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中美关系的演进路径:基于单元与结构的分析

2017-03-25江凯

新西部·中旬刊 2017年2期
关键词:中美关系

江凯

【摘 要】 本文通过单元与结构的理论框架,分析中美关系演进中的“冷热不定”的态势,并对当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启示。根据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中美两国作为当今国际系统中的两个决定性单元,双方的互动受到了国际系统的强力制约,存在着对冲体系层次压力的国内因素,需要双方管控分歧,化解国际体系压力。中国应当积极发挥单元层次的作用,突破体系的约束,淡化“向心性”趋势,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与不同阵营国家间的交往。

【关键词】 中美关系;单元与结构;新古典现实主义;离心性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的两个重要大国,二者间的关系对世界政治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自冷战开始,两国关系始终在“动荡”与“稳定”之间摇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全面对立,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联合抗苏”,再到不时发声的台湾问题,二者关系的演进存在一种路径:两国的对外战略与双边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个国际系统的制约,然而存在着单元层次的对冲力量来强化/弱化来自体系层面的压力,从而使得两国产生了相对于整个国际结构的“离心性”与“向心性”,并对其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美两国难以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论调愈发兴盛。新古典现实主义对单元层次重要性的引入,突出了存在着对冲体系层次压力的国内因素,体现在中美关系上,则为双方管控分歧,化解国际体系压力,减少战略误判起到了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冷战期间的中美关系:两极结构与两大阵营

自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形成了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阵营彼此对抗的国际冷战格局,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首要大国,中国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次要大国。这一阶段,国际体系的压力主要来源于美苏两极格局,作为各自阵营中的大国,中美两国关系難免会受到强结构的影响。冷战初期,中国作为新生国家,对社会主义首要大国苏联执行了“一边倒”的战略,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次要大国。美国则领导着以欧洲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在欧洲施行马歇尔计划,创立北约等同盟性质组织,与苏联进行全方位的对抗,同时国内盛行麦卡锡主义,加强了民众仇共、反共的思想。此时的中美两国处于几乎完全隔绝与敌对状态,两极结构的国际格局对中美两国关系也起到了绝对的压制性关系,而两国国内的思想与领导人决策都从国内层面加强了这种强化的作用。

从现实层面看,理查德·尼克松于1969年就任总统后,美国面临着战后史上罕见的内外交困局面:首先,越南战争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大掣肘。其次美国国内出现持续滞胀局面经济危机频发,美元地位不断下降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阵痛。最后美国社会围绕越战而分裂,价值观认同危机使国家动荡不安。概言之美国的自身安全、繁荣和价值观等国家核心利益经受着巨大冲击,因此其全球地位遭遇了整个冷战时期最严重的挑战。同时,随着珍宝岛事件爆发,中苏关系全面破裂、濒临战争边缘,对中国来说,苏联成了首要安全威胁。[1]

国际格局发生变化,由“美攻苏守”向“苏攻美守”转化,同时中苏关系恶化,使得对于作为两大阵营重要国家的中美两国而言受到两极体系层面压力的同步减弱,国内层次的因素在两国的对外决策中逐步起到了更大的作用。两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追求合作,达到遏制苏联的目的。双方在战略、安全和经济多个领域展开了合作,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于年发布的一份中美关系报告曾指出,“在冷战后期近年里,美国的对华政策一直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两国关系中的对话与合作取代了敌对与冲突”。[2]1972年,中美签订《上海公报》,打破了两国坚冰,走上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美苏冷战趋于终结,两极结构终结,体系压力由两极向单极再向多极转化。由此,两国的本质矛盾开始凸显。根据上文所述理论,在结构性矛盾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单元层面对体系压力的强化/弱化作用则对国家间关系进程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涉及领导人决策的国内层面因素就起到了积极作用,邓小平于年又提出了对美政策的“16字方针”:“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二、多极化时代的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华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所倡导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国际结构进入转型阶段。冷战后的美国过度追求世界霸权,出现几次严重失误:首先,新自由主义被民主党与共和党奉为真理,市场原教旨主义使得经济金融化,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埋下了伏笔;同时,美国在国际上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接连发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在中东深陷泥潭,并引发了恐怖主义的猖獗,对欧洲与美国的安全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3]与此同时,自1992-2009年,在国内形成改革共识并扩大开放后,中国的经济社会实现了高速发展:1992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为4200亿美元,不到美国的7%;到200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达到5万亿美元,接近美国的40%。美国认为,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产业升级与人民币国际化在经贸方面已经对美国的地位产生了威胁,“中国模式”受到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中国正在创造自己的制度与规则,无论是亚投行,“一带一路”倡议还是在2016年9月,在中国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都有所体现。与往届不同,此次峰会中国邀请了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出中国正借着一系列的国际舞台,表达自己对于世界制度与规则的观点,展现自己的力量并发挥自己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在亚太地区一直以自身为中心,构建放射状分布的“轮毂-轮辐式”同盟体系。[4]

当今的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潜在的两极结构再次酝酿,体系压力成倍增大,“修昔底德陷阱”再次进入学者的论调之中。在国际结构逐步发生转变的进程中,体系压力较强,而此时的单元层面对体系压力的强化或弱化对于两国关系则开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两国在单元层次上更为注重维持现状,那么对于旧体系的依附性越强,体系压力的作用力就越强,两国关系发生紧张的可能性就越大,就越可能引发摩擦、冲突甚至战争。与此相反,如果两国能在单元层次上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可能,保障国际结构的平稳过渡,那么两国关系则会保持良好状态,甚至会取得较高水平的发展。新古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沃尔福斯在其“均势认知轮”中表达出这样的观点,即两国对于国际体系的认知(perception)将会对各自的对外政策产生极大影响。[5]

三、中美关系寻求发展的重点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国际社会中的冷战格局并未消散,意识形态的对立虽已淡化但仍旧发挥着影响。体系与单元两个层次重要性的转化与中美两国双边关系的相对同步性为当前中国的进一步对外开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与此同时,一系列新的影响因素开始显现,如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又以“文明”的归属强化了国际社会中的“内群体”与“外群体”认同,尤其是“西方世界”,“伊斯兰世界”等不同文明区域的划分,使得体系层次的影响再度受到强化。[6]以历史经验的类比来看,当系统层次发挥主导作用时,中国同西方世界的“差异”使得中美双边关系往往走向下坡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体系层次的压力无计可施,相反的,中国应当积极发挥单元层次的作用,突破体系的约束,淡化“向心性”趋势,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发展与不同阵营国家间的交往。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性大国,其发展越来越受到体系的压力,这就要求我们要发挥自身的长处,正如东亚地区国家对中美两国的二元依赖,中国可以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策导向,以单元层次的作用化解体系层次的对冲。以国家间低层政治的技术性、功能性合作实现合作的外溢效应,将各国的政府、精英阶层逐步卷入,从而实现向高层政治的过渡。

【注 释】

[1]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4,chapters 26-27.

[2] Dennis Blair,ed.,US-China Relations :An Affirmative Agenda,a Responsible Course[M].New York:The Council on Foreign Affairs,2007.p3.

[3] 阎学通.历史的惯性:未来十年的中国与世界[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17-18.

[4] James A. Baker,America in Asia: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J].ForeignAffairs,Vo.l70,No.5,1991.

[5] William C. 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M].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6]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

【作者簡介】

江 凯(1993.7-)男,现就读于中共中央党校,2015级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心理学.

猜你喜欢

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新起点
中美关系已不是说翻就翻的“小船”(观察家)
美国总统大选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影响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误判原因及影响
发展中的中国和中国外交
“冷战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西安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