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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英雄血性喂养的一部光荣史

2017-03-29张邦兴

含笑花 2017年2期
关键词:老山文山

张邦兴

201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驻云南的第十四集团军某部视察时,深情地提起了该部烈士王建川,称赞他“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的军人血性。

总书记的深情追忆,使王建川这个30多年前牺牲在老山前线,已经沉寂多年的普通士兵的名字,一夜之间在神州大地上变得家喻户晓,甚至转化成了一首强军战歌、一面精神战旗、一种正能量,激励着全军将士,唤起了新时代军人的男儿血性和战斗意志。

是的,军人就应该充满血性,战士就应该是一只只猛虎、一匹匹狼,他们人格的塑造关系他们内心的强大,关系到部队的战斗力。牺牲时才19岁的英雄王建川,恰好出生在闻名全国的老山精神的诞生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个在砚山县者腊乡布那行政村黑泥冲村小组长大的壮族青年,从小受这片英雄土地的浸润,读书时就对他的前辈同乡、抗法英雄陆春、李应珍非常崇拜,心里有一种浓得化不开的英雄情结。

王建川18岁那年,老山前线战事不断,文山州成了捍卫祖国尊严和领土完整,保卫祖国和平建设和改革开放环境的前线,王建川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毅然应征入伍,成了第十四集团军某部侦察连的一名战士,次年4月,在参加收复老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从军参战的短短半年时间里,王建川不仅从一个地方青年转变成了一名合格军人,从一个普通士兵成长为一名战斗英雄。而且,这个上学时就担任学习委员,作文写得很好的战士,还在训练、作战间隙,给他日夜思念的妈妈写下了满满两本日记和战地诗。

他在《寄给妈妈的日记》中写到:

当巡逻的脚步送走除夕,妈妈,我送给你这本日记。孩儿一年的征尘、四季的足迹,全部忠实地记在这里。当灶前的火光映红了日记,妈妈啊妈妈,日记将给你带去多少回忆。童年的天真,少年的顽皮,如今化作了庄严的军礼。放心吧妈妈,我已经懂得了“战士”的含义,当还击侵略者的炮声震撼大地,妈妈,请你不要把孩儿惦记,不付出代价怎能得到胜利?战士的决心早已溶(融)进枪膛里,为了祖国不惜血染战旗!

哺育英雄王建川的故乡——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也是王建川战斗和牺牲的地方。这里,自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毋波附汉,句町置县,就一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是伟大祖国的边疆,与邻国有着438公里的国境线。因为是边疆,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便自觉地担负起守土卫国之责。查阅文山历史,发现现今的西畴、麻栗坡一带,汉唐时期就叫“都梦县地”,“都梦”一词是壮族语言,意思是“地方之门、家国之门”。也就是说,早在一千多两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土著——壮族,就以地方、家国的守门人自诩,而中央王朝也是以同样的意思为这个地方命名的。

因为这份守土看家的责任,这里一代又一代的人们,经受了无数血与火的考验,付出了无数生命的代价。从毋波归汉至今两千多年,战争的烟云就时时笼罩着这片土地,唐、宋、明几朝,中国与邻国摩擦不断,清代,法国人占领越南后,中国面对的,是谋求取道越南侵略中国的法国军队,而民国时期,日本军队在越北陈兵十数万,虎视眈眈地窥视着中国的抗战大后方。即便是新中国建立以后,这块土地仍然经历了援越抗法、援越抗美、中越边境作战等战事,成为了新中国经历战争时间最长、发生战事最多的地方。在王建川牺牲前的对越自卫还击和防御作战中,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文山籍军人,就有“扣林山九勇士”何如坤、韦国吕,“滚雷英雄”陶少文等。可以说,一部文山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戍边史、一部英雄史。

无论是阳光明媚,还是风雨如晦;无论是春暖花开,还是寒风掠地,大坟包都无言地耸立在马关县花枝格村外的荒坡上。上千年了,大坟包饮朝露、披暮云,见证了流水一般流逝的日子,见证了若干的时代风云和历史变迁,直到它自己几乎完全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和记忆,变成了野草一片,荒冢一堆。然而,当我们轻轻扒开这荒冢前茂密的野草,细细拂去石头墓碑上的尘土,我们就会赫然发现,这个被人遗忘的大土堆里,封存的是一段英雄历史,埋葬着一群为守卫祖国疆土而英勇捐躯的无名英雄。

阅读墓碑上显然语焉不详的碑文,我们已经无法弄清他们姓甚名谁、年龄几许,他们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但还是能够大致地知道,他们是宋朝初年为了抗击外敌的入侵和蚕食,奋而自发保卫疆土,不幸全部战死的一群土著。他们死后,没有鲜花和英雄的名号,是当地的一些乡贤可怜他们曝尸荒野,自己出资,又由民众出力,把他们的尸骨收集起来,统一埋进大坑里,堆成了这一堆野冢,让中国西南边境上从此有了一处历经千年而不消失的地标。毫无疑问,这处地标已屹立为中国人上千年不曾坍塌的尊严。

而在距大坟包几十公里外的马关县八寨镇,也有一座高高矗立在岁月深处的阿雅古城,这座古城虽然已经没有了过往的伟岸和高峻,没有了两军厮杀、战马嘶鸣的声声回响,但那些建在山崖上面的营垒、堑壕还依稀可见。这,是明朝万历年间阿雅土司龙上登抗击入侵者的古战场。此战,龙上登和他率领的土司兵,俘获入侵者都督及其以下兵士数千员,使素有扩张之心的入侵者此后数十年不敢觊觎马关一带边境,为生活在这里的边民和他们身后的祖国,赢得了一段难能可贵的和平。

从大坟包往南几十里的山间,流淌着一条大河和一条小河,人们分别叫它大诅咒河和小诅咒河。别看这两条河用的都是汉语名字,但却都不是中国人命名的。这两条河的得名,据说是清朝初年,交趾兵几次进犯边境,都遇到了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而无法越过大、小诅咒河。为此,他们只得心有不甘地站在诅咒河边诅咒连连,显得万分狼狈而又非常沮丧。遗憾的是,到了后来中法边界划定的时候,由于勘界官员昏庸,大诅咒河被划入法属越南,仅有小诅咒河仍流淌在中国境内,其阵阵涛声仿佛呜咽之声,至今不绝于耳……

其实,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样的历史遗迹比比皆是,在这片红色如血的土地上,几乎每一尺每一寸都有一段英雄故事、都有一个英雄传奇。

在文山壮族的侬支系中,至今活态承傳着一种传统舞蹈——弄娅歪(壮语:牛头舞)。舞蹈时,铜鼓铿锵激越,牛角号“呜呜”地响彻山坳,刀、枪、棍、镰、锤诸般武器齐全的队伍,跟在一对抽象的牛头后面跳跃起舞,做着各种攻击和防御的动作,现今的许多民族文化学者,都把这种原始粗犷的舞蹈,解释为悦神、悦人的狂欢。其实,这是古代壮族的一支武装,舞蹈动作演的是壮族先民奔赴战场、保卫家园的威武场面。

跟随着这样的队伍,思绪往往会穿越时空,我们仿佛能够看到,在秦汉时期即立国的句町,那些土著们驰骋在云贵高原东南部到越北丛林的山川河谷间,为了族群的生存和发展,用生命去开疆拓土,又用热血去保卫自己的家园。到了西汉初年,他们又跟随首领毋波毅然归汉。从此,文山这片热土被正式纳入了华夏的版图。

而在壮族的另外一个支系——土支系中,也承传着一种纸马舞。这种舞蹈粗犷热烈,参与舞蹈的妇女腰跨、手持用篾条、布条、彩纸扎成的纸马,时而列队进击,时而跳跃腾挪,舞蹈现场马铃叮当,马蹄嘚嘚,战马嘶鸣,鼓角铮铮,尘土飞扬,似有千军万马在狂奔。原来,这个舞蹈讲述的是一个久远的故事,据土支系世代传唱的古歌《考当归》里记载:大约在初唐年间,那时的土支系先民居住在今天的滇中腹地,有一年,他们受命到边陲抵御外敌。于是,他们举族迁往边地戍守,迁徙途中,为了不至于迷路,部族内的小群体间相约以砍倒的芭蕉树为记号,一路向南行进。历尽种种艰辛,他们终于来到了文山一带,在这里布防戍守。有一次,男人们都外出征战去了,敌人突然袭击他们的村寨。当时,村中留守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孩子,眼看村中生灵将遭涂炭,女人们急中生智,迅速扎制纸马,舞动着在营寨里来回跑动,用一出壮族版的空城计布下疑阵,偷袭者一看,寨内好似万马奔腾,显然操练正忙或是严阵以待,只得放弃计划悄悄退去。于是,便有了流传至今的纸马舞。

每年的农历正月二十九到二月初一,文山壮族的侬、沙、土三个支系都过小年。相传古时候男人们都外出守边了,过年也不回来,直到年都过了一个月了,守边的男人们才陆续回家。可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永远也回不来了。于是,女人们便动手烹制美食,男人已经回家的,就给他们补过年,男人再也没有回家的,就祭祀他们的亡魂……而麻栗坡县的部分壮族,每年农历十月还过懵懂节,说的是古时男人们长期在外戍边,女人们在家也分不清时节,收了谷子就稀里糊涂把年给过了,待男人们回家,才知道把年过错了。但是,这年不过也过了,以后便相沿成习,年年都过。只是为了区别真正的过年,又实在因为这个节过得有些懵里懵懂,所以便叫它懵懂节。

如果说文山壮族人的这些舞蹈、年节和祭祀,记录的故事太过久远、太过虚缈的话。那么,生活在这里的另一个主体民族——苗族的戍边故事,就显得十分真实而具体了。

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苗族先民居住在黄河中下游一带,他们的祖先蚩尤与黄帝、炎帝大战失败后,其族群被迫向南迁徙,历经数千年的辗转,才于明清年间陆续进入文山。定居文山以后,这个灾难深重且又擅长狩猎和征战的民族,非常珍视自己流离失所几千年而好不容易获得的赖以生存的土地,每有外敌入侵,他们就会用吹枪、刀剑、弓弩、猎枪等,英勇保卫自己的家园。

君不见,在文山州数百公里边防的高山密林里,深谷荒野中,那些苗族男子使用的原始武器,曾经使多少入侵者闻风丧胆,有来无回。曾经被清朝政府誉为“边防如铁桶,苗疆之俊杰”的抗法英雄项从周,就曾带领众多的苗家兄弟,在边境线上英勇抗击入侵者数十年,让贪婪的法国人在他们的刀枪下屡战屡败。在他们的英勇抗击下,法国人先求一箭之地而不得,再求牛皮大的一块中国国土也被项从周严正拒绝。因此,只好站在他们业已站领的越北,望着锦绣中华的万里河山垂涎和兴叹。

在项从周英勇抗法的同一时期,在文山边境上杀敌守边的还有傣族梅土司、壮族的梁伙头。梅土司把自己在猛硐街上的偌大家业托付给项从周,自己则拉着土炮,亲自上船头前线与法军对垒,而梁伙头则率领着他的部众,驰骋在盘龙江两岸,灵活打击来犯之敌。壮族、苗族、傣族以及居住在边境线上的彝族、瑶族……众志成城,结成了一致抗敌的铜墙铁壁,让来势汹汹、志在必得,连当时出入北京都如入无人之境的侵略者,在中国的西南边境竟难越雷池一步。

当然,在文山州的众多抗法英雄中,最不应该忘记的还是来自王建川家乡的壮族名将陆春和李应珍。早年,祖籍马关的陆春(原名陆春元),因为参加云南著名的白旗军造反,而遭朝廷追捕,被迫举家迁至砚山定居。在砚山,陆春安顿好家中老幼后,便远避贵州更名投军,从一名士卒做到了归化游击,同乡李应珍则在他手下做一名下级军官。与项从周、梅土司和梁伙头这些地方武装头目相比,他俩是清廷的职业军人。清光绪十年八月,清政府对法宣战,他们率部追随云贵总督岑毓英进军越南开辟西线战场,所部驰骋于越北的临洮、柯岭前线,陆春运筹帷幄指挥作战,李应珍利用地营对抗敌人强大炮火,身负重伤仍带头冲锋陷阵,与战斗在东线战场的冯子材和刘永福的黑旗军遥相呼应,取得大败法军的临洮大捷。战后,陆春被清政府授予“绰克绰巴图鲁”称号,赐穿黄马褂,而李应珍则被他的敌人——法国军队尊称为“铁打的李将军”。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句话,中国人都不陌生,日军入侵中国,中华大地山河破碎,民族危机空前逼近中华民族时,遥远的滇东南原本是中国抗战的大后方,1940年日军突然占领越北后,这里却成了抗击日寇的前线。

抗战初年,最先觉醒的是那些在外求学,受到先进思想影响,有着崇高信仰的文山有志青年。他们当中,有后来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长期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的楚图南;有早年求学于日本,抗战爆发后愤而回国,到延安领导诗歌大众化运动,有“狂飙诗人”之称,担任过中国作协副主席的柯仲平;有早年参加五四运动,与李大钊、罗章龙等发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翻译《共产党宣言》,并积极参与领导工人运动,牺牲在淞沪战场上的共产主义先驱王有德;有文山籍第一个女共产党员侬淑玉(侬瑟若);有早年受党组织指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曾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保卫战的壮族青年陆丕臣……

这些人当中,无论是后来声名斐然、地位显赫的楚图南、柯仲平,还是出师未捷身先死的王有德,都因为他们的不同凡响而为人们所熟知。但是,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侬淑玉和长期蒙冤入狱的陆丕臣却少为人知。

今天,翻开浩如烟海的史志资料,拂去上面厚厚的尘埃,我们才知道,早年从广南县杨柳井乡阿用村走出去的壮族才女侬淑玉,在北平农业大学求学时,就加入了思想激进的“新滇社”,在李大钊等人领导下,积极参加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运动。1924年加入党组织后,她和丈夫李辅仁在西单白庙胡同的家,即成为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她们夫妇俩秘密为党工作,并因有“共党”嫌疑而被捕入狱,遭到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1929年春,党组织为了他们夫妇的安全,把他们转移到东北,他们又在吉林、长春等地以教书为掩护,继续为党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沦陷,他们在东北的工作环境更加恶劣,斗爭更加残酷。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动摇过革命的信念,依然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抗日图存的行列中,为党在东北的抗日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直到1935年,因为侬淑玉在监狱里受过酷刑的四肢已经严重萎缩,而东北的生活环境又过于苦寒,党组织才把他们夫妇转移到江西南昌,可是即便重病缠身,行走不便,侬淑玉也没放弃过心中的理想和追求,直到为党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病逝时年仅33岁。

出生在广南县小广南村一个贫苦壮族农民家庭的陆丕臣,1924年进入北京工业大学学习,当时是“新滇社”的发起人之一,1927年受党组织委派进入苏联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后来转学炮兵,成绩优异,毕业后共产国际安排他到昆明工作,但他才从越南进入云南,即不幸在边境小城河口被捕。陆丕臣在狱中8年始终不忘报国之志,1937年抗战爆发,他才出狱即随60军开赴抗日前线,先后参加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等战役,直至积劳成疾病逝军中。

对于抗战,滇东南最初的觉醒,还发生在一群特殊的人群中,可惜对于这段珍贵的历史,很多史书上都鲜有记载。1932年初春,进入滇桂边界富州县(今富宁县)七村九弄地区活动的红七军右江独立师一部,成立了抗日救国军第十八军,在滇桂边首先打出了抗日救国的旗号,并以此聚集革命力量。在以富宁的七村九弄地区为中心云南、贵州、广西交界处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支部队亦发展为中共滇黔桂边区红军游击队第三联队。其鼎盛时期,红色政权发展到滇桂黔边的十八个县,覆盖了180多万人口的广大区域,仅富宁核心区的红军和赤卫队就发展到了6000多人。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边区党委在富宁县者兰村召开了有红军革命游击队和当地群众2000多人参加的抗日誓师大会。1938年初,边红军游击队主力1600多人,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第一预备军第八、第九独立团,开赴抗日前线。他们当中,除了朱国英(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1964年授少将军衔)等20多名干部,几经辗转到达延安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参与抗战以外,其他人被补充到国民党部队后大多战死沙场,再没有返回家乡,而他们的名字,无论是在云南省,还是文山州的抗日将士阵亡名录里,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从我们今天所掌握的有限史实来看,他们是文山抗战史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无名英雄群体。

军人都不希望爆发战争,然而一旦有战事,最先走上战场的必定是军人。日军入侵中国以后,奔赴抗日战场御侮卫国、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中有许许多多的文山儿女。他们有的指挥千军万马,驰骋在抗日的正面战场;有的深入敌后,数年奋战在敌占区,像一把把钢刀插在敌人的躯体里;有的驾驶着战机,与日军鏖战长空,成了人人景仰的空军英雄;更多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则在与敌人的恶战中冲锋陷阵,反复拼杀,直至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据有关资料统计:滇军60军出滇抗战时,全军将士40000多人中文山籍的军人就多达10000多人。其中,仅广南一个县就有4000多人,也就是说,滇军60军中平均每10个人就有一个广南人。滇军参加抗战的另两支主力——新58军、新3军,文山籍军人也不在少数,先后进入新58军、新3军的文山子弟也有近万之众。

这些人当中,曾任黔军25军103师少将参谋长的共产党员黄大陆(今文山市人),1937年9月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主要负责人后,带领各级党组织和抗日积极分子,广泛在学校、工厂、农村和社会各界,宣传抗日救亡和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使贵州全省的抗日民主运动,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发展。曾经官至国民革命军第28集团副总司令的陈又新中将(广南县人),就率部在黄泛区和豫鲁边区长期抗击日军,1944年秋调任第15集团军副总司令后,又亲率所属的暂编第二、第三旅参加豫中会战。此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陈又新的足迹遍及昆明、贵阳、上海,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转战各地。曾任国民革命军少将旅长、师长,中将副司令的抗日名将马继武(丘北縣人),抗战中屡建奇功,是滇军中著名的悍将,他抗战的声名,至今还为家乡的后辈广为传诵。曾经任国民革命军第56军副军长、第125军军长的陈凯荣将军(广南县人),淞沪会战时率部在上海蕴藻滨与日军激战八个昼夜,身负重伤。伤愈重返前线后,在第五战区21集团军的第7军、第46军任团长、旅长、师长,当年的津浦线上、大别山区,到处都留下了他敌后作战的身影。抗战进入反攻阶段,他又率部围攻合肥、进军蚌埠,身经百战,多次负伤。曾参加过台儿庄血战、长沙会战和江西石子岭之战的任宗孝(今文山市人),凭其战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1师副师长;曾任麻栗坡督办的陈钟书将军,抗战爆发后出任60军183师542旅长,在台儿庄大战中身先士卒,英勇牺牲;在湖北崇阳桂口市黄土岭作战中阵亡的58军上校团长刘北海(西畴县人),战前本来已经解甲回乡创办实业,但是抗日的烽火才燃起,他就把家中实业交给大儿子经营,自己重返部队带兵打仗。刘北海战死后,国民党追授其少将衔,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也追认其为革命烈士。而文山籍的飞行员朱天宝、谭鲲(今文山市人)、张树仁(麻栗坡县人)都曾是国民党空军中的翘楚。其中,曾经官至空军少将的朱天宝,1937年8月14日日机进袭杭州时,曾驾机痛击侵略者,一个人就击落了敌机7架,一战成名,国民党因此把这一天确定为其空军节。谭鲲早年入云南大学,日寇入侵后投笔从戎,毕业于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九期,曾参加过豫东、中原、胶东、徐州等战役,获云鹰、复兴、忠勤、胜利、宣威等奖章,并以一次作战击落敌机8架而成为抗战时期的空军英雄,荣获八星序勋章,威震敌胆……抗战八年,单是史志资料上有据可查的,就有1000多名文山优秀儿女英勇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没有资料记载的无名英雄,则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他们年轻的生命,长眠在祖国的大江南北,甚至异国丛林,至今仍然忠骨难觅,魂未归乡。

曾经,“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是抗战时期中国大地上最有感召力的战斗动员令,在这一动员令的感召下,无数文山青年放下锄头、走出课堂、离开做工的作坊、关闭经商的店铺,奔赴抗日的战场,在与日寇的搏杀中慷慨赴死,英勇捐躯。

史载:滇军吃苦耐劳,英勇善战,不怕死,守纪律,其中又以滇南各县从军者尤为突出。1939年初,出滇抗战的滇军经过台儿庄会战、武汉保卫战等恶战,兵员损失巨大,急需新兵补充。用人之际,国民革命军第30集团军(1940年春改称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便委派广南县的王佩伦为志愿兵大队长,命其在广南和富宁、砚山、西畴等县动员青壮年志愿从军,参加抗战。

王佩伦的父亲王春山曾任过广富守备司令,是卢汉的旧交,王佩伦本人又曾游学南京等地,在当地壮族中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接到命令以后即在旧莫老家设志愿兵大队部,委任了十多个营长,又由这些营长委任连、排长,由此而利用亲朋、民族关系逐一发动,广泛联络,公开招募抗日志愿兵。据说,一开始王佩伦计划招募一个师,后来因为没编制、缺粮饷,便改招2500人。可是,当时的人们,都怀着极高的抗日热忱,一听说招收抗日志愿兵,便不顾兵凶战危,纷纷结伴前来。他们或是嫡亲叔侄、或是同胞兄弟、或是郎舅连襟、或是乡里故旧,到年底就招到了3000多人,就地编成了八个营。

这八个营的抗日志愿兵大队,以壮族青壮年为最多,仅从砚山县招来的800来人中,壮族人就超过了600人,而他们中的营级官佐,如陆修竹、孙庆丰等几位营长,都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并且是当地的富户,但为了抗日,照样抛家舍业,踊跃从军。更为感人的是,他们当中还有300多名十五、六岁,甚至更小的少年学生,为了方便管理,志愿兵大队专门把他们编为一个少年兵队。

为赴国难去从军,从此征战少回还。1940年春,这支靠与县城富户借钱垫支粮饷的志愿兵大队,从广南县的旧莫出发了,他们高唱着“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走出工厂田庄课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救亡歌曲,经贵州(在贵州石板房被整编为志愿兵团,下设六个营、一个少年兵队),过湖南,步行60多天到达江西的谭山。在谭山,志愿兵团除了部分老弱者被遣散回云南以外,其余的人都补充到新三军和58军,而那300多名未满18岁的少年兵,则被划拨给60军,直接被带到了与60军同一驻地的集团军总部。

从此,这3000多名滇东南子弟随所在部队转战全国的抗日战场,抗战胜利后只有其中的少数人活着回到了阔别多年家乡。当年的少年兵王朝先、田应华、李仁德,分别都参加了后来的60军东北起义,然后又出国赴朝参战,直到抗美援朝结束才复员回家。如今,从广南县供销社退休后定居广南县城,已经90岁高龄的李仁德老人,每每回忆起那血与火交织的战场,想起他那些骨埋异乡的战友,就禁不住老泪纵横。

据说,八年抗战中,像广南、富宁、砚山、西畴四县一次征召3000多志愿兵,成建制送上抗日前线的事,在云南绝无仅有,在全国也不多见。但是,在文山地区,这样征召志愿兵的事却不止一次,只是后来征召的多数是在校的知识青年,范围没有那么广泛,人数也没有如此众多罢了。据统计,在抗日战争的各个时期,文山地区各县就有200多名中学生应征入伍。1941年以后,日军侵占缅甸,进而攻陷滇西的畹町、瑞丽、芒市、龙陵、腾冲,西南告急,国民政府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仅文山县的各中等学校,一次就有100多名往届和应届毕业生报名参军,其中有81名体检合格者被征召入伍,加入中国远征军赴滇西和入缅作战。参加远征军并在缅北作战中失去一条腿,曾获国民党陆海空军乙种二等奖章的国民革命军第38师中士刘正云(丘北县人),就是他们中幸存的一员。

战火连天的时光已经走远,无数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而慷慨赴死的文山先烈已逝。然而,他们那气贯长虹、气吞山河,为国家、为民族义无反顾,前赴后继走向战场的凛然大义与英雄血性,至今仍然感动着他们的故乡。“我为国家去赴死,死葬他乡骨亦香!”滇东南的每一座高山,都是他们的无字丰碑;滇东南的每一条流水,都是祭奠他们的滔滔热泪!

文山的主体民族之一——壮族,是个传统的农耕民族,这个民族世代以种稻为生。他们迷恋土地,热爱和平,不與人斗,善与人和,温柔善良,时至今日,在壮族人的语言系统里,还没有“敌人”一词。文山的另一个主体民族——苗族,历史上曾经是个半农耕半游猎的民族,这个民族历史上苦难深重,数千年来,被迫不断迁徙,长期处于居无定所的状态。他们吃苦耐劳,忍辱负重,自强不息,往往以德报怨,尚能生存不与人仇。但是,随着日军进犯广西,侵占越南,十数万日军陈兵越北,把战火烧到了文山人的家门口,从越南河内起飞的日本军机,频繁轰炸文山、砚山、广南、富宁、西畴、马关、都竜(当时叫玉皇阁)等城镇,文山地区从原来的抗战大后方,变成了对日防御的最前沿。文山人再友善、再热爱和平,也不得不拿起武器迎击觊觎他们家园的豺狼,并且在与强敌的交锋中越战越强。

日军突然入侵时,中越边境一带兵力空虚,国民政府仓促之间只得命原来一直驻防广南、富宁一带,负责镇压滇黔桂边区红军的广富独立营,扩编为开广警备司令部暨独立一团,开赴麻栗坡、马关、富宁一线构筑工事,加强防御。与此同时,滇黔绥靖公署又急令步兵第6旅开赴文山前线沿边境布防。所以,文山抗战的初期,边境一带的防御不得不依靠大量的民力,麻栗坡、马关、富宁等边境一线的壮族、苗族、彝族、瑶族、傣族群众,有枪的出枪,没有枪的就拿起传统的狩猎武器,甚至锄头、扁担等生产工具,加入到了防御边境,保卫家园的行列。麻栗坡督办梁謇在全对汛迅速成立两个自卫大队的同时,紧急任命项朝凤为弓弩队长,配合驻军在边境线上抗击日军。开广警备司令龙汉斗任命项国云为马关、麻栗坡边区抗敌弩弓大队长,组织30多名苗族弓弩手参战。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电令昆明行营组织游击队,开赴边境协助防务和进入越南境内破坏交通,扰乱日军,很快,由田蓬、董干、铁厂、八布一带各族民众组成的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司令武凤翔,驻防董干)、第四支队(司令宋伯郊,驻防田蓬)便进入边境一线巡逻,以防日军进犯。紧接着,在各县区政府的紧急动员之下,各县区的抗日自卫大队纷纷成立,人口最多的广南县,一下子就组建了14个大队,以熊庆为大队长的麻栗坡特别区抗日自卫大队,则动员1000多名壮丁日夜操练,随时听候调遣。西畴县维新小学校长雷光辅,带领该校师范班的学生,集体参加抗日自卫大队,到边境沿线防堵日军,在边境防御中不幸牺牲。为了加强驻军的防卫和作战能力,麻栗坡特别区还从动员的壮丁中,挑选了100多名身体强壮的青年,培训后直接补充到驻军的机枪连,与正规军人并肩作战。而已经赋闲在老家西畴多年的原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顾问、陆军上将林开武,84岁高龄仍毅然出任西畴县自卫大队大队长,带领一群年轻人训练、堵卡、防特、参战,充满激情地战斗在对敌防御的边境线上。

由于开广地区军民严阵以待,紧密防守,原想不费吹灰之力就长驱直入,推进到中越边境线上的日军,却不敢贸然从陆路进攻中国边境,只能望着近在咫尺的滇东南的巍巍高山、苍莽密林怅然感叹。并恼羞成怒地炮击麻栗坡特别区攀枝花对汛的胖甲、那林、戈补、那灯等边境壮族、苗族村寨,企图摧毁文山驻军和各族民众的抵抗意志,在中越边境上创造新的战力平衡。可是,日本侵略军的屠杀,非但没有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反而激起了开广地区民众更大的仇恨,他们把日军欠下的一笔笔血债都记在心里,转化为战斗的强烈意志,与驻军密切协同,在滇东南的崇山峻岭和原始密林中,共同构筑了元江、杨士渡、蛮耗、新街、大树塘、马关、麻栗坡、董干;石屏、个旧、蒙自、文山、西畴、富宁等地由西向东的一、二线阵地,并在石屏、建水、个旧、蒙自、开远、文山、西畴等地,选择战略要冲,建筑坚固堡垒,作为支援第一、二线主阵地的第三线防御,从而使日军不敢越雷池一步,确保了昆明、重庆等大后方的安全。

1945年6月,国民革命军陆军司令何应钦终于给驻防滇南前线的第一方面军各部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在固守滇南既设阵地的同时,要严密搜索越北敌情,与敌保持接触,如敌撤退,应不失时机以有力之一部进入越境。接到命令后,驻文山边境一线的部队,在国民革命第九集团军司令关麟征将军的指挥下主动出击,进入越南痛歼敌人。在6月17日到8月21日的两个多月时间里,中国军队先后出境作战30多次,占领了越南北部的防沙利、勐得、勐梭、勐烘、莱州、沙坝、老街、勐康、花龙、岩风洞、黄树皮、箐门、曼美、马龙、官坝、同文、江利、普棒、老寨、卡房、河阳等日军据点,给入侵越北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在中国军队勇猛进击的过程中,每一次战斗都有文山地区民众参战的身影,他们或当向导、运弹药、抬伤员,或直接参加战斗,与进攻的部队同进退、共浴血,去争取大家期盼已久的胜利。

同年9月2日,国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卢汉将军率领的20万中国军队,从麻栗坡、马关、屏边、金平等地挺进越南,接受日军第38军团投降。至此,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文山人民,也以他们的巨大牺牲和卓越功勋,载入了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光辉史册,为历史所铭记。

文山是一块英雄的土地,不光曾从这块土地上走出了无数的英雄,也曾使无数走入这块土地的人经受战火洗礼,成为英雄而名垂青史。

在这里,我们且不说北宋皇佑年间侬智高起义时,最初响应的6000多名义军,有3000多名来自文山剥隘人黄达率领的富州一带壮族,而侬智高昆仑关兵败后退守特磨道(今广南、富宁一带),他的兵源补充主要来自文山各地;也不说清代太平军兴时,其中一支部队从广西进入富州郎恒,转战板仑、归朝、者桑、剥隘一带,又有若干文山儿女加入太平军,随天王洪秀全转战大半个中国;甚至不用说1927年年底,严英武、李国栋等在文山县(今文山市)洒嘎竜村成立的文山第一个中共支部,李国定在马关县八寨镇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带领文山人民英勇抗争,追求解放的那些历史事实。只说东汉马援南征的铜鼓铿锵、清朝光绪年间岑毓英率部抗法的战马嘶鸣、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援越抗美的炮声隆隆……文山这块土地,数千年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英雄的锻造,无数从外乡到文山战斗的人因此成为英雄,从而进入中华民族浩如繁星的英雄谱系而不朽。这其中,文山这块热土对于英雄的锻造最集中、离我们最近、最有影响、人数最多的,当数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的对越自卫还击和老山防御作战,在这场长达14年的边境战事中,在文山经历过战火考验的英雄何止万千,有人统计过,单从这里走出去的共和国将军就有200多个。

曾经的这场战事,进入文山的历史还不算遥远,文山的山山水水还清楚地记录着这些英雄的英姿。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后期,昔日的同志加兄弟竟然反目相向,军事霸权主义极度膨胀的越南,不断向中国发出挑衅。他们驱赶在越南的华人华侨,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开枪开炮,甚至残忍杀害中国军民……致使中国边民有地不能种、有家不能归、有学不能上,边境一线,大片耕地荒芜,大片胶林无法收割,他们派出的特工,在边境沿线的中国一侧埋设大量地雷,炸死炸伤中国的大量人畜……

越南军事霸权主义者的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国边防军民的极大愤慨。为了保卫边疆各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1979年2月17日,驻云南、广西的边防部队奉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命令,对越实施自卫还击。

中国边防部队的自卫还击,夺回了被越南蚕食的中国领土,摧毁了越南在其边境一线专门构筑的针对中国的一批军事设施,狠狠地打击了越南军事霸权主义者的嚣张气焰。

然而,扩张欲望极度膨胀的越南军事霸权主义者利令智昏,并不从中吸取教训,在中国边防部队3月5日奉命撤回,并于3月16日全部回防國内以后,越南军队尾随而来,先后占领了中越边境沿线大量骑线点的我方一侧。在那里构筑工事,严重威胁着中国境内安全。其中,仅麻栗坡、马关、富宁一带边境,被越军占领的就有老山、者阴山、扣林山、八里河东山、罗家坪大山等军事要点。越军故伎重演,再次向中国边民开枪开炮,射杀我国的无辜边民。

针对越南军队的一再挑衅,为了保障中国边民安全,也为了消除边境一线的军事隐患,中国边防部队奉命于1980年10月15日收复罗家坪大山,于1981年5月7日、1984年4月28日、4月30日和5月15日,先后收复扣林山、老山、者阴山和八里河东山。

老山地区的这些军事要点,都散布在高温多雨、气候恶劣的亚热带山岳丛林里,这些地方山高林密,地势陡峭,易守难攻。加上越南军队占领以后长期经营,在上面修筑了大量钢筋水泥的永久性工事,使中国边防部队,在收复的过程中每攻克一个山头、每拿下一个高地,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因此,这一座座原本平凡的山头,在经过一场场战火洗礼,经过若干边防战士的热血浇灌之后,都变成了英雄之山、荣光之山。

老山地区这些英雄之山、荣光之山的典范和代表,就是被我边防部队收复的老山主峰。老山主峰位于云南省文山州麻栗坡县东南部中越边境第二段12号界碑之间的中方一侧,天保口岸东北部。扼制越南河江省通向中国云南省的咽喉要道。1979年初,越军占领老山后,利用有利地势构筑工事,埋设地雷,安插竹签,仅1979年至1984年5年间,盘踞在这一地区的越军,就向我国境内发射各种炮弹4万多发。1984年4月28日,中国边防部队发起了收复老山主峰的战斗。

老山上,越军的战壕、暗堡和坑道纵横、地雷密布,有一套进可攻、退可守的防御体系。我军奉命收复老山的攻击部队,在强大炮火的配合下,于凌晨发起总攻,将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前面的战士倒下,后面的战士踏着血迹继续往上冲,战后被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的副连长张大权多次负伤,肠子打出来了仍继续指挥战斗。通过与越军几经争夺,张大权终于带领主攻排的勇士们,把胜利的红旗插上了老山主峰。我们前面提到的文山籍战士王建川,就牺牲在攻击老山的路上,他和他的223名战友,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老山,溶入了老山,在老山定格成了永恒。

老山地区的各个战略要点被我军收复以后,越南军队惊呼门户洞开,他们急忙调兵遣将集结边境,使边境地区的兵力迅速增加到2个师、10个步兵团、4个特工营和14个炮兵营,并不断以营、团、师规模的兵力,向老山地区发起攻击,从而使老山地区成了全国瞩目的地方,长达十年的防御作战,在老山地区打成了胶着状态。

老山地区的十年防御作战,我军各大军区的轮战部队数十万大军在一个地形、气候和各个方面条件都非常特殊的战场上与敌人短兵相接,抵近防守,殊死搏杀,涌现了一大批献身祖国,誓死如归的战斗英雄。他们喊响了“理解万岁”、“一家不圆万家圆”、“亏了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等振聋发聩的口号,把肉身化作了南疆巍峨的山脉,让英灵与高峻伟岸的老山同在。关于这一切,现今矗立在麻栗坡南疆烈士陵园的900多座坟茔,就是最具象、最有力的注释。而无数守土卫国的边防军人和文山人民用生命和热血,共同培育出来的以无比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为主要内容的“老山精神”,则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张大权、李海欣、安忠文、史光柱、向小平、徐良……這些曾经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人不会忘记,也不该忘记!

文山这块红色的土地是滚烫的,它的炽热的温度,是历代有名或无名的英雄们用热血浇灌出来的!无数英雄用血性喂养的文山历史,滋养过过去,滋养着现在,也势必要滋养未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是有了文山这样的无数个边境屏障,有了文山这样无数个充满血性的地方,才有了十三亿多人每个夜晚都安稳甜蜜的梦境,才有了十三亿多人每天都清新美丽的早晨!

这个天天迎来朝阳的世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历史,却希望我们记住她原来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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