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兵

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

在中国和联邦德国（西德）未建交的情况下，1972年7月14日至7月28日，西德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反对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施罗德访华。中国国内对联邦德国第一位政治家施罗德的到访十分重视，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他会谈并达成了内部谅解，周恩来总理也同他进行了长时间谈话。当时，作为驻西德记者的王殊对促成施罗德访华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施罗德访华的同年7月22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王殊。他对王殊说：你写的一些报告和报道，我都看了，毛主席也看了。你调查研究做的不错，把联邦德国情况摸透了。周总理要王殊立即返回波恩，了解施罗德访华后德国国内政府和人民的反应，并且根据情况准备进行建交谈判。就在王殊准备返回波恩时，7月24日晚10时，突然传来毛主席要接见他的通知，王殊惊喜万分。很快，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王殊走进了毛主席的书房。王殊记得，书房中间有一圈接待客人的大藤椅和茶几，椅子后面立着好几盏落地灯；右边靠墙摆了装满线装书的书架。毛主席坐在左边的藤椅上，正在同先期到的周恩来总理和外长姬鹏飞、副外长乔冠华、王海容谈话。毛泽东看到王殊走进来，立即向他伸出手。王殊赶忙上前，双手紧握住主席的手。毛主席示意王殊坐到他身边来。王殊发现毛主席比电视上见到的苍老了不少，也胖了一些，头发斑白稀疏，穿着一套白色绸衣裤。他知道，1971年毛主席生了一场大病，尼克松访华时刚刚痊愈。他见主席身边的茶几上，摆放着好几本“大参考”及其它书籍。周总理向在场的人介绍王殊说，王曾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专攻英语，长期在国内外当记者。毛主席笑着说，他也当过记者，是同行。王殊听了主席的话，非常激动。为缓和王殊紧张情绪，毛主席请他抽支烟。他接过烟，仔细端详，那是一支特制的尼古丁含量极低的小雪茄烟，他没有舍得抽，而是把它放在身边的小茶几上，准备带回家做个纪念。没想到，接见结束后，那支烟却不见了。原来是坐在他身旁的乔冠华顺手给抽掉了。

谈话中，毛主席就王殊发来的一些电报和报告，纵论起天下大事来。他说，西方不少人正在讨论，苏联的战略是向西还是向东，还是声东击西。有的人幻想把这股祸水引向东方。欧洲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我们没有资格。美苏争霸的中心在欧洲，双方都把重兵摆在欧洲。接着毛泽东列举了美苏双方在欧洲的兵力数量后说，苏联是声东击西。欧洲国家太多，太散，太软，应该联合起来，对付苏美争霸的威胁，维护自己的安全与和平，不要有什么幻想。他引述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说，德国的威廉皇帝和希特勒在世界大战中吃了败仗，主要原因都是吃了两面作战的亏。威廉皇帝在西线同法英军队还处于对峙的状态下，第二年就把大量兵力从西线调往东线进攻俄国，幻想先打败俄军，迫使沙皇签订和约退出战争。这个目标没实现，第三年他又把很多兵力调回西线，但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法英军力经一年休整大大加强，美国也参战在即，最后他吃了大败仗，皇冠也丢了，不得不投降。希特勒也是一样，被初期的胜利冲昏头脑，在西线还没有全部解决的时候，就在1941年6月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结果也陷入了两面夹击的处境，连首都柏林也丢了，只好自杀。历史上这样的教训不少，值得注意。毛泽东洋洋洒洒纵论国内外大事三个多小时。后来，周总理又在小会客室和大家谈了很久。总理把经主席批准的外交部关于同联邦德国谈判建交的请示报告给大家看，王殊在报告上看到一条总理批的建议：请主席考虑，如果有时间，接见王殊一次。王殊刚刚平静的心又一次翻起了波澜……

王殊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1975年10月29日到11月2日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访华期间。王殊提前回国陪同施密特访华。当时周总理病重，由邓小平副总理代表周总理举行欢迎仪式、宴会并与其会谈。10月30日上午，双方正在谈判时，传来毛主席要立刻接见施密特的通知。王殊陪施密特抵达毛主席书房时，邓小平已经等候在那里了。三年后再见毛主席，王殊看到主席的身体状况差了许多，说话也不如上次见面清楚。施密特以为只是一次简短的礼节性拜会，但毛主席思路清楚，谈趣甚浓，结果谈了1小时45分钟。毛泽东说欧洲太弱太软，又不统一，怕战争怕得要死，假若今后不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联合起来，就会为此付出代价。如果没有准备是要吃亏的。欧洲人要靠自己，靠别人是第二位的。美国战线太长，要保护的国家太多，十个指头按十个跳蚤是不行的。毛主席还说，在是否要准备战争的问题上，德国人克劳塞维茨的观点是对的。他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总之要有准备才好。施密特在谈话结束时对毛主席说，您的话对我观察国际形势很重要，不少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到过您这里，今后还会有人到您这里来，您的谈话很有意义。毛泽东笑着说，可你们并不信我的话。施密特引用中国谚语“水滴石穿”赞赏毛主席的讲话。毛主席幽默地说，我的水已经不多了，还要加上你们的水才行。王殊后来很有感触地回忆起这次接见说，十个多月后，毛主席就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毛主席在世的最后四年时间，王殊两次亲耳聆听毛主席的谈话，这是他一生的殊荣。

單枪匹马闯非洲

正像王殊所写的书的名字《五洲风云纪》一样，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奔波在国内外的“战场”上。

24岁时，王殊身着人民解放军军装，作为新华社第三野战军总分社记者，参加了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大上海的报道。而他写的第一条新闻就是我军围歼黄伯韬兵团取得全面胜利的消息，成为当时淮海战役的重大新闻之一。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王殊又被调到新华社驻志愿军总分社工作，一干又是两年半。王殊写的两篇揭露所谓“自由遣返”战俘骗局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出后，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重视。毛主席读后致电前方称：这些报道揭露了美蒋特务利用所谓“自由遣返”战俘欺骗公众的种种事实，谈判代表团应利用这些事实，在谈判桌上，揭露美方强迫扣留我战俘的阴谋。毛泽东的评论，对王殊是极大的鼓励和鞭策。

从朝鲜战场回国后不久，因为王殊会英语，被分到新华社国际部南亚分社，常驻巴基斯坦，从此开始了驻外记者的生涯。他先后去了加纳、几内亚、马里、古巴、联邦德国等亚、非、拉美、欧四大洲做常驻记者。王殊是中国第一位单枪匹马闯非洲、建立新华社分社，从而打破中非长期隔绝的记者，是新中国外交界的传奇人物。

1959年，王殊先是在加纳首都阿克拉筹建新华社分社，后又去新独立的几内亚首都采访，并破格受到总统杜尔的接见。在该国新闻部长的帮助下，他顺利地在该国首都科纳克里建立了新华社分社。那时，王殊身兼二职，在两国间穿梭。同年10月4日，中国同几内亚建交，几内亚成为撒哈拉以南地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国家。1960年7月，加纳总统接见了中国特使柯华，并于当晚签署了中加建交公报。同年10月，王殊去马里采访，友人安排拜见总统凯塔，但必须讲法文。王殊法文讲的不好，心里很紧张。然而总统很友好，开门见山表示，愿意同中国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外交部接到王殊的报告后，立即派时任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柯华作为政府代表，赴马里谈判建交，并顺利达成建交协议。于是，王殊又开始筹建新华社第三个驻非洲的分社。

1961年底，王殊奉命去拉丁美洲建立新华社分社，经过考虑，最后决定分社建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王殊为分社社长。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到达哈瓦那几个月后，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加勒比海危机”。王殊在战壕里、海岸边日夜采访，向祖国人民报道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仅仅一个月，就发了130多篇报道。新华社总社两次通报表扬。

1969年末，王殊为顶“缺”，“临时救场”，被派往西德波恩分社。当时，他既不懂德文，又不了解欧洲和德国的情况，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王殊毫不畏惧开始学德文，并硬着头皮走出去，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研究，终于度过了“困难期”。此后，他集中精力，研究总社和外交部给他出的两个调研题目：一是苏联的战略意图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另一个是中、西德两国关系如何发展。这两个问题的调研报告出笼后，注定了今后王殊将开始人生角色的转换。

外交风云任纵横

作为一名记者，最需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魄力。在1969年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国内外对苏联战略是东移还是声东击西的讨论又起。王殊不唯书、不唯上，深入调查研究，以翔实的材料和精辟的分析，最终做出美苏两霸争夺的重点仍在欧洲，苏联战略向西，不是向东的结论。在如何看待西德的问题上，当时国内政坛似有很深的偏见，普遍认为：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仍占主导地位。王殊则通过深入全面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分析，大胆提出，在西德，占主导地位的是和平主义，而不是军国主义和复仇主义。他坦言：“我主张中国和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王殊多次提请上述报告，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事实证明，王殊的见解是正确的。在他的“穿针引线”下，原联邦德国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时任基民盟副主席、联邦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访华，并就建交问题达成内部谅解。令王殊没有想到的是，他作为一名中国驻波恩的记者，竟被中国政府任命为建交谈判的中方全权代表，同时驻东德和捷克使馆部分外交官到波恩协助王殊工作。经过8轮艰苦谈判，1972年9月29日，双方代表草簽了建交公报，并在同一天发表共同消息，宣布建交谈判已顺利结束。西德谢尔外长应姬鹏飞外长的邀请，于同年10月访华，王殊也应召回国接待。待他再回到波恩时，已被任命为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参赞，并以临时代办的身份，筹建中国大使馆。至此，王殊已从一位记者转身成为高级外交官，而这识“士”点“将”之人正是周总理。两年后，尚不满50周岁的王殊成为中国驻联邦德国的第二任大使。是机遇，更是挑战，他深知自己身上担子的重量。

1980年至1986年，王殊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大使兼任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组织代表。结束驻外使命回国后，他又被委任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从而开始由官员到学者的再次转换。

平淡生活真情在

2016年，王殊已经92岁高龄。1998年离休后，王殊仍身兼数职：中国前外交官联谊会顾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中德友协会长，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世界发展研究所的名誉所长。毕竟已进入耄耋之年，王殊的工作和生活节奏慢慢平缓下来。

王殊喜欢读书，他认为读书可以开阔心胸，扩大视野，提高政治敏感性，锻炼思维能力，从而探知世界的风云变幻，提出工作中常说的高招；也可以陶冶情操，丰富精神生活，提高文学修养，增长遣词造句能力。他提倡在桌边、枕边凡目力所及之处，放几本书，开卷有益嘛！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国际通讯选》、《十五年记者生涯》、《从记者到外交官》、《我在音乐之乡奥地利》、《中德建交亲历记》、《五洲风云纪》和《静夜思故人》等。为庆祝中德建交30周年，王殊撰写的《中德建交亲历记》于2002年同时出版了中文、德文版，并获德国驻华大使颁发的“德中友谊奖”。2005年，王殊在香港《大公报》开辟专栏，发表了数十篇文章，获得读者好评。2006年，王殊又被评为上海文汇报副刊最受读者欢迎的作者之一。他还应邀为北京青年报、中国老年报、报告文学、海外文摘及一些党史刊物撰稿，可谓有求必应，从不摆老干部架子。

2003年，王殊被选为外交部外交笔会第二任会长，时年79岁。外交笔会是一批爱好写作的老外交官组成的联谊性群众组织。就在当选的会上，王殊说，大家都是写电报出身的，写文章比较枯燥。要想使文章有可读性，必须放开一点，写多了，就会生动活泼了。他说：“我每天写三五百字，一天不写，总觉得少点什么。国学大师季羡林95岁了，住院期间还写了10多万字。”，在任职外交笔会会长的9年时间，外交笔会共出版了7000多万字的书稿，系列图书多达十几套，其中的“外交官带你看世界”系列丛书有55本，涵盖55个国家。

王老另一大爱好是听音乐，说来也巧，他竟被任命为中国驻奥地利（一个充满音乐细胞的国度）大使。到任后，他收到了一份最珍贵的礼物——维也纳市政府赠送给每一对驻奥大使夫妇全年免费音乐会票。1981年1月1日，王殊大使夫妇终于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尽享了一次音乐“饕餮大餐”。

王殊喜欢交朋友，且不忘老朋友，这大概是他长期从事记者和外交职业养成的习惯。他上交政要，下交百姓，并长期保持联系。1973年，他认识一位阿尔卑斯山的老石匠。几十年来，他每年都会收到一枚老石匠寄来的贺卡，那是用嫩叶和花瓣贴在硬纸片上做成的。而王殊只要去德国出差，肯定要去敬老院看望这位老人。王老生活规律，每天早晨按时起床，早饭后，散步一小时，然后开始电脑写作。王老家里没有请保姆，接电话，给客人沏茶倒水都是王老夫妇自己做。笔者在祝贺王殊85岁生日时问他：“你们度过金婚了吗？”他笑答：“早过了，再过5年就该钻石婚了。”声音里透露着幸福与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