、审视人性。

刘震云和鲁迅批判的态度也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悲观的。鲁迅一生都与封建礼教相斗争，他试图通过自己的呐喊启蒙那些受封建礼教欺压的愚昧民众。虽然鲁迅也怀疑过、动摇过、绝望过，但是他坚信人类是可以被救赎的，他相信通过自己的呐喊可以唤醒那些沉睡在铁屋内麻木的国人。在鲁迅的作品中，总有一位启蒙者给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指路，带领人们走出荆棘。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取材于古代，塑造了一批“民族脊梁”式的人物，与愚昧、麻木、自私的历史众人形成鲜明对比，作者坚信人类的救赎可依靠这些“民族脊梁”，具有很强的现实战斗意义。同样是面对历史，刘震云借助“草民”来还原历史真面目。在他笔下，历史不过是围绕“权力至上”展开的一系列荒唐、血腥的暴力事件，让人啼笑皆非。《故乡相处流传》中的主人公死而复生、生而复死地出现在历史的各个时期，为我们揭示了“风水轮流转”的历史真相。刘震云的作品里没有鲁迅式的进化论思想，而代之以循环的历史发展，历史运转动力就是人们对权力无休止的欲望。刘震云的这种历史悲观论背后隐藏着他对政治权力的深深憎恨，这种批判虽然也继承了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启蒙大众、改良人生，但其风格是迂回曲折的。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与鲁迅冷酷批判背后对民众的温和同情和寄予希望相比，刘震云的批判意识更为强烈和极端。

三、绝望背后的救赎批判

刘震云对故乡的现实和历史都是绝望和无奈的，但是他并没有在这种困境中沉溺，也从未放弃在绝望背后寻找希望。作者一次次重返让他失望的故乡的怀抱中找寻精神动力，在批判权力的同时，权力的对抗因素总是在对立面忽明忽暗地出现，在绝望的同时给人以一丝光亮和希望。

刘震云的早期作品对人性美好的直接赞颂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对抗因素。《罪人》中，牛秋为了使哥哥能娶妻结婚而实行抓阄，为了成全亲情而放弃了爱情。《瓜地一夜》中，李三坡为母亲冒险偷瓜、跪地求饶的情节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让人敬佩的孝子形象。《新兵连》虽然展现了人性的自私、丑陋，但是“我”却以改造者的身份被设置在作品中去惩恶扬善，抑制生活中恶因子的膨胀。当得知老肥要离开部队时，朝夕相处的伙伴们都依依不舍，泪水在文本中的出现足以彰显他们内心的那片纯真。《官场》里，刘震云同样在一群丑陋的世俗官员群像中设置了一个尽管有缺点但仍不失为好人的金全礼。他为了获取专员之位绞尽脑汁、性格分裂，具有中国官人不可避免的人性残缺，但他身上仍然体现出谦虚、上进、自知之明等闪光点。他看见省委书记上台作报告，不需要演讲稿就讲了四个小时，感觉自己的进步太慢了。当他看到自己十年前的朋友在学识和职位上都超越了自己时，觉得很羞愧，下决心“当了副专员以后，要埋头干好工作，不辜负党的培养”[3]。文章最后，金全礼“觉得什么都想通了，什么专员不专员的，谁想当谁当，他当个副专员就很好”[3]，对权力的欲望并没有大到让他完全扭曲和遗失自我。《故乡相处流传》和《故乡面和花朵》中，姥娘的形象一直是作者在黑暗世界设置的一盏指明灯。姥娘是作者内心温馨情感的源泉，是刘震云进行权力批判和反讽的底线和保留，是作者相信人性美好的一个寄托。作者借助姥娘来审视故乡、反省自我，以此来寻求自我救赎的希望。《手机》中，善良淳朴的严守一的奶奶实际上也是姥娘的化身。作者借助严奶奶这一民间形象来反衬严守一，奶奶的出现让严守一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自我忏悔，奶奶是故乡救赎的唯一可能和希望。“红枣补心”这一情节的设置暗示了消解人类废墟的出路在于消除私心贪欲，进行心理的自我拯救。《一句顶一万句》写出了信仰危机带来百年孤独的民族悲剧，但是杨百顺和牛爱国的出入延津，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光明和希望。《温故一九四二》中，百姓面临大灾难无人拯救欲哭无泪时，易子而食、易妻而食。虽然这是残忍的，但百姓宁肯耻辱地活着当亡国奴也不当饿死的中国鬼，这是一种生存的本能——只要活着，一切皆有希望。

历史题材中充满生命力并有极大破坏性的民间反抗力量以及后期作品中的自我救赎力度的加大，都给人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刘震云并不沉溺在对现实批判的绝望和对历史批判的无奈中，而是把权力批判从社会层面转为权力产生的心理基础——私心贪欲，指出消解权力的出路在于心灵的自我拯救，但是人的私心贪欲在残酷的现实环境中很难消除。作者在文本中不止一次暗示了自我救赎的难度和无限期延长，《故乡面和花朵》对小刘儿的拯救阴差阳错，以失败告终；《一腔废话》中象征希望的三位姐姐寻找远方的目标却南辕北辙；《手机》中“红枣补心”的结果是主人公因利欲熏心不听劝告而东窗事发。作者终究没有提出一条摆脱困境的救赎之路，但他从多方面去寻求各种救赎的可能性，其绝望背后的批判之路就是一条艰辛不易的救赎之路。

[1]摩罗.刘震云：中国生活的批评家[J].当代作家评论，1997(4).

[2]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54.

[3]刘震云.官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241.

2016-10-28

周朋(1982-)，女，讲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227

A

2095-7602(2017)03-01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