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令军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试论修辞与认知

孟令军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350007)

谈及修辞学，不少人有这样一种偏见，即把修辞简单地视为对作品的雕饰。这种看法认为修辞的最大价值就是恰当地表情达意或描绘事物。实际上，这仅仅是修辞在用词技巧方面的运用。作为一门有着古老历史的学科，修辞自人类语言产生伊始就参与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活动。可以说，修辞性的语言建构了人们的认知。

修辞；语言；认知

作为一门古老的学科，修辞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时期的智术师就是以传授演讲的语言技巧为业，并从中获取相应的报酬。对这种修辞学，柏拉图同其老师苏格拉底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修辞术不仅不会使人们向善，反而会阻碍人们的上升。修辞学是通过形象的语言来进行说服或实现特定的目的，因此“修辞术(学)是有用的”[1]，它的出现总带有一定的目的性。古希腊公民通过对修辞的学习，在政治事务中使自己的观点变得更具有说服力，进而影响政治决策。但对柏拉图而言，那些以传授修辞为业的智者学派是他首要批判的对象。柏拉图为了引领人们不断地向上，在现实世界的上空营造出一个纯粹独立的理式世界，它是人们生活的目标，是人们上升的动力，对人们的意义就如同太阳对万物一样，虽然不能够达到，却能够指引人们对真善美的追寻，在追寻的过程中过上幸福的生活。在《高尔吉亚》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批判了以民众权力为基础的传统希腊政治和与之相对应的修辞学，哲学与修辞学俨然成为两个对立面。

其实，柏拉图要反对的并不是修辞术，真正反对的是传授修辞术的智术师和学习修辞术的平庸大众。智术师为了能够获得报酬而游走于各个城邦，只关注修辞术对自身带来的利益，不去考虑修辞术造成的影响；平庸的大众对政治事务不了解，在参与政治决策时带有盲目性，学习了修辞术的大众会让城邦的决策变得混乱。因此，在《斐德若》中，柏拉图致力于建构一种正确的政治修辞观：修辞学主要是设计言语的表达，“一般是用文辞来影响人心的”[2]。柏拉图看重的是使用修辞术过程中的目的和功用，就如同一把匕首，在不同人手中会有不同的效果，在恶贯满盈者手里是凶器，在善良淳朴的人手里是抵御野兽攻击的防身工具。“在言辞方面，脱离了真理，就没有，而且也永不能有真正的技艺”[2]。柏拉图在修辞术之上设立了“真理”(理式)，修辞成为人们对真理追寻的一种工具，修辞在真理的指引下变得合情合理，人们通过修辞来追寻理式。在政治哲学中，柏拉图对修辞学的批判带有一定程度的道德偏见，“辩证法是通向美德的道路，而诡辩术(修辞学)是通向非道德的途径”[3]。由于柏拉图的这种观点，修辞与认知、真理产生了距离。在柏拉图的理式世界以及此后的柏拉图主义、理性主义的作用下，人们越发地认为对知识、真理的把握可以变得通透，人们不仅可以发现真理、认识真理，还能利用真理为人类服务。由此，修辞学在理性的压制下只能苟延残喘，退缩至语言学的角落，仅仅作为技巧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一、修辞与认知的载体——语言

随着20世纪语言学的转向，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开始注意到在人与世界的交互中语言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对世界的认知并非像人们构想的那样畅通无碍：语言在方便人们对世界把握的同时又因其自身的抽象性、修辞性的特点使人对世界的认知变得复杂化。当代的修辞理论的研究重点主要从语言层面、社会实践层面、哲学层面展开。其特点分别为：

第一，语言层面的静态研究。所谓静态研究，更加看重语言表达的技巧，通过对文章词句的分析，总结产生这种效果的目的和手段。“合适”“得体”是其最高原则。

第二，社会实践层面的动态研究。这一类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修辞的策略，修辞在此被视为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状态。修辞的目的性被放置到首要的地位，研究更注重修辞表达的效果。

第三，哲学层面的研究。随着对语言研究的深入，修辞问题不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成为了人们的认知问题。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会被它束缚，被困在语言的牢笼中，是修辞而不是真理确立了我们言说及其行动的方向。[4]

在哲学层面的研究中，人们开始发现所谓的“真理”不过是修辞固定之后的产物，修辞性的观点在强论证的作用下逐渐褪去审美的外衣。当这种观点成为人们的共同认知之后，它就成为指导人们实践的真理。“那么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义和修饰的人际关系，它们在长时间的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做硬币而只被当做金属的硬币”[5]。真理原本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些认知通过不断地论证强化，最终被认作指导我们实践的真理范式。真理不是天然地存在于事物中并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恰恰相反，真理是由我们创造出来的。换言之，真理是修辞性的语言。

在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过程中，语言参与了这项活动。语言所具有的修辞特性，使我们所把握、认知的事物变成修辞性的事物。语言对事物的描述并不是特定的、固定不变的，在人们认知事物的过程中，语言并不像人们意想的那样可以完美表述事物的本质，大多数时候是言难尽意：语言是将主体感觉显现出来的形象化表述，这些感觉无不以自我为主体来对世界进行把握。语言作为人们认知事物的媒介，通过对事物进行抽象剥离，去除一些非必要的因素，试图保留所谓的事物最本质的东西，使人们对世界的把握变得简单、清晰。同时，语言的抽象性使它不可能将事物的全部都呈现在人们面前，在进行表述时势必会遮盖事物的其他方面。由于语言的介入，我们所认知的事物不再是纯然的事物，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事物的一个方面，并且这一方面还是人化了的一方面。从这个角度上说，语言在方便人们对事物认知、把握的同时，使人与事物的距离变得愈加疏远了。任何一种“可能性”都有机会在论辩中通过强论证使其论点变得具有说服力，进而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概念，甚至是真理。

高尔吉亚的三个命题与真理的质疑相呼应：“一、无物存在；二、如果有物存在，它也无法被认识；三、即使它可以被认识，也不能被传达”[6]。真实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人们所感知到的事物、所认知到的事物，因此“无物存在”；即便真的有物存在，我们所认识到的物与物的本然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人们在把握世界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以人的这一独特视角来对世界进行解读。人们认识事物，只能是从人这一视角来观察体验，而这对全面认识事物来说无疑具有局限性，这也是即便物存在也无法被认识的原因；纵使物存在，可以被认识，它也很难被传达出来。人们通过修辞性的语言认识事物，这始终与原本的事物存在着差距，能指和所指呈现不对等的张力矛盾。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仅仅是符号，符号与它代表的事物是不等同的。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表明，能指和所指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即便有知识也不能够被传达。高尔吉亚确信不存在任何可靠的知识，当然也不存在任何真理。而所谓的“事物的产生完全是设想者、思维者、愿望者、感觉者的事业”[7]。

尼采说，一切语言皆为修辞，不存在纯然的不含修辞的语言，所谓的纯粹的语言不过是人们的一种向往。语言自身所具有的修辞特性在强论证的作用下逐渐弱化，认知(或是真理)是修辞性的语言固定之后的产物。换而言之，真理是修辞性的语言。因此，我们认知的载体——语言是修辞性的。

二、修辞与认知的对象——世界

人对世界的认知是以人与世界的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普罗塔戈拉的那句“人是万物的尺度”一语道破天机，它强调个人感觉或意见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从现实和实践出发，以自身为尺度，对事物进行判断。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都是以人类自我为中心，进而构建出自然、社会的形象。“人是万物的尺度”强调的是人与万物之间的关系，而非着眼于观念或事实是什么。“人在无知中就把自己当做权衡世界一切事物的标准”，因对事物的不熟悉，“凭不了解一切事物而变成了一切事物”[8]。

以“人”作为世界万物的尺度，作为评价事物的标准法则，彰显了人们对自我主体性的肯定，揭示了人是如何把握繁复错杂的世界的。人们在对世界的把握中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把主体情感融注于对世界的认知之中，这使我们所认知的世界变成了人化的世界。在语言最初形成之际，人们将主体情感投注于自然，投注于世界，以己观物、以己感物。如“山头”“山腰”等，就是将人身体的部位移植于“山”的上面所产生的词汇，这些词汇成为人们认知世界的方式，参与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建构，而这些认知又反过来影响人们的观念。

面对不断生成、变化的世界，人们总想寻求一种目标、一个方向，让自己在变化中得到依附，以此得到自我的安慰，逃避变化的痛苦。于是，人创造出了理式，创造出了上帝，创造出了真理……在绝对性的指引下，人们能够在变化不定的世界中得到心灵的慰藉。

人将语言作为认知世界的载体。由于语言的修辞特性，我们所认知的世界不仅是人化的世界，更是一个修辞的世界。人生活在修辞的世界中，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居所”。语言和存在有着同一性，通过对世界的描绘而成为人们所认知的世界。因此，人们认知的对象——世界，是一个修辞的世界。

三、结语

随着20世纪语言学的转向，人们不再把修辞仅仅视为语言表达的技巧，对语言的修辞特性开始有了新的关注。人作为修辞与认知的主体，通过语言这一修辞与认知的载体，来认知和把握世界。修辞参与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人们处于修辞的世界中，固定下来的修辞认知经过一系列的强论证之后成为固定的概念，变成我们认知世界的方式。最让人们视而不见的固定认知就是褪去修辞外衣的“真理”：意见在经过强论证之后成为公认的认知(或是真理)，进而影响人们的观念行为。语言具有修辞的特性，通过语言认知的世界也因此有了修辞的特点。修辞性的语言在人们内心最深处打下了烙印，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逃离的。

[1]亚里士多德.修辞学[M].罗念生，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23.

[2]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14.

[3]谭善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变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66.

[4]谭善明.修辞学研究的审美之维建构[J].湘潭大学学报,2010(2).

[5]尼采.哲学与真理[M].田立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106.

[6]斯通普夫，菲泽.西方哲学史[M].7版.丁三东，张传友，邓晓芒，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44.

[7]尼采.权力意志[M].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192.

[8]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80-181.

H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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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7602(2017)03-0092-03

2016-09-19

孟令军(1992-)，男，硕士研究生，从事西方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