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前两期《中国收藏》杂志中，肖燕翼先生对赵孟《小楷书道德经卷》和《行书千字文》进行了辨伪，结果是具有颠覆性的，两件传世名作均被认为是明人陆士仁伪造。本期肖先生又对历史上有过诸多著录、钤有“乾隆五玺”、迄今无人怀疑的赵孟“过云楼”藏本《草书千字文》提出了质疑。根据文献记载，赵孟所书各体《千字文》多达数十卷，其中存在伪书必也难免。而对此卷《草书千字文》提出疑义的主要依据是其所书款识文字与赵氏生平中一段重要经历不合，并且将该作与陆士仁所伪多部经典书作对照，会发现其中颇为相似之处。那么，这些考据的“硬伤”是怎样在世人面前蒙混过关的？我们真的被欺骗了数百年吗？

元柳贯《柳待制文集·卷十九》有跋赵文敏行书《千文》一则文字，文曰：“吴兴公（赵孟）少时喜临智永《千文》，故能与之俱化，自登显仕，荷书名，颇厌人求索。有出缣楮袖间，辄盛气变色，深闭固拒之乃已。然名士大夫相知之厚与挟贵而来者，间亦欣然行笔。好事之友又或鼓勇旁噪，至其得意，自谓追迹古人，亦近世书家一奇哉！”柳贯是“从文敏（赵孟）最亲且久”的学生，故记其师之逸事亲切而生动。世传及文献所记赵孟所书各体《千字文》有数十卷之多，若皆为真迹，则赵氏非“厌人求索”，而是喜人求索了，故其中必有伪书。清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二》著录的、为其外甥张景亮所书的《草书千字文》当为其传世早年所书，并以“过云楼”藏本以区别赵氏各种《千字文》书作，今藏上海博物馆，影印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二》。经研究，该卷所书款识文字与赵氏生平中一段重要经历不合，故辨其为伪书。

《草书千字文》后行书款识：“吾甥张景亮，以此纸求书《千文》，属吾有京师之行，趣迎上道，不能作楷，乃为书行、草二本，时至元丙戌十二月也。次年三月，驰驿至崇德，陈君养民持以见示，始知景亮盖为陈君求也。陈君又必欲书识其后，就馆中借笔墨记而归之，开封赵孟题。”卷后又有元明人刘宗海、潘廷玉、袁尊尼、董其昌四人书跋。曾被认为在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书考卷一六》、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一》、吴升《大观录·卷八》、顾复《平生壮观·卷四》、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卷二》诸书著录。《大观录》一书除文字著录外，吴升又有一段评述曰：“元白牙色笺，高九寸，长八尺，字及半寸余。全运本体，墨色浓郁，笔势豪放，公书以贻甥者。时方应诏赴，关办严间，拂素临池，不暇摹晋追唐也。然公当路强盛，固自神酣气起耳。”言内之意，此书是真且佳者，迄今似无人怀疑这件被诸人多所著录的赵氏书作。

| 著录书中显示出的问题 |

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上述前三种著录书记载的此件《草书千字文》，著录元刘宗海的一段书跋，均缺少最后一句文字。《草书千字文》后刘宗海跋文曰：“……董仲舒千百载之后，独仁卿先生收此卷以子孙宝，可不来欤？”而卞永誉、高士奇、吴升三人的著录，最后一句为：“董仲舒千百载之后，独仁卿先生欤。”按跋书文字，先谈及赵孟书法，突然间转到“董仲舒千百载之后”，又言：“仁卿先生”收藏此卷如何，也许是“仁卿先生”为汉代大儒董仲舒后裔？但毕竟前文不搭后义，文理不通。再者，卞永誉等三人著录，为什么均漏书后一句话，还是他们见到的并非此卷《草书千字文》？顾复《平生壮观》简记该卷及题跋人姓名，但补充说：“又一卷，带章草者更胜。”所谓“又一卷”应当是与此卷款书、题跋者均同的一卷，否则顾复会另记。如该书记赵孟《行书洛神赋》，有题跋者、赵氏钤印等不同的三件。这就是说，顾复还见到有章草书笔法的另一件款识、题跋相同的赵氏《草书千字文》。既然当时流传的《草书千字文》不止一种，也就不能排除清初人著录书中的并非此卷，而著录此卷的应是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因顾氏记此卷：“后入内廷，有‘三希堂精鉴玺、石渠宝笈等印。”该卷上正钤有所谓“乾隆五玺”。若如此，赵氏《草书千字文》已有三卷，即清初人著录一本，顾文彬藏此卷本，以及赵书带有章草笔法的一本，已经显示出它们并不一定是真迹的迹象。

其实，刘宗海的题跋，无论有无后一句，均是文义欠通的伪跋，比如自称“从子昂翁笔砚之侧”的刘宗海，用“颜筋柳骨”来形容赵氏书法，必非熟悉赵书之人。又，此卷《草书千字文》，刘跋书为“韩筋柳骨”，又能否用一时误书来解释呢？

最后一段跋为明董其昌万历辛丑（1601）年书，董氏时年四十七岁。在其《画禅室随笔》一书中“论用笔”说：“古人作书必不做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孟）所以不入晋唐门室也”，“余学书三十年，见此意耳。”董氏十七岁始习书，至此正好四十七岁，应不会在书跋中说观赵氏此卷“如观索靖碑，知名下无虚士。”这里引用了一个故事，即初唐欧阳询曾见西晋著名书家索靖的书碑，坐卧碑下三日而去。而董氏认为赵书“不入晋唐门室”，会做如是比喻吗？伪托此书跋者，大概不晓得董其昌对赵孟书画的基本态度。故此卷元明人书跋并不可信。

| 时间、地点显示出的问题 |

依赵氏款书所言，此卷是赵孟“有京师之行”期间所书，涉及赵孟被程鉅夫推荐，应诏赴大都（今北京）的一段重要生平经历。让我们先简要理清这一段经历，然后再看《草书千字文》款识文字，其间的问题自然会显露出来。

《元史·赵孟传》记：“至元二十三年行台侍御史程钜夫承诏搜访遗逸于江南，得赵孟以之入。”被荐举的当然不止赵氏一人，《元史·程钜夫传》中例数包括赵孟姐夫张伯淳等在内的二十余人。《元史·张伯淳传》记：“张伯淳，字师道，杭州崇德人”，“至元二十三年授杭州路儒学教授”。据元杨载所撰《赵公行状》言，赵孟、张伯淳等人应诏赴大都，时间是至元二十三年丙戌（1286）十一月，且赵孟居被荐人中“首选”。即此二十余被荐之人应同时赴大都，不可能有先后时间的差距，所以才有元世祖忽必烈见到赵孟，“以为神仙中人”，才能“公居首选”。张伯淳在赴大都同年，即在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间，已被授予杭州路儒学教授，即回其家乡做一名学官去了。又据《元史》及杨载撰《赵公行状》所记，赵孟于次年，即至元二十四年丁亥（1287）六月，才得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距张伯淳授官已迟至半年之久。为什么居被荐举人之首的赵孟，被授官晚于其他人？

在这半年间，赵孟始终在大都，还是有机会回到吴兴或江浙一带？据杨载《赵公行状》记：“耶律中丞言：‘赵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使近左右。”又半年之后，临授官之际：“上（指世祖忽必烈）命时宰位置公，初拟尚书吏部侍郎，参议高明持不可。丁亥六月授奉训大夫、兵部郎中。”赵孟为宋宗室后裔，又属江浙人士，被元朝统治阶层人防范和不信任是必然的。但世祖一见赵孟“以为神仙中人”，从心里喜欢他。一方面并不采纳一些排斥的奏议，一方面又在实践中考察赵孟。在《赵公行状》中曾记述过两件事。其一，世祖忽必烈命赵孟草拟诏书，深得皇帝心意之旨，所谓“皆朕心所欲言者。”其二，是参加“百官于刑部议法”，讨论的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三月颁行“至元钞法”中事（详见下文）。据《元史·世祖记》：至元二十四年二月“乙丑畋于近郊，召麦术丁、铁木儿、杨居宽等，与集贤大学士阿鲁浑撒里及叶李、程文海、赵孟论钞法”。因之引起三月间在刑部的再议，赵孟以其学识、见识，折服了在议论中对其发难的刑部郎中杨某。这些记载表明，赵孟自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十一月赴大都以后，至次年六月被授官期间，他没有离开过大都。在此期间，他以其才华、学识逐步改变了朝内“或者以公为宗室少年，初自南方来”的轻视态度。虽然如此，他被初议授官四品的尚书吏部侍郎，改任从五品的奉训大夫、兵部郎中。但比张伯淳仅被授予从八品的教授，还是更为受重视。

从赵孟初仕经历的简略回顾，再看《草书千字文》的自书款识，不难看出其间存在的问题。该卷题：“吾甥张景亮，以此纸求书《千文》。”张景亮即张伯淳之长子，赵孟的外甥。书写时间是：“属吾有京师之行，趣迎上道，时至元丙戌（二十三年）十二月也。”即其应诏赴大都途中，但他被荐举的时间是十一月，与之同行的张伯淳在十二月已经被授官了。为“陈君养民”补书这段款识的时间、地点是：“次年三月，驰驿至崇德”，即至元丁亥二十四年三月，在张伯淳、张景亮的家乡杭州崇德一地补书。即使从至元二十三年十二月算起，至次年三月，他一直在赴大都的路途中，还是从大都又回来了？徐邦达先生对此有疑义，指出赵氏此行“可谓迟迟其行了”。又2007年8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归去来兮——赵孟书画珍品回家特展集》图籍后附年表，在“至元二十四年，丁亥”一年中列：“三月，奉命离京南下，至浙江崇德为友人陈君题张景亮去岁所属《千字文草书卷》。”所以如此叙列，大概根据有二。一是此卷自书款识中“驰驿至崇德”而来；二是《元史·赵孟传》提到“诏遣尚书刘宣与赵孟驰驿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云云。两条根据加起来，就成了“三月，奉命离京南下”了。就本文上述分析，这一年六月赵氏被授官之前，应该始终在大都，那么诏命其与尚书刘宣何时驰驿江南的呢？这要从他们下江南做什么去了来分析。杨载《赵公行状》记：“至元钞法滞涩不行，遣尚书刘公与公乘船至江南，问行省丞相慢令之罪。”何谓“至元钞法”，检《元史·奸臣传·桑哥传》记：“（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复置尚书省，遂以桑哥与铁木儿为平章政事。”“三月更定钞法，颁行‘至元宝钞于天下，‘中统钞通行如故。”桑哥（？-1291），元初国师胆巴弟子，善理财。由他提出的变更钞法，颁行“至元宝钞”并不顺畅，所以才有了诏命尚书刘宣与赵孟下江南，“问行省慢令之罪”。新钞法总要执行一段时间，才会发生“慢令之罪”，即不积极推行之罪，哪能“三月更定钞法”，就有了“三月，奉命离京南下”的事情呢？此外，赵孟所以参与其事，是因为在上文中已指出他曾参与关于钱法的刑部之议。他所被授予的奉训大夫、兵部郎中的职能就是“总天下驿置”即管理全国各地的官办驿站，最重要的是经费管理。这也就是赵氏为什么被诏命下江南的原因了，而且必是在其授官之后的事情，也就是至元二十四年六月以后的事。因此，款识中说：“次年三月，驰驿至崇德”纯属子虚之事。

| 书名款的疑义 |

该卷后款署“开封赵孟”，为其传世书画中仅见者。按赵孟为宋太祖赵匡胤之四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此一支占籍大梁（今河南开封西北），故称大梁人、或开封人。因此，赵孟的署款，有些返祖追宗的意思，似也不能称错。但细推敲起来，又有些疑义。刘九庵先生在《赵孟书法丛考》一文中指出：“其本籍，未仕元以前曾署‘大梁赵孟，见于评宋人十一家帖。‘开封赵孟，见于与其甥张景亮草书千字文卷。仕元之后即一直署‘吴兴了。”与其甥张景亮草书千字文卷，也即是本文所谈的此卷。其书跋时赵氏已经仕元了，又且属“开封赵孟”也只见于此卷。而其署“大梁赵孟”，还可见明张丑《清河书画舫·丑集》，所记《王右军眠食帖》后赵孟书跋，署款时间是“至元丙戌十一月朔”。正是这十一月内，他已经开始准备或出发至大都应诏仕元，尚可说是仕元之前。因此，刘先生指出其仕元前后的不同署款一说，是有道理的。如按此卷所书时间，赵孟已奉诏赴大都仕元了，为什么还要刻意地表示自己的宗室之亲呢？难道他不怕引起蒙古统治者的猜忌吗？事实上，他到大都后，就有“耶律中丞言‘赵某乃故宋宗室子，不宜荐之，使近左右”的议论。因为他属于最被防范的宋宗室人、南人，故所谓“开封赵孟”的署款，正与该卷款题文字中暴露出的问题一样，同样似是而非。

| 此卷书法的比鉴 |

上述是从文字上进行的考辨，虽已证其为伪，但并未涉及书法本身。从书法本身看，我们可以用现藏天津艺术博物館的明文征明《行书千字文》加以比鉴，不难看出两卷书法的相似之处，尤其是“千字文”中“果珍李奈”至“四大五常”的一段文字书写，其文字结构、笔法特点尤其相像。如果说明文征明书法有些像元代赵孟，还属于师法古人，但绝不会赵书反而像后来的文征明。所以举文征明《行书千字文》为例，是因为在本人所撰《陆士仁伪作文征明书法的鉴考》一文中，已鉴辨文氏此卷为陆士仁所伪。陆士仁为陆师道之子，是文征明的再传弟子，书画均师法文征明，擅伪文氏书画，欺瞒至今。本人又曾撰“元揭傒斯《真草二体千字文》辨伪，揭出该卷亦为陆士仁所伪。如果放大一些比鉴对象，可以将揭傒斯、文征明所书《千文》以及北京故宫藏陆士仁所书《四体千文》与赵孟《行书千字文》加以反复比鉴，不难看出它们的相似之处，并带有文征明书法的深刻影响。故赵孟《草书千字文》也是陆士仁所伪，其与揭傒斯《真草千字文》的款识文字一样，带有容易含混过去的考据“硬伤”。这些考据“硬伤”也许是作伪者的无识，但更可能是故意而为，用以掩饰伪作书画的虚怯心理，希冀蒙混世人眼目。果然被他骗了三百年。

（注：作者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著名书画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