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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资本—贫困”理论下甘肃城乡一体化现状和路径

2017-03-25庞庆明

新西部·中旬刊 2017年2期
关键词:贫困城乡一体化甘肃

【摘 要】 本文分析了甘肃城乡一体化的现状及存在问题。在“私人资本-贫困”理论下对甘肃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探讨,提出了推进甘肃城乡一体化的根本路径在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使其在新农村及城镇化发展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确保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关键词】 甘肃;城乡一体化;私人资本-贫困;资本下乡;集体经济组织

位于西北地区中心地带的甘肃,是黄河、长江的重要水源涵养区,是多民族交汇融合区,是中原联系新疆、青海、宁夏、内蒙古的桥梁和纽带。甘肃经济基础较弱,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农业产业化步伐较慢,农村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城镇规模普遍不大,大多处于集聚发展阶段,城镇地域中心的辐射能力有限,与周边乡村关联性很弱。据测算,2011年甘肃城乡一体化水平在西部11省排名第8,属于城乡一体化初步推进地区。[1]以工业化和城市化带动农业和农村发展,推进城乡要素双向平等流动,加快推进兼具公平与效率双重向度的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有利于甘肃农村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

一、甘肃城乡一体化现状及发展模式选择

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中,鉴于甘肃所存在的城市和工业带动力不足,公共服务短缺,社会约束增大,空间条件非均衡,生态压力巨大等不利因素,学者们对城乡一体化的主导者和主体力量进行了探讨。郭俊华,陈彼德通过分析甘肃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模式,认为以甘肃为代表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应遵循:“政府全面统筹规划,重视优化产业结构,加强农村基本保障,发挥特色产业优势”的路径,并强调政府要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起监督者与践行者角色,发挥政策主导作用。[2]李秉文,付春香针对甘肃城乡一体化发展动力挖掘不够,产业结构单一,农村贫困率高等问题,指出甘肃城乡一体化的出路在于着力推动农村系统的自我发展,提升农村系统自我生产能力建设,包括優化农村经济结构,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推进现代工业发展,形成涵盖农村的统一的工业优势;培育现代新型农民,提高农民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3]石玉亭,李秉文认为甘肃城乡一体化应坚持群众主体原则。甘肃人文地理环境特殊,要达到预期目的,除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调控职能外,关键是充分调动和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和创新精神。[4]

以政府为主导,以群众为主体推进城乡一体化,目标在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及农民市民化,在于农村最终也能获得平等发展。农村发展有两个维度: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政府带领群众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最终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关键在于经济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领域,城乡工农业生产既需要资本要素,也需要劳动要素,因而要求资本(包括私人资本和集体资本)和劳动(包括个体劳动和联合劳动)者应发挥主导作用,亦即私人资本、集体资本、个体劳动、联合劳动者才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

二、“私人资本-贫困”理论下的现实情况分析

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资本权力所决定的资源配置经济。经典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家通过购买工人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不仅创造出自身价值,而且创造比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生产、实现和分配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和实践展开的过程。为在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用来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扩大再生产,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为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家又通过购置先进机器设备,压缩在岗工人数量,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结果形成产业后备军,造成工人失业和人口过剩,从而导致财富向少数资本家集中,贫困向工人集中的两极分化。在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社会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作用下,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再加上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等复合危机“发酵”,导致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剧烈,社会主义革命由此爆发。

贫困和资本存在复杂的内在逻辑关系。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种增殖手段,具有追求自身无限增殖的欲望。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以后,无产阶级政党将资本全部掌握在手中之后,私人资本就转化为了公有资本,并具有了新双重性:增殖属性和共富属性。公有资本的价值增殖部分为实现共同富裕直接提供物质基础。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国家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又面临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艰巨任务,为此既要规范和限制私人资本,又要利用和保护私人资本,对私人资本持工具性和目的性相统一的辩证态度。不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私人资本除了具有剥削性,还可以用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决就业,增加税收,提高民众生活福利。不能笼统地说资本就是一种剥削关系,是造成贫困的根源。资本扩张是否导致贫困,关键要看资本的所有者是谁,为谁服务。如果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就会服务于私人谋利,最终使要素资本化收益分配走向两极分化;如果资本掌握在国家或集体手中,就会服务于广大民众的实际需要,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利益共享。由社会制度性质和执政党性质决定,公有资本要在资本结构中占据主体地位,国有资本要起主导作用,不然会动摇执政党执政的经济基础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发展不平衡的国情依然未变。这在客观上仍需要充分发挥私人资本的积极作用,即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实现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但是,不论是以农民入城的形式还是以资本下乡的形式完成私人资本对劳动力的雇佣,这不仅不能解决劳动者相对贫困问题,甚至有可能使其重返绝对贫困状态。缓解和改善农民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问题,只能依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三、“私人资本-贫困”理论下的甘肃城乡一体化进程分析

甘肃历史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省份,正是在全国实行的资源开发战略中,迅速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建立与巩固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国初期,甘肃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2.89%,重工农业年均增长率为8.72%,国民收入增长率除个别年份外大都处在10%以上的较高水平。[5]虽然全省整体经济实力、工业化水平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但经济领域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集中表现为工业和农牧业、城市和农牧区之间的二元经济结构性矛盾。传统的农牧业和现代化的重化工原材料工业之间、偏僻落后的农牧区和较发达的工业城市之间、名列前茅的科技实力和比较高的文盲率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济增长缺乏活力,整体效益难以充分发挥,特别是加大了后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难度。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发展”,“先生产、后生活”,造成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在“大跃进”时期,甘肃积累率与消费率之比仅为54.1∶45.9,[6]远低于正常70%左右的水平,从而导致后来疏散城市人口、全力抢救人命、无力搞建设的被动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为改变城乡二元状态,推进城乡协调发展,一方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一部分甘肃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进城务工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有资料表明,甘肃是在全国最早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省份之一,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剩余不断增多。农业剩余的增加使得农业人口出现剩余,并构成农民入城的根本前提;另一方面,商品化改革在城市的逐步推行,使得城市工商业发展迅速。为摆脱绝对贫困,改善物质生活,在不耽误农地耕种情况下,农民纷纷涌入城市打工,农民工数量猛增。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对人手的需要;工资提高了,因此,工人成群结队地从农业地区涌入城市。”[7]从最初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现在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的城乡协调发展之路,社会生产力、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长,分别由1978年的110元和407元增加到2011年的3909元和14989元。[8]经过三十几年的快速发展,甘肃不仅绝对贫困问题得到了极大改善,而且城乡经济社会亦获得协调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水平都得以显著改善,并从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在加速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民入城既带来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繁荣,又推动新农村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城乡共同发展的双重效应。然而,农民入城虽有助其摆脱绝对贫困,但又使其陷入相对贫困境地。按照国家新的扶贫标准,甘肃将有13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80%以上;国家连片特殊贫困县亦由原来的43个增至58个。[9]若以甘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为基数1,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002年为1.25:1,到2011年上升到1.46:1。若以甘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绝对数为基数1,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2002年为1.56:1,2011年则上升为1.78:1。[10]當前甘肃大体上处于从解决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的转化期,也就是处于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但相对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阶段。

导致农民相对贫困的原因,除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根源外,在唯GDP发展观影响下,地方政府为实现经济快速增长而又采取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各种福利又向城市居民倾斜,再加上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农村产业化水平偏低,农民成群结队从农村迁入城市,收入得到较大增长的同时,城乡贫富差距也日益拉大。这也深刻说明,农民大规模入城不具有可持续性。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会造成农业生产总量不足,农产品价格攀升,工业部门工资随之提高,工业利润下降,从而妨碍工业资本扩张,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进而抑制劳动力的跨部门转移。相对贫困构成甘肃城乡一体化的现实掣肘,倒逼城乡一体化实现战略突围。

四、推进甘肃城乡一体化的根本路径

近年来,甘肃农村一个明显变化就是资本下乡情况日益普遍。由于出口放缓,制造业出现利润率下降的危机,导致许多城市工商资本开始投往农村。这类资本大多依靠国家低息或免息贷款等隐性方式的支持,获取投资农业的启动资金。国家希望这些资本能够推动农业现代化,用机械化生产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当前以农村土地流转和土地资本化为根本诉求的资本下乡,实则是城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村的复制和延续。将城乡一体化等同于城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体化,既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不符合甘肃省情。

作为西部现代化发展战略组成部分的甘肃城乡发展一体化,其实质就是让甘肃广大底层民众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逐步摆脱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状态,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因此,政府除了继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均衡供给,形成城乡之间优化分工、密切协作的良性互动关系之外,还应着重发展集体经济,创新反贫困的内生动力机制和共建共享机制。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发展资源产业、特色产业、生态产业及文化产业,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发展成果城乡共享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城乡融合。一方面,发展集体经济是提升农村自我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发展集体经济是适应农村经济结构转变的客观需要。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和潜力又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创造了必要条件。

为使作为联合劳动与集体资本职能载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在逐步消除农村贫困过程中充分发挥关键性主导作用。首先,应明晰集体产权,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殖。其次,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比如宁县大胆创新,因地制宜,积极开展以商贸流通、瓜菜种植、果品加工、畜牧养殖、文化产业为主要内容的“五型村”创建活动,培育发展壮大基础产业,努力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目前,全县由村级党组织和村干部领办创办的专业合作社达到39个,形成了焦村镇任村、西沟,春荣乡昔沟和盘克镇前渠等一批产业发展示范带动村。[11]最后,在明确集体产权基础上,运用现代经济管理制度,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资源产业、特色产业、生态旅游产业,提高资本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效益,增加集体成员收入。当然,甘肃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空壳”现象依然严重,要突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反贫困作用,必须以尊重农户自主决定权为前提。

【参考文献】

[1] 白永秀等著.西部地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05-208.

[2] 郭俊华,陈彼德.西部欠发达地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经验模式分析——以甘肃省为例[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98-104.

[3] 李秉文,付春香.甘肃城乡一体化:现状评价与路径选择——基于卢曼“一般社会系统理论”的分析视角[J].甘肃社会科学,2012(2)83-86.

[4] 石玉亭、李秉文.甘肃城乡一体化:现状与未来[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3)103-110.

[5][6][8] 时保国.60年来甘肃省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化与反思——一个追溯的视角[J].开发研究,2012(5)18-25.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02.

[9] 魏胜文,柳民,曲玮主编.甘肃县域社会发展评价报告(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27-228.

[10] 安文华,包晓霞主编.甘肃社会发展分析与预测(2013)[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03-105.261-262.135.

[11] 先朝阳.宁县抓党建促农村集体经济发展[EB/OL].[2015-6-23].人民网.

【作者简介】

庞庆明(1981-)男,山东聊城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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