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无未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对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的思考
——兼评邹德文所著《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

李无未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目前对汉语东北方言史的研究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对汉语东北方言语音史研究文献的挖掘已经找到了一条可以行进的路线，且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基本认识理论与方法，对东北方言语音的研究也由部分的认识向整体性认识拓展。但是，汉语东北方言语音史研究还仅仅是一个起始，清代东北方音史文献形态所呈现出非线性、非均衡的特征，相关的文献分布零散而隐秘，语种多样化，亟待挖掘与整理。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面临着多重理论“范式”选择，对“语言异质化”理论、词汇扩散理论、语言演化尺度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语言地理类型学理论等的研究，需要超越现有的研究“范式”，才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东北方言；语音史；创新研究；《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

一、东北方言史研究的新生机

中国学术界长期以来过于忽视汉语东北方言史的研究，以致汉语东北方言史面貌始终处于蒙昧混沌状态。近些年来，在学者们的努力下，情况开始有所改变，比如在汉语东北方言语音史方面，邹德文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2009)以其系统、全面而著称于世。在汉语东北方言词汇史方面，有学者通过《车王府曲本》《同文类解》《奉天通志》等文献挖掘资料，如李光杰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东北方言词汇研究》(2012)以其文献涉及面广泛而赢得学术界的普遍赞誉。中国汉语东北方言史的部分面貌因以上研究而显露出来，给中国汉语东北方言史研究领域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但我们也看到，中国汉语东北方言史研究的各个分支学术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距离达到整体性研究的目标还相当远。比如，汉语东北方言语法史、汉语东北方言语用史研究等还不能令人满意，至少还没有出现像《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清代东北方言词汇研究》那样有重要学术分量的专著，更没有学者去建构汉语东北方言史理论系统范畴。这些情况表明，汉语东北方言史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还不能说是已经成熟的学术领域。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这个起始已经孕育着新的学术生机，代表了未来的汉语东北方言史学术走向，非常值得我们珍视。为什么？其一，对汉语东北方言史研究文献的挖掘，已经找到了一条可以行进的路线。其二，对汉语东北方言史文献的研究已经形成较为完备的基本认识理论与方法。其三，由部分地认识汉语东北方言史向整体性认识汉语东北方言史研究拓展，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其四，从汉语东北方言史研究各个分支学术领域不平衡出发，向缩小汉语东北方言史研究各个分支学术领域差距的目标挺进，越来越接近汉语东北方言史研究平衡发展的理想境地。

二、《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个案的典型价值

邹德文教授的博士学位论文《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经过四年的修订，已经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我们在祝贺它问世的同时，也希望通过对它成书过程的描述来进一步引伸思考研究汉语东北方言史时需要认真对待的一些问题。

(一)《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选题和立意玄妙之处何在？

邹德文教授博士学位论文为何要以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作为选题？邹德文教授对此有过说明：

如果说汉语语音史是一座大厦，那么，方言语音史就是支撑这座大厦的强劲立柱……(研究清代东北方言语音)一是可以填补东北方言史空白，二是可以为完善汉语语音史的修撰提供素材，三是可以为现代汉语普通话语音的研究和正音工作提供重要的材料和结论，四是可以证明普通话基础语音系统的来源。

本书填补了中国东北方言史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这是可以肯定的。在《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之前，确实没有同类的著作出现，这也曾是东北方言史学者们最为心痛的死穴。《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的问世，结束了这个让人不愉快的历史。作为东北方言史领域的同行，能不欢欣鼓舞吗？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认识层面，似乎过于肤浅。东北方言语音史研究与汉语通语语音史研究密切相关，而汉语通语语音史研究又是汉语语音史的核心，更是摸清汉语普通话语音史形成的关键。所以，《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的价值就非同小可了，其意图也十分明确，还有更大的目标在后面。

(二)发掘和研究清代东北方言语音文献的困境与出路

中国东北方言史研究难如人意，而且处于蒙昧、混沌状态。每个学者都可以扪心自问，谁不想改变这种蒙昧混、沌状态？谁不想去做一个“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牛？

其实，先贤学者也曾为此而殚精竭力，比如林焘就曾发表《北京官话溯源》(1987)、《北京官话区的划分》(1987)等论文，提出了“北京官话区”新概念。他认为，从东北地区经过河北省东北部的围场、承德一带直到北京市区的这一片相当广大的区域内，各方言的声韵系统十分接近，调类完全相同，调值极其相似，这个区域应该划归为一个北京官话区。这等于说，东北官话语音只是北京官话语音的一个组成部分，东北官话语音概念并不成立。后来的学者，比如钱曾怡、耿振生等教授也赞同此说。在笔者看来，这个观点还需要重新思考。仅仅通过现实语音面貌描写就下定论，还难以得到历史文献上的直接证据支持。我们理解先生们的无奈——文献太少，又非常分散，进行大规模文献发掘需要更多的时间。最主要的是，文献几乎无处可追寻。没有了文献的支撑，东北方言史研究的大厦还能树立起来吗？只能是空想的东北方言史研究楼阁，或者曰东北方言史研究海市蜃楼。

邹德文教授接受过严格的历史文献学和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正统”学术训练，进行清代东北方言语音史研究时不畏艰难、打破常规，向传统等韵图、韵书及域外文献要资料，曲径通幽，化腐朽为神奇，居然从无路的蛮荒之地中踏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通畅之路，由此奠定了牢固的东北方言史研究基础，他想不成为“敢为天下先”的拓荒牛都很难。

(三)《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该如何处理文献中的“音位”“音值”问题？

中国传统韵书等韵图语音材料，按照现代语音学观念，就是“剪不断，理还乱”，或多个音系叠加，或语音现象纠葛，混沌一团，难解难分。邹德文教授根据其语音大势趋向，采用杨耐思先生所述的“剥离法”，提取最典型的东北方言语音特征，大大提升了这些文献的东北方音史价值，对《黄钟通韵》《音韵逢源》语音研究就是如此。但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人认为，中国传统韵书等韵图语音材料，无论你如何“翻云覆雨”、“玩于股掌”之间，都无法改变它与生俱来的先天缺憾，即只能求得音类，却不能求得音值。为从传统韵书等韵图音类过渡到东北方音音值，需要在观念上有一个转变，即充分利用求得的清代东北方音音类，把它看作清代东北方音音位，由音位向音值过渡，就非常好办了。薛凤生先生曾在《语言科学》上发表《音韵学二题》一文，强调汉语音系研究与音位学的关系,认为推论汉语音系必须重视音位对比，严格的音位对比是构成音系的必要条件。这与他的中国音韵学的传统是音位学的，韵书不是记发音而是记录音位对比的音系，韵书的性质本质上是音位性的观点相一致。理解到这一点，就可以解决传统韵书等韵图不能求得音值的问题。域外文献，尤其是朝鲜、日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语教科书语音材料，因为运用表明音值标音标记，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把它纳入到研究中来，如虎添翼，更可以做到精确标音，证明传统韵书等韵图音位的可靠性。毫无疑问，这种处理文献的理论与方法，跨越了语音文献混沌的鸿沟，实现了清代东北方言语音文献使用的最大效能，这是远远超出前人的。

(四)《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是“发现”还是“发明”？

现在中国学术界争抢发表出土文研究资料的现象甚嚣尘上，文献中心主义盛行。由此，引出了是不是没有占有第一手资料就居于二流学者地位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文献发现”比“文献发明”更重要，学术界的文献囤积居奇现象十分普遍。其实，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很早就有人进行。日本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曾留学中国，他在《我的留学记》(2008)中提到，黄侃对他说过：“中国的学问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吉川幸次郎立刻想到，当时在日本，人们是把罗振玉、王国维的学问当作权威来看待的。罗王之学无疑是以发现为主，倾向于资料主义。但要从发明来说，他们未必如此。发明是对重要的文献踏踏实实地用功去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从人们熟知的文献中发掘新问题更难，更见功力。钱穆后学严耕望也有如此主张，他在《治史三书》(2011)中强调，以正史为基础，由旧史料推陈出新，“不要愁着没有好的新史料可以利用”；“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聚小为大”；“于细微之处见发明”。我们不去评论罗王之学是否为发现或为发明问题，也不去认定发现或发明何者为优的问题，从《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来看，“发现”与“发明”相得益彰却不是虚妄之辞。

可以肯定的是，《黄钟通韵》《音韵逢源》是传统等韵图、韵书。前人如赵荫棠、永岛荣一郎，今人如应裕康、岩田宪幸、耿振生、陈雪竹、陈乔等均有研究，想要超越他们，就得“从夹缝中”求新知，发明新观点。如此，何其难也？邹德文教授所理出的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特征就可以证明，其“发明”的功力不可小觑。

《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的“发现”在于使用了中国学者几乎不知道的日本明治汉语东北方言教科书文献，比如《支那语讲义》。本来这是日本培养“中国通”的汉语东北方言教科书，具有侵略中国的目的。认识到它的本质之后，还要看到它的另一种学术意义——既是日本文化侵略中国的罪证，也是研究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清代东北方言语音假名标记就十分珍贵。这个“发现”非常重要，因为它正可以弥补《黄钟通韵》《音韵逢源》文献语音音值研究的不足。等于说，提升了《支那语讲义》作为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真实记录的罕见的汉语方音史价值。《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的原创性就在于如黄侃先生所说的有“发现”也有“发明”。

(五)《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还有后续探讨空间吗？

衡量一个研究课题结项后是否具有内在旺盛的学术生命力，不在于它所贡献的成果本身是否完美无缺，而在于它是否还有延展性的研究空间。笔者认为，《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的延展性空间很大。比如移民与东北方言形成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就移民对社会的影响，已有学者进行探讨，如葛剑雄等《中国移民史》(1997)、张士尊《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2003)、范立君《近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860-1931》(2005)。但是，个案研究稍显不足，如东北移民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就是个难点。对清代之前的东北方言语音史、清代之后的东北方言语音史、东北方言语音制度史、东北方言区域语音教育史等都可以进行探讨，而且大有可为。比如历史上朝鲜确立了一套严格的汉语“质正”制度，通事译官学习明清汉语官话，就曾以东北官话语音为标准，纠正朝鲜汉语学习者的语音学习错误，这在《朝鲜王朝实录》中有明确的记载。如《实录》世宗74卷,18年(1436丙辰/(正统)1年)8月15日(戊寅)2：

议政府据礼曹呈启:“国家能通汉语者少,实为可虑。择讲肄官及生徒年少聪敏者,号称义州迎送官,至辽东留止之时,或质问经书,或传习语音。仍给麻布十匹、人蔘五斤,以资其行。”从之。

这是朝鲜国王支持朝鲜汉语学习者去辽东进行汉语语音“质正”活动的直接证据，目的是培养懂得汉语辽东语音的通事译官。

《实录》成宗200卷,18年(1487丁未/(成化)23年)2月2日(壬申)条：

壬申，御经筵。讲讫,侍讲官李昌臣启曰:“臣曾以圣节使质正官赴京,闻前进士邵奎以亲老居辽东,回来时寻问之,该通经史,精审字训矣。世宗朝遣申叔舟、成三问等到辽东,就黄瓒质正语音字训,成《洪武正韵》及《四声通考》等书。故我国之人,赖之粗知汉训矣。今须择年少能文如申从濩辈,往就邵奎质正字训书籍,则似有利益。但正朝节日之行,人马数多,不可久留;如唐人解送时入送,则可以久留质正矣。”上问左右,佥启曰:“遣文臣质正,祖宗朝古事,今可行也。”

这段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如下线索：世宗时，申叔舟、成三问等到辽东，向黄瓒质正语音字训,完成了《洪武正韵》及《四声通考》等韵书，这对我们考订《洪武正韵》及《四声通考》对音译音语音系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黄瓒，一作黄璜，明朝辽宁开原人。黄瓒对《洪武正韵》及《四声通考》进行“质正”，表明辽东语音潜在的巨大影响是客观存在的。邵奎居于辽东，申从濩等到辽东邵奎处“久留”质正“字训书籍”，所学肯定也与掌握辽东官话语音标准有关。

由此看来，《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后续延展性空间巨大，这也正是它的学术魅力之所在。

三、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向混沌求新知

《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文献发掘固然很难，但笔者认为，难度更大的还是如何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问题。

“重建”是什么？“重建”的英文是reconstitution。它本来和生命科学概念相关，有的学者打个比喻：正如病毒的核酸和蛋白质可构成病毒粒子那样，从破坏细胞所得的部分可再组建细胞，就是重建。另外，“重建”也指各类组织的重新构成。语言学中的“重建”，借用了自然科学的术语。它的基本思想来源于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所关心的主要是对语言谱系的梳理和对史前语言的构拟，构拟就是“重建”。“重建”所使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方法。那么，什么是历史比较方法？梅耶在《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中说：“进行比较工作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从比较中揭示普遍的规律；另一种是从中找出历史的情况。”由此可见，语言比较是前提，可在语言比较过程中寻求语言规律。

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也是进行语言比较以及在语言比较过程中寻求语言规律的工作。准确地说，是进行清代东北方言语音比较以及在清代东北方言语音比较过程中寻求清代东北方言语音规律的工作。

但如何才能进行清代东北方言语音比较并寻求语音规律呢？我们如果把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初始阶段看作一个“无序”的混沌物质状态体的话，那么，进行清代东北方言语音比较并寻求语音规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混沌物质状态体中拨开云雾、层层深入从而重建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秩序的过程。向混沌求清代东北方音史“新知”，必然会由“无序”到“有序”。

把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工作和混沌现象研究等同起来，就要认识到它和混沌现象研究类似的地方。混沌物质状态所呈现的是非线性、非均衡的复杂性特征,清代东北方音史文献形态所呈现的也是非线性、非均衡的复杂性特征。比如，和它相关的文献分布零散而隐秘，语种多样，往往沉睡于图书馆和档案库中。学者们要做的工作就是拂去历史雾霾，使这些文献得以重见天日。挖掘与整理的过程，就是化混沌为清晰可辨的过程。这是就清代东北方音史文献挖掘而言的。

但是，这种文献挖掘并不等于“重建”，只是化文献混沌为文献清晰可辨的第一步工作。“重建”清代东北方音史的第一步工作，就是将文献转化为清代东北方音史的面貌和规律，并对成因加以解释的过程。其实，这也是将混沌的、呈现非线性的、非均衡的、随机无序的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推进到呈现线性、均衡、确定性的状态，从而使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工作进入有序境地。

按照这个研究工作步骤，《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寻求文献研究依据，比如从《黄钟通韵》《音韵逢源》、朝鲜汉字音、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中寻求语音资料，就是将混沌而呈现非线性、非均衡、随机无序的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文献整理推进到呈现线性、均衡、确定性的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文献整理，使该领域的工作进入到有序境地。“重建”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系统，所得出的结论与解释性结果，比如声母韵母声调，以及变化规律等等，则是按照一般学者“重建”时所采用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即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将研究结果推进到呈现线性、均衡、确定性的有序境地的过程。毫无疑问，符合一般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原则和方法。向混沌求新知，获得了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答案。

“重建”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系统，以历史比较方法为基本操作程序，贯彻的是建立“共同语”规则。梅耶说：“就系属已经确定，并且按照一定方法研究过的各族语言来说，对它们进行比较，就是在它们之间构拟出一种原始的“共同语”(langue commune initiale)。《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于此无异。构拟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系统，也是为建立清代东北方言“共同语”语音系统服务的。《黄钟通韵》《音韵逢源》、朝鲜汉字音、日本东北方言教科书存在各自的语音系统，但都不能完全代表清代东北方言“共同语”语音系统。如此，进行它们之间语音系统比较的工作，寻求语音对应规律，拿出能够说明各自语音系统并清楚解释清代东北方言“共同语”语音系统分化和变化规律的手段来，就达到了基本研究目的。

怎样去认识邹德文教授研究的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系统？笔者认为，还是要回到梅耶的观点上来，即“构拟只能给我们一个不完备的，而且毫无疑问是极不完备的关于共同语的概念”；“任何构拟都不能得出曾经说过的共同语”；“比较方法只能得出一个相近的系统，可以作为建立一个语系的历史基础，而不能得出一种真正的语言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达方式”。按照这个理论去理解，邹德文教授所构拟的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系统是一个理想的有关清代东北方言“共同语”语音的构拟系统，而且只能给我们一个不完备的关于清代东北方言语音共同语的概念。它可以作为我们建立一个清代东北方言“共同语”语音的历史基础，却无法代替清代东北方言“共同语”语音系统和它所包含的一切表达方式。

这是我们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头脑清醒的科学态度，也是无法苛求邹德文教授有关清代东北方言“共同语”语音研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已有的东北方言语音研究著作中能引发的有关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的后续思考究竟有多少，这确实是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课题存在的巨大学术价值之所在。现代学者对历史比较语言学“重建”理论责难不少，清代东北方音史研究就面临着多重理论“范式”选择，像“语言异质化”理论、词汇扩散理论、语言演化尺度理论、语言类型学理论、语言地理类型学理论等等，可谓花样翻新，让人目不暇接。超越现有的研究“范式”必然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向混沌求新知，一定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和“发明”。毫无疑问，学术界在无限地期待着。

[1]邹德文.清代东北方言语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李光杰.清代东北方言词汇研究[D].厦门:厦门大学，2012.

[3]林焘.北京官话溯源[J].中国语文,1987(3).

[4]林焘.北京官话区的划分[J].方言,1987(3).

[5]薛凤生.音韵学二题[J].语言科学，2009(4).

[6]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

[7]严耕望.治史三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8]李无未,张辉.朝鲜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考论——以《朝鲜王朝实录》为依据[J].古汉语研究，2014(1).

[9]岑麒祥.国外语言学论文选译[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2.

2016-09-26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东亚珍藏明清汉语文献发掘与研究”(12&ZD17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及民国东北方言与北京官话语音关系研究”(12BYY065)。

李无未(1960-)，男，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汉语史及汉语语言学史、域外汉语教科书研究。

H17

A

2095-7602(2017)03-007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