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东云

1938年夏，一位在皖东抗日前线负伤的游击队负责人，到武汉治伤，当他向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周恩来汇报工作时，含着热泪做检讨，对自己没有指挥好战斗深表自责、懊悔，周恩来鼓励他说：“打就打了嘛，敢打就是不错……”并安慰他安心养伤。这位严格要求自己的游击队负责人，就是张如屏。

历史的烟尘，似乎遮掩了许多英雄的轮廓，说起“张如屏”，如今鲜有人知，但他在江淮大地上的战斗故事、斗争经历，可谓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也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和钦敬。

向往进步入黄埔

身陷囹圄意志坚

1907年，张如屏出生于安徽省寿县杨庙乡。他所生活的时代，可谓风云激荡，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溥仪复辟、军阀争斗，把个草创不久的民国社会搞得光怪陆离，诡异万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五四运动的怒潮、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又使国人看到了新的希望，更使青年人热血沸腾。这一切，都给张如屏成长的年轮打下了深深的印迹。像许多年轻人一样，张如屏也曾有过迷茫，但他是个有思想的人，总是带着一颗火热之心、执着地追寻救国真理。

对于张如屏来说，1923年是重要的一年。那年，父亲逝世，他转到寿县陶楼一家私塾读书，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革命引路人陶淮。

陶淮曾在芜湖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上海大学学习，是寿县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张如屏称陶淮这位族亲为“二叔”，视陶淮为良师益友，经常向他请教，与他交流思想。不久，经陶淮介绍，张如屏先后到“改良私塾”和“淮上中学补习社”学习。这两所学校，分别由李坦和胡允恭、吴云、吴震创办，李坦、胡允恭等人都是寿县早期共产党员。在淮上中学补习社学习期间，张如屏加入了“淮上青年社”（中共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组织）。对于这段重要的人生经历，张如屏印象极为深刻。

1925年，张如屏到位于芜湖的安徽第二农业学校读书。次年夏，他前往广州，不久便考取了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六期入伍生，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一年，张如屏刚刚19岁。

当时的黄埔军校，是许多青年向往的圣地，而国民大革命的滚滚洪流，更使军校学生热血沸腾。张如屏进入黄埔军校后，被编入一团四营十三连。政治教官、中共秘密党员张庆孚经常启发学员们的革命意识，要他们提防国民党右派搞阴谋诡计。张如屏等进步学生与右派学生进行辩论，反对蒋介石的新军阀作风。张如屏还经常购买《中国青年》《向导》等进步书刊，认真阅读，探寻救国真理。张如屏的表现，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经同学、秘密党员王芳泽介绍，张如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时，黄埔军校内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右派势力也愈加猖獗。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悍然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4月15日凌晨，张如屏听到起床号，起身拿枪准备出操，竟发现枪栓、子弹、刺刀全被卸去，他预感到反革命分子要动手了。队伍在操场上集合完毕，营长面色阴沉地走到队伍前面，要大家互相揭发共产党。张如屏等20多名进步学生被揭发，随即遭到逮捕，被押到南石头监狱。

南石头监狱，又名惩教场，位于广州市郊河南南石头车歪炮台对面，这里原是一座关押刑事犯的监狱，此时变成了监禁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地方。监狱壁垒森严，岗哨林立。

张如屏等革命者被关押后，头发被剃，脚加重镣，每日仅能放风两次，且时间短暂。监狱中卫生情况糟糕透顶，饭食更是糠糟不如，不少狱友不久就身染疾病。张如屏也不幸得了软脚病，连续多日高烧不退，时昏时醒。狱卒多次要将他拖出去埋掉，多亏难友极力阻止，方得以幸免。苏醒过来后，张如屏发现自己四肢瘫痪了，在那一年多时间内，他生活无法自理，连吃饭都极为艰难，只能用嘴啃，用舌舔。即便如此，敌人的皮鞭还是时常无情地抽打在张如屏的身上。幸亏难友们施以援手，使身陷绝境的张如屏稍稍感到一点人间温暖。

极度险恶、残酷的环境，逼得一些难友消沉、自残，甚至自尽，但真正的革命者永远不会屈服于敌人的淫威。同在一个监狱的党的优秀干部有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熊雄，中山大学学生领袖夏梅白，因广州起义失败而被捕的周文雍、陈铁军等许多同志，面对敌人的枪口，他们大义凛然，英勇就义。革命烈士的鲜血，更增添了同志们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也教育了革命者，使他们更看清了反动派的顽固、虚伪的本质。熊雄在就义前，常找个别同志谈心，要求难友们组织起来，坚持斗争。于是，难友们暗中串联，成立了各式各样的学习小组，还成立了济难会，难友们下定决心，要把这罪恶的牢底坐穿。

1928年5月，反动当局组织“特别法庭”，对这批政治犯进行“开庭审判”。庭审中，面对法官的指责和诬陷，张如屏一一加以驳斥。法官虽理屈词穷，但还是判了张如屏两年有期徒刑，理由就是他曾读过进步书刊。后经家乡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人李雨村的积极营救，张如屏才于1929年底被释放出狱。

淮上点薪火 瓦埠举红旗

出狱后，张如屏和狱友戴冠宇、高国玖（均为秘密党员）结成一个党小组，一道离开广州，取道香港，乘邮船前往上海，寻找党中央。党中央派吕共器到码头接张如屏一行。吕共器把他们暂时安顿在法租界住下，等待組织部分配工作。不料，吕共器突然被捕，张如屏等不仅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且处境危险，只得离开上海。

张如屏等3人回到寿县，准备筹备一些经费，再去上海寻找党组织。张如屏卖掉了十多亩地，筹集了200多元经费。然而这时他又不幸患上了伤寒病，卧床不起，只得暂时留在杨庙家乡。一天，寿县中心县委书记曹鼎找上门来，对张如屏说：“你的组织关系已转到寿县来了，我县军事干部少，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干吧！”这样，张如屏被编在吴庄子党支部。

此后，因战斗在大别山的六霍县委需要军事干部，病情稍好的张如屏，被调到红一军三师一〇八团担任党代表。在攻打金寨的战斗中，适逢雨季，道路泥泞，行动艰难，张如屏又一次病倒。师政委鲍益三派人送张如屏到军医院治疗，并告诉他：“你去军医院治疗，同时担任医院的党代表。”

1930年10月，红军接连取得攻克霍山县城等许多胜利，革命形势大大向前发展。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白区党組织，更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党组织派人秘密护送张如屏回到寿县，编入大井寺党支部，曹鼎给他的任务是发展杨庙地区的党组织。

寿县属于白区，又毗邻大别山苏区，当时，敌人重兵“围剿”鄂豫皖苏区，寿县也遭受浩劫，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民团、联庄会等敌对势力联手，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党组织受到极为严重的破坏。但在曹鼎、曹广化等领导下，革命群众没有向反动派低头，短短几个月时间，杨庙等地就建立起十多个党组织，发展了新党员50多名，这其中，有张如屏的一份贡献。不久，张如屏调任寿县中心县委常委和县委巡视员。

1931年3月，震惊江淮地区的瓦埠暴动拉开帷幕。中央对瓦埠暴动很重视，先由特派员柯庆施传达关于暴动的指示，后又派巡视员方英（化名高中林）来寿县具体指挥。在此前后，还成立了皖北中心县委和皖北游击大队。由于杨庙地区的民团力量强大，暴动之前，张如屏受命率部牵制杨庙民团。离开会场前，稳重的曹鼎特意嘱咐张如屏说：“杨庙的敌人是很厉害的，牵制住他们，不让他们到瓦埠来，这个任务很重啊！”张如屏表示：“请放心，我是黄埔出来的，军事知识虽不多，但一定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回到杨庙，张如屏搞到两支枪，按照上级要求，加紧准备、布置。

3月29日，暴动开始，当红军和游击队战士们精神勃发、行动有序地向方家楼进军时，沿途地主豪绅们吓得魂不附体，纷纷缴械，红军缴获长枪100多支，短枪30多支。两天后，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疯狂反扑，红军、游击队遭到很大损失，不得不分散转移。

瓦埠暴动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它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对鄂豫皖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起到了重要的战略配合作用。暴动过程中，张如屏拖住了杨庙的反动民团，完成了组织交给的牵制敌人的任务。

智勇惩“四凶” 转战春秋山

1932年冬，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敌人一时得势。皖北寿县一带的地方民团及其他反动势力为虎作伥，摧残革命群众格外凶残。当时皖北有一则民谣：“董、姚、毕、路，横行霸道；一、二、三、四，豺狼虎豹！”民谣中的“董、姚、毕、路”指的是4个反动分子董曙东、姚蔼卿、毕少山、路奎汉，这4个人有的是叛徒，有的是民团首领，有的是劣绅恶霸，有的是反动政权的区长，他们在地方上横征暴敛，为所欲为，屠杀红军、游击队和革命群众，手段残忍，其恶劣行径，令人切齿痛恨。

皖北中心县委研究决定，尽快消灭“豺狼虎豹”，为革命扫除4个害人虫。当时，张如屏任中心县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组织上授命张如屏、孙瑞训、曹广海、曹云露等率领游击队，寻机严惩“四凶”。

然而，当时敌人势大，且很狡猾，游击队力量较弱，死打硬拼势必会遭受严重损失，张如屏等军委成员认识到，必须寻找机会，各个击破，智勇并用，方能奏效。

1935年正月十五，寿县隐贤集热闹非凡，一对色彩艳丽的狮子舞得正欢，几个手提花灯的青年在人群中穿来穿去，炯炯有神的目光不时警惕地注视着街头远处团访局的动静。几个团丁跑过来凑热闹，看得正津津有味。突然，观众中一阵喧闹，几个人打起架来，打着打着，“一不小心”拳头砸到了一个团丁身上。“这还了得，你们竟敢打姚局长的人！”“走，到姚局长那里去评理去！”人群中有人喊叫，有人起哄，涌出几个壮汉，伸手拉住那名团丁和打架者，连拖带拽拥到团防局。

局长姚蔼卿正在里间屋子抽大烟，闻听有人闹事，怒气冲冲地直奔大厅，口中大声呵斥。话音未落，但见舞狮子的、玩花灯的、闹事的、劝架的那些人纷纷掏出手枪，对着姚蔼卿一阵齐射。姚蔼卿中弹倒地，顷刻身亡。

原来，这是皖北游击大队精心策划的一个“局”，略施小计，除掉了隐贤集团防局局长姚蔼卿。

同年农历二月十九日，皖北游击大队正、副大队长孙瑞训、曹广海带着一批游击队员，身着便装来到枣林铺赌场，假装赌客围桌而坐。枣林铺是董曙东的地盘，侦察员已探知，董曙东每天都会带人来这家赌场“抽头”捞钱。

果然，日上三竿时分，董曙东在爪牙们的簇拥下，出现在赌场，叫嚷着要赌客们交“抽头钱”。孙瑞训、曹广海两人演了一出绝妙的“双簧”，故意激怒董曙东和他的那帮爪牙，然后突然掀翻赌桌发出暗号，游击队员们迅速从怀中掏出手枪一阵猛射。董曙东和他的几个狗腿子当场被击倒，污血遍地，一命呜呼。

这年7月上旬，红军游击队清除了毕少山。毕少山，外号“阎王”，曾当过国民党军队的旅长，霸占了良田万亩，自任“剿共”司令，以“剿共能手”著称。毕少山以开荒集为据点，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群众称他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一天，侦察员获知毕少山将于次日去开荒集范家饭店，调停张、范两家族的矛盾。第二天，50多名游击队员在曹广海率领下，直扑范家饭店，侦察员化装成卖西瓜的贩子，在前面引路。曹广海首先开枪击中了一守门的狗腿子，毕少山听见枪声，一脚蹬开窗户，想跳窗逃跑。我侦察员一把将他抱住摔倒在地，毕少山束手就擒。随即，应群众要求，毕少山被当众枪毙。

7月下旬，游击队又伏击了路奎汉。路奎汉为瓦埠区区长兼“剿共”大队长，他所盘踞的瓦埠、小甸集、上奠寺、双庙一带，正是我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他在方圆数十里的村落、路口设立密如蛛网的盘查哨，在各村搞联庄会、“剿共团”，对我威胁极大。路奎汉阴险狡猾，诡计多端，每次外出，总是前有先锋，后有护卫，且行踪诡秘。

7月25日，游击队侦知路奎汉的确切行踪，决定半路伏击。这一日，张如屏、曹广海、曹云露各率一些游击队员，早早在邢家岗、王家岗、曹家岗等地设下埋伏。直等到日头偏西，骑着一匹白马、带着一大批“剿共”队员的路奎汉，终于走进了伏击圈。化装成拾粪农户的张如屏，让过前面几个走卒，待路奎汉行至近前，举枪便射。路奎汉反应倒也敏捷，躲过了子弹，翻身便逃。他逃到附近吕家圩子，躲进一座楼房。游击队迅速包围，并进行火攻。一时间，浓烟弥漫，火光冲天。路奎汉难忍烟熏火烤，企图翻墙逃走，被当场活捉。游击队员出于义愤，用农具将其砸死。

除掉了“四凶”，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士气，革命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寿县一带敌强我弱的态势没有发生根本改變，斗争环境依旧十分险恶。为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皖北中心县委和游击大队的领导人经研究决定，部队向合肥地区转移，与刘敏领导的活动在合肥地区的游击队会合，一道行动，共同发展。

1934年9月下旬，寿县游击大队在张如屏、曹广海、曹云露的率领下，南下合肥。当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又名刘文）见到来自寿县的游击大队领导人时，兴奋异常，连声说道：“你们来得太好了，是对我们的极大帮助！”

在与刘敏的谈话中得知，由于敌人疯狂“清剿”，合肥游击队损失惨重，颜文斗、马子中等游击队领导人牺牲，游击队只剩下孙仲德、奚业胜等五六个人了。合肥、寿县两股革命力量汇合后不久，就成立了皖西北中心县委和皖西北游击大队，张如屏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兼游击大队政委。

部队驻扎的肥西彭家圩，距离敌人重兵盘踞的中派河很近，因担心遭敌袭击，游击队很快向舒城山区转移。重阳节这一天，队伍到了舒城南部的春秋山。春秋山是舒城四大名山之一，峰峦起伏，植被茂密，是打游击的好地方。不料，部队刚到，山上寺庙里的一个和尚跑到舒城向敌人告密，敌人调集东北军、省保安第八团和舒城保安队，直扑春秋山，将游击队死死包围。

激战开始了。敌强我弱，形势不利，游击队只得且战且退。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游击队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多次与敌贴身肉搏。最后利用夜幕掩护，才冒死从敌人指挥部所在的北面冲出突围。春秋山一战，游击队损失极为惨重，130多人的队伍，只剩下40余人，大队长曹广海、中队长颜理国、韩大稳子等游击队领导和骨干，均在激战中牺牲。

组建独立师 红旗耀江淮

1935年6月，皖西北独立游击师成立，孙仲德任师长，张如屏任政委，曹云露为参谋长，全师3个连，260多人，100多条枪。为庆祝游击师的成立，部队决定先打个胜仗再宣布。不久，游击师歼灭了肥西聚星街的地方民团，枪毙了民团团长，缴枪30余支。战斗之后，战士们斗志昂扬地返回缺牙山驻地，正式宣布皖西北独立游击师成立，附近的贫苦农民纷纷要求参军，游击师又增建了一个手枪连。

此后，游击师转战江淮大地，连战连捷。先是南下舒城，打下刘家圩，击毙联保主任，俘敌10多人，缴枪20多支；然后于6月20日回师合肥，打下魏家圩，活捉反动头子魏守殿；同日，击溃安徽保安团2个连，毙敌10多名，缴获短枪25支；次日，消灭两处团匪，俘敌7名，缴枪8支。接着，游击师东进庐江，黄泥河一战，又俘敌10多名，缴枪20多支。

游击师声东击西，南征北讨，对敌人震动极大，一时间“庐江关城门，桐城请救兵”，敌人惶惶不可终日。游击师每到一地，还配合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经济斗争。每一次战斗胜利，就扩大党和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每一次群众斗争，就“赤化”一片，群众纷纷要求参军、入党。短短几个月时间，游击师发展到四五百人，战斗力也越来越强。

为充实苏区红军力量，中共皖西北特委决定从皖西北独立游击师拨出一个连，带着全副武装，补充到红二十八军。为提升独立游击师的军政素质，部队还派人轮流到苏区进行整训。

1935年六七月间，孙仲德带独立游击师一部第二次到鄂豫皖苏区整训，余下的部队在白区活动。不久，张如屏、曹云露先后负伤，张如屏前往巢湖普仁医院治疗，部队交给马实带领，准备前去苏区。

不料，马实率领的部队在进山路途中受阻，又在六安、合肥边境遭到敌第十一路军的围攻，只得退回到肥西活动。9月，游击师在肥西中派河附近的丘陂寺，遭到合肥保安团和三河区地方武装的包围，部队撤至黄渡口，与追敌激战，但敌我力量差异悬殊，部队遭到极大损失，马实带伤脱离部队，200余人的部队只剩下20多人。

皖西北特委书记刘敏派人到巢湖找到张如屏，要他赶紧出院，处理善后。张如屏对各项工作紧急布置，决定将失散归队的七八十人组成一个连队，再进大别山。不久，张如屏带着部队第三次进入鄂豫皖苏区，与孙仲德的部队会合，配合方永乐政委率领的红八十二师行动。

1936年初，敌人连续调集重兵，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追剿”“驻剿”，严格保甲制，搞连坐，实行移民并村等毒辣手段，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环境愈加凶险。独立游击师又一次回到合肥一带活动。此时的合肥，也是一片凄凉景象，特委领导人大多被捕牺牲，地方党组织也损失殆尽，而大批麇集的敌人还在蠢蠢欲动。特委在庐江小圩子召开会议，决定精简革命武装，分散活动，隐蔽待机。

特委书记刘敏潜伏在巢湖忠庙，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孙仲德等几个人买了一条大船，在长江上活动；张如屏则利用与教会医院的关系，化装成大商人，隐蔽在巢湖城内，皖西北特委的机关就设在他家。

寻中央奔赴延安

建工委再书篇章

由于交通员被捕，皖西北特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张如屏心情焦虑。他与刘敏商议后，决定一道去上海寻找党中央。两人以教育救国会暑期讲习班成员的身份，来到上海。一天傍晚，偶遇与刘敏熟悉、都曾在上海党中央工作过的老朱。老朱小声告诉俩人，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代理中央局书记李竹声早已被捕叛变，党中央和红军主力部队已经长征到达陕北。于是，张如屏、刘敏和老朱回到安徽，在无为白沙洲，由孙仲德派交通将分散各处的同志找来，听取老朱关于当时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的讲话，大家听后觉得很新奇，也感到振奋。于是，决定派孙仲德先去陕北，寻找党中央。

1937年7月，孙仲德化装成皮货商，一路历尽艰辛，在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再由办事处派车送去延安。时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柯庆施，在听取了孙仲德关于鄂豫皖苏区和皖西北地区的情况汇报后，告诉他：“中央组织部决定刘敏、张如屏、孙仲德、曹云露等到延安学习，由宋天觉回安徽接替你们的工作。”

宋天觉赶到无为白沙洲，见到刘敏、张如屏等人，向他们传达了中央指示。张如屏在进行了工作交接后，带着警卫员陈郁发等经蚌埠、河南到达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延安蓬勃向上的生机、火热的战斗豪情、同志间的革命友谊，令张如屏既感振奋，又觉温暖。他异常珍惜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决心通过刻苦学习，努力提升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升军政素养。

一天上午，张如屏正在上课，突然学校派人来通知，说中央组织部要他立即过去。在简陋的办公室里，张如屏见到了中央组织部领导人陈云、王鹤寿。刚刚坐下，王鹤寿就告诉张如屏：“组织上决定派你和曹云露回安徽，去敌后开展工作。具体工作，由开封中原局朱理治同志作安排。”张如屏想多带一些同志回安徽，并提出了名单。陈云对张如屏说：“现在还不能去更多的人，就只派你俩。”张如屏于是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1938年1月，张如屏、曹云露回到寿县杨庙进行抗日活动，消息很快在家乡传开，许多热血青年和进步人士都来找他们，大家纷纷说：“共产党派张如屏、曹云露回家乡来，我们打鬼子有挑头的了！”见抗日形势高涨，张如屏、曹云露在杨庙张同泰的更楼上，召开抗日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党中央、中原局的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式宣布“安徽工委”成立，曹云露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会议还提出要成立“工委”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

首战凤阳负重伤

革命关怀暖人心

2月下旬，在杨庙召开的抗日民众大会上，皖北抗日游击支队（后一度改名为“凤阳抗日游击大队”）宣布正式成立，张如屏担任大队长兼政委，游击队下辖3个中队，约有200多人枪。

5月上旬，游击队在张如屏率领下夜袭凤阳城。凤阳距离津浦铁路很近，战略地位较为重要。张如屏派吕子让率一个中队，在南门城外负责阻击可能到来的敌人援军；又挑选了10多名身体强壮的战士作为突击队；自己则率领游击队主力随后跟进。在向导引导下，突击队从南门下水道突入，干掉了守卫城门的敌人哨兵，旋即打开城门。张如屏和中队长赵筹率2个中队的战士快速进城。

游击队缴了驻守南门伪军的枪械，活捉了维持会会长、汉奸潘慰农，解散了维持会为“慰劳皇军”而设的一个妓院，释放了全部被掳掠来的年轻女子。当战士们向城内十字街头搜索推进时，驻防的日军凭借坚固的工事拼死抵抗。这时天已大亮，心情焦急的张如屏亲临火线指挥，激战中，他的右手和左臂先后中弹，鲜血淋漓，部队也多人负伤、牺牲。

此时，后面传来情报，称驻守蚌埠的日军已乘装甲车赶来增援，为减少伤亡，游击队决定撤离。撤退过程中，中队长吕子让不幸中弹牺牲。

这次战斗，虽没有达到收复凤阳县城的目的，但仍有着重要意义。这是安徽工委领导的武装在安徽打响的抗日第一枪，政治影响很大，连当时国民党的《武汉日报》也给予报道，称“我游击队进袭凤阳城，颇为得手”。

当时来安徽六安视察工作的董必武，在得知张如屏受伤的消息后，立即让曹云露代替张如屏，担负起領导游击队的工作，并派人送张如屏到武汉治疗。在武汉，张如屏见到了周恩来，在向周恩来汇报时，张如屏对自己没有指挥好凤阳一战深表自责、懊悔，周恩来则安慰张如屏安心养伤。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的关怀，令张如屏感到无比温暖。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张如屏的身体逐渐康复。长江局决定派他再次前往延安。在延安，张如屏进入中央马列学院，学习半年后，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任干部科长。1942年调任晋绥军分区武委会副主任。

解放战争期间，张如屏先后任合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合江省委常委、秘书长兼社会部长，南下工作团支队长兼政委，江西省委委员兼袁州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张如屏曾担任中南局军政委员会人事部副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民政局长，武汉水电学院院长、党委书记，湖北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等职，1981年增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83年8月因病逝世。

晚年的张如屏，经常回忆当年生死与共的战友、同志，他先后撰写了《记寿县红军游击队的战斗活动》《皖西北白区的游击战争》《曹门二将》《1938年攻打凤阳城》等文章，既表达了他对昔日战友的无限怀念，也保存了大量革命斗争史的可贵资料，更是教育后人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责任编辑：徐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