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靖雅+冯睿

百年前，新诗发生了。1917年1月18日，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诗歌，被视为中国新诗诞生的标志。1932年，中国诗歌会在上海成立，主张诗歌的大众化。1936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创刊，戴望舒、李经发等向法国象征主义、美国意向派学习，并探索新诗的现代化。这标志着新诗开始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新诗不是一个诗内部的事件，而是一种文明进程。新诗的发生与诗三百、律诗、词、曲等的发生不同。在新诗之前，诗的革命总是形式的改良，而新诗推翻那一切，诗在原始的意义上再次发生。 诗重返文明的荒野，再次开始，就像诗第一次开始那样，“必也正名”，“礼失而求诸野”。

冯友兰曾说，中国是一个“亦新亦旧”的国家，“旧”是指中国有着五千年的传统，是一个古老的大国，而“新”指的是中国一直处于变革和革新之中。诗歌也是如此，也是在新旧交替中变革：新诗在建立新的思想观念和新的意义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它和传统诗歌是分不开的。当代诗人于坚认为，新诗在语言上发生了革命，表达了很多过去汉语无法表达的方面。“当人们用新诗写作时，他就重返了语言的荒野。这是新诗（发展）一百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地方。”

自1917年以来，中国新诗的百年路走得有些坎坷。首先，在新诗的定义上就出现了分歧：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在诗人唐晓渡看来，新诗“新”在语言上。唐诗等古典诗歌在古代语言上的成就已足够辉煌，而新诗则另辟蹊径，用现代汉语体现汉语的美学力量，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诗对现代汉语的锻造更为精炼。

在过去，人们对待新诗也持不一样的态度。毛泽东曾认为旧诗会束缚思想，于是鼓励年轻人写新诗，后来又把新诗否定了。据说，毛还开玩笑称：“就算有人给我100个大洋，我也不愿意看新诗。”态度像毛泽东一样发生转变的，还有鲁迅。鲁迅早期对新诗寄予很大的期望，还曾在文章《摩罗诗力说》中强调诗歌对改变人们意志力的作用。只是后来，他对新诗的评价变得非常低，扬言“唯不能作文者，非诗人也”。另一方面，对新诗持肯定态度人的也不少。例如，学者李泽厚认为新诗非常成功，它在保留中國传统的文字文明时，又接受了西方诗歌中的新事物和新思想；张旭东称新诗是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中的先锋，代表了新的思想和文化。

1980年后，中国文学界掀起寻根文学浪潮，代表着中国文学进入从向外学习转为向内寻找自己传统的文学自觉的阶段，也标志着中国诗歌文学的主体性、本体性觉醒的开始。到了21世纪，网络诗歌开始兴起、地方性诗歌也迎来繁荣。在这一过程中，底层草根诗人迅速崛起，女性诗人大量涌现，中国当代诗歌进入了一个全面兴起和相互竞争的阶段，各种诗歌主张。

一百年后，今天的诗人们如何看待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