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思想蕴含在其国家学说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之中，这两个领域也分别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的两个维度，即公共（政府）维度和个人（公民）维度。从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出发，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点在人，应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公共性 服务型政府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这是党关于政府形态和政府功能的最新表述。服务型政府，“服务”两字是核心，无论是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还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或者是创新行政体制和管理方式，都是为了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符合人民群众要求的公共服务体系。要正确理解新时期社会公共服务的内涵和实质，马克思主义的公共性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科学生动的视角。

古希腊的公共性思想的本质更符合马克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旨趣，并为马克思提供了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在文献中没有直接使用“公共性”这一术语，但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学等理论领域中具有公共性思想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思想来源上看，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既是对西方政治哲学中既有的公共性思想的继承，也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批判中不断对这些思想进行扬弃和修正，其最主要的来源是古希腊的城邦精神和现代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观念。这一对思想在公共性与个人性的张力上呈现出对立的形态。

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渊源，尽管有奴隶制的局限性，但依然为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范。城邦的公民和作为共同体的城邦的关系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体现出一种同源、同构、同质的一致性关系。城邦是人自然本性演化的必然结果，城邦维系的结构与人心理的构成相同。因此，人按其本性是必须过城邦生活的，从价值上看，人只有在城邦生活中才能增益自己的德性，形成自我的“善业”，满足个人的幸福。相应的，城邦也为公民创造了足够的公共生活空间，使他们的政治自由得以施行。古希腊城邦社会对马克思最大的影响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现代性政治语境下的人与社会关系的形态，对这种形态的理解与他对当代资本主义中人的异化的批判是息息相关的。

在马克思公共性思想的另一来源中，现代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论建立了一个现代政治生活得以可能的发生起点和逻辑条件。但马克思意识到，现代自由主义社会契约论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是压制性和统治性的，它所维护的自由是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的自由。因为从产生方式和性质功能上讲，自由主义的公共性是外在于个人性的，公共性只不过是个人性的简单的、程序性的集合，维持和营造这种公共性空间的国家与政府就沦落为了手段，以公济私，对公义的盗用成为了必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一句空谈。相较这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公共性而言，古希腊城邦社会固然也有“统治阶级的自由”的问题，但其公共性呈现的是共和主义的特征，公共性与个人性并不冲突，相反，人的自我价值的最终指向是共同体的公共性之中。因此，我们看到，马克思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公共性思想，无论是其思想根源还是呈现形态都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相比之下，古希腊的公共性思想的本质更符合马克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旨趣，城邦社会中的公民生活无疑与资本主义人的异化形成鲜明对照，并为马克思提供了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人的异化的消除。

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并不是复古主义者，他在吸纳古希腊人与共同体的关系时，却对其经济基础是大加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的人的全面发展不是自由民的全面发展，而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发展。

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的两个维度

马克思在对古希腊城邦政治的扬弃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中形成和发展了公共性思想。总体来看，马克思主義的公共性思想蕴含在其国家学说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之中，这两个领域也分别构成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的两个维度，即公共（政府）维度和个人（公民）维度。

从公共（政府）维度在国家学说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的关键在于分清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首先，从应然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就是阶级的统治，国家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暴力机器。从历史角度来看，国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产生的，国家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生产力达到十分发达的阶段，生产关系不再需要通过压迫的方式来维持时，国家是要逐步走向消亡的。然而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家是长期存在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经济关系中，国家实质上是发挥了巨大作用。国家要缓和社会冲突，不使阶级矛盾斗争毁灭社会和统治阶级自身；要确立社会运行的基本规则和秩序，降低社会发展成本；要在客观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正因为国家在生产关系的张力中扮演着缓冲器和加速器的角色，人类生产力才能得以不断向前发展。从实然层面来看，国家履行着一定的公共职能，国家具有一般意义的公共性。不管是在任何生产关系下，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实质上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普遍利益公约数的，这种普遍利益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只有承认这些“社会公约数”，并且统治阶级的统治以这种普遍利益为前提，它的统治才有在历史当下的合法性。马克思国家学说中的应然和实然、阶级性和公共性这两个层面是辩证统一的。

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构成了其公共性思想的个人（公民）维度，而这一理论是在社会共同体的视域中论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不过，这种全面发展和自由的实现有其具体的历史过程。前资本主义社会落后的生产力并不能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充分的物质条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工具理性则使人走上了异化的道路，这两种社会共同体形态都不是“真正的共同体”。相较之下，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是对这两种形态缺陷的完美克服，才能使人在其中形成“真正的共同体”，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人在共同体中实现全面发展要求以物质和制度上的发展程度为条件。

放回到国家学说视野下，人的全面发展所需要的条件是遵循唯物史观下的经济发展规律的，因而其在具体历史中也可以体现为该社会公共性中的普遍利益。也就是说，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是否能够得以全面发展在物质方面的衡量关键在于该社会公共性中普遍利益（即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这种公共服务供给即是共同体为其中的个人发展提供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只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这样的政治基础，才能保证共同体中所有成员的全面发展。

服务型政府是党和政府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不断践行和治国理政的不断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府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初、中期的以经济发展为主导的政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服务型政府。应当看到，这三个模式的连续转变实质上是党和政府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不断深化，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不断践行和治国理政的不断突破，从早期全能型政府的“大包大揽”到现在的服务型政府，党和政府探索的是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合适张力，不变的是对于“社会公约数”的普遍利益的关注和保障。

从马克思主义公共性思想出发，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点在人，在于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其目的是要为社会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和制度保障，真正以社会和公众的需求为政府工作的中心，从效率优先走向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兼顾。服务型政府的落脚点是为人民群众提供多方面、多层次、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产品，竭力打造一个公平、正义、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参考文献】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责编/温祖俊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