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景，赵凌飞

(1.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杭州 311121 ；2.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科学视域下的文明批判
——周作人散文中的妇女观浅析

刘书景1，赵凌飞2

(1.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 杭州 311121 ；2.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妇女问题是周作人向来关注和重视的问题，也是其“建造中国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在西方科学的视域下，以妇女的性解放为核心，借助西方的性心理和文化人类学等科学知识，祛除性的神秘与鬼魅，提倡净观，批评男权社会对妇女的束缚与戕害，从而构建一种符合人情物理的妇女观。

妇女问题；性科学；人性；文明批判

周作人(下文简称“周氏”)的妇女观，在五四以来的中国妇女运动思潮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的妇女观，是建立在西方科学的视域下，通过西方的性知识、性心理以及文化人类学的知识，一方面让妇女“正确认识你自己”；另一方面，洞见传统文化当中蛮性的遗留，涤荡对性的崇拜与恐惧，提倡科学的净观。在此基础上，批判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戕害。周氏构建符合人情物理的妇女观，也是他“建造中国新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

一、以妇女解放作为妇女问题的核心

周氏在1904年就写过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20，但那时发出的声音还很微弱，到了五四时期，妇女解放成了反抗礼教、反抗包办婚姻、追求人的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青年》亦辟专栏对其讨论。周氏此时意识到“女子问题，终竟是件重大事情，须得切实研究，女子自己不管，男子也不得不先来研究。一般男子不肯过问，总有极少数先觉了的男子可以研究”[1]31，所以他翻译了谢野晶子的《贞操论》，该译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适与鲁迅在此之后分别发表了《贞操问题》《我之节烈观》加以讨论。由译《贞操论》始，周氏发表了一系列关注妇女问题的散文作品。

周氏认为：“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2]298。经济的解放是要把女性从对男性的依附关系中解救出来，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几无可能。虽然他多次借凯本德的话，认为社会主义才可以让女子从对男子的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但是，周氏对凯本德的话是存疑的，他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中借苏俄时任驻挪威公使科隆泰女士所著小说《姊妹》中的原话说：“而所谓纯正的共产社会也还只好当作乌托邦看罢了。”[3]95诚然，周氏对妇女的经济问题仍十分关注，如他对卖淫制度的批判是不遗余力的，但性解放成为周氏思考妇女问题的主线。对于妇女运动潮流之后出现诸如职业开放、选举从政之类变革，周氏认为只不过是给破烂的旧社会打几个补丁罢了，并未触及到根本。在周氏的观念中，女性性解放离不开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还得借助思想革命，“因为我觉得中国妇女运动之不发达实由于女子之缺少自觉，而其原因又在于思想之不通彻，故思想改革实为现今最应重视的一件事”[3]98。

周氏所谓妇女问题的思想革命以及他对社会中关于妇女问题的批判，都是建立在西方科学的视域之上(1)。借助西方科学，不仅可以让女性认识自己而觉醒，还能够洞照传统习俗中蛮性的遗留，男权本位社会中对妇女的戕害，以实现捉妖打鬼、文明再造的目的。当然，周氏对妇女的经济问题仍是十分关注的，这体现在他对卖淫制度不遗余力的批判，这是周氏对妇女的人道主义关怀。

二、以科学洗涤不净观

科学性知识和性心理是周氏思考妇女问题的出发点，也是他思想的重要基石。他说:“半生所读书中性学书给我影响最大，蔼理斯，福勒耳，勃洛赫，鲍耶尔，凡佛而台，希耳须茀耳特之流，皆我师也，他们所给的益处比圣经贤传为大，使我心眼开扩，懂得人情物理。”[4]45不仅如此，周氏还受到弗莱泽等文化人类学的影响，科学与文化人类学成了周氏涤荡种种迷信与旧道德的武器，“有了性的知识可以免去许多关于性的黑暗和过失；有了文化史的知识，知识道德变迁的陈迹，便不会迷信天经地义，把一时代的习惯当作万古不变的真理了”[2]288，在《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当中，周氏更进一步指出，唯有科学知识才能对种种迷信和礼教起到根除的作用。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科学思想都是不可少的，但在妇女问题研究上尤其要紧。……凡是关于两性间的旧道德禁戒几乎什九可以求出迷信的原义来。要破除这种迷信和礼教，非去求助于科学知识不可，法律可以废除这些表面的形迹，但只有科学之光才能灭它内中的根株。[3]98。

首先，周氏的妇女观是五四时期“人的发现”的重要部分。他借西方的科学知识，先让妇女认识自己，“我所主张的常识，便即是使人们‘知道你自己’的工具”[2]285，而对人性的正确把握是认识自己的重要前提。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指出人的两重性，“‘从动物’进化的”，和“从动物‘进化’的”，“兽性和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即人具有神性与兽性的二重性。唯有在对人灵肉二重性的基础上，才能正确认识妇女，这也是周氏在妇女问题上进行文明批判的基础。周氏在《妇女运动与东方文明》中说到：“研究妇人问题的人必须有这个勇气，考察盾的两面，人类与两性的本性及诸相……这才能加以适当的判断与解决。”[3]98。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妇女,是把男性和女性都放在“人”这个天平上。一方面，女性不是物——男性的玩物、附属品、生育工具，而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另一方面，女性跟男性一样，具有灵肉二重性，女性既有正常的生理需求，也有动物性遗留导致的人性的弱点。传统礼教把妇女妖魔化或圣母化，其本质实为禁欲主义。把妇女塑造成圣母，将导致本性的压抑，使“家庭失去乐趣”，妇女自身也“渐趋于乖戾，了无生活乐趣”，而把妇女形容成恶魔，则是对性的迷信与恐怖，是一种不净观的体现，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具体论述。在种族延续与女子本性之间的平衡则为周氏所看重,“若能依了女子的本性能使她平匀发展，不但既合天理，亦顺人情，而两性间的有些麻烦问题也可以省去了”[2]299-303。再者，女性还具有其特殊性，在妇女问题上，不能从男性的视角出发，而忽视女性的特殊性。针对社会上的女化男现象，周氏并不赞同。在《男装》中，女化男装参军的报道，只是让他感到“grotesque(怪诞)”，“我对于这些浪漫的事情，是没有多大趣味的”[2]165。在《论做鸡蛋糕》中，周氏批评《圣经》谚语“未有学养子而后嫁人也”，即是站在女子的立场，从女性特殊的角色出发，认为女子应该学习必要的生理学常识。

其次，要用科学知识去洗涤传统文化当中的不净观。不净观的形成亦源于对性的崇拜与恐惧。周作人在《狗抓地毯》中指出，由于蛮性遗留导致的对性的迷信与崇拜，“两性关系既有这样伟大的感应力，可以催迫动植的长养，一面也就能够妨害或阻止自然的进行”，导致人们对性事怀有一种崇拜感与恐惧感，当这种恐惧上升到社会的公德的时候，极易出现极端的想法，甚至认为“宇宙之存亡，日月之盈昃，家国之安危，人民之生死，皆系焉。”[2]238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社会上“卫道士”对有伤风化的事情最为敏感，由此造成许多悲喜剧。如《萨满教的礼教思想》中所提的：四川督办因为要维持风化，把一个犯奸的学生枪毙，以昭炯戒；湖南省长因为求雨，半月多不回公馆去，即“不同太太睡觉”；《再论求雨》(1927)中求雨的形式之一即为“用寡妇二十四名，童男女各十二名”，用寡妇来求雨，大概是认为寡妇身上带有某种污秽或具有某种神力……这些现象在周氏看来，都是蛮性的遗留之故。凡此种种，皆是对性的崇拜与迷信，在禁欲主义下形成的假公德，其根底则为禁欲主义压抑下人性的扭曲。

他对种种不净观表示不满，“我们真不懂为什么一个人要把自己看作一袋粪，把自己的汗唾精血看地很是污秽？倘若真是这样，实在应当用一把净火将自身焚化了才对”[]201，种种不净观是蛮性遗留的产物，是“人的发现的”的巨大阻碍。不净观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宗教，而中国传统的佛道两家对性、对妇女的观念都是有偏差的。佛家渲染性污秽之说，视女子如妖魔。试举佛偈二例：“若有诸男子，年皆十五六，盛壮多力势，数满恒河沙，持以供给女，不满须臾意”[2]303；“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恋著，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之重患，凡夫困乏，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厄不至”[2]315。这两则佛偈鲜明地说明佛教对女性的妖魔化，对性的恐惧。周氏对佛教进行尖锐的批判，“佛教则根据生理而加以宗教的解释，更为无理，与道教之以女子为鼎器相比其流弊不相上下”[6]202。道家思想流毒甚远，在周氏看来，道教是萨满教，是巫术遗留与变异，而且是融合了佛、儒两家观点，由此造成了恶的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从前无论那个愚民政策的皇帝都做不能做到，却给道教思想制造成功的，便是相信‘命’与‘气运’”[2]241，这种思想反映在女性问题上，就容易导致女性把苦难都当作命运，而只能忍受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与习俗，而丧失反抗精神。如果宗教里的不净观变成迷信的公德，被普遍接受，其后果是可怕的。在《刘香女》中，周氏就提到了以宝卷为经史，以尼庵为归宿的女子的悲惨命运。由于佛道两家在下层百姓中的广泛影响，用科学知识涤荡这类不净观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了。

要清除这种蛮性的遗留，周氏提倡要以科学性知识性心理来构建一种净观，反抗假道学。在《净观》中，周氏提出了“一是艺术地自然，二是科学地冷淡，三是道德地洁净”三种净观的态度，即要以科学的知识来看待被礼教认为是污秽的东西，包括生育、生理现象等。要传达这种净观，周氏认为通过教育是一条重要的道路。“净观的性教育则是认人生，是人生之一切欲求，使人关于两性的事实有正确的知识，再加以高尚的趣味之修养，庶几可以有效。但这疏导的正路只能为顺遂的人生作一种预备，仍不能使人厌弃爱欲，因为这是人生不可能的事。”[6]201对于欲望是疏导而不是禁止，以科学知识看待而不迷信崇拜，基于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再调以高尚的趣味，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周氏用西方的性知识和文化人类学知识，旨在扫除种种蛮性遗留对女性的歪曲，洗涤由性的崇拜导致对正常身体现象与人性欲望的不净观。周氏还对男权本位下女性受到的种种戕害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文明批判。

三、对男权本位主义的批判

在男权本位的社会中，妇女只能依附于男性，所以地位极其低微，甚至沦为男子的玩物或者货物。在《刘香女》中，宝卷形象地呈现由于男女地位的差异：“男女有别，竟差五百劫之分” ，女子唯有“吃斋念佛早修行”，期待下辈子能转男身。周氏又指出：汪悔翁“弛溺女之紧，推广溺女之法”等极端主张，是因为“爱之所以害之”，女性在男权本位社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在《抱犊谷通信》中，“我心目中的女人一生的命运便是我这祖母悲痛而平常的影像”[2]306。周氏从自己的祖母的苦痛命运，看到普世间女人一生的命运。在文化上，男性通过礼教习俗对女性进行种种束缚。妇女经济上、文化上受到的种种压制是周氏着力之所在。

首先，对缠足进行了批判。“中国文化遗产里有四种特别的东西，很值得注意，照着他们历史的长短排列起来，其次序为太监，小脚，八股文，雅片烟”[6]183。缠足，一方面，是男性把玩女子，拜脚变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则是男子通过缠足，把女子牢牢束缚在闺阁之中的手段。周氏认为这是野蛮，是拜脚的恋物癖，因而发出“我最喜见女人的天足”[7]的呼喊。

其次，对贞节观的批判。在周氏看来，贞节就是变态的道德，如果县志里关于节烈的卷帙过多，绝对不是好事情。贞节，是在男性权威上建立起来的，具有道德二重性，女性被要求守节，而对男子则可以纳妾。《关于贞女》中，周氏对贞节二重性进行了批判，认为周公治礼是从男性的立场上来看的，如果让“周姥”来治礼，当不会有如此的偏向性[5]99-100。周氏摘录一段笔记：

郡人赵世杰半夜睡醒，语其妻曰，我梦中与他家妇女交会，不知妇女亦有此梦否？其妻曰，男子妇女有甚差别。世杰遂将其妻打了一顿。至今留下俗语云，赵世杰夜半起来打差别[8]197-198。

此段文字揭示出道德二重性的虚伪。

再次，对卖淫制度的批判。周氏指出，卖淫制度的罪恶在于“以养人者害人”[4]99-100，卖淫制度的产生，根源在于女子经济上不能够独立。当卖淫与亲情伦理结合在一起，则是借礼教的名义对女性进行伤害，不免龌龊。在《鬼怒川事件》中，周氏特别提到福建漳泉地区父母卖其子为富人顶罪的现象，顶罪的子女被称为白鸭，以自己的生命来承担作为子女的义务，而被卖到妓院的女子即为白鸭的变相，唯一的区别在于卖到妓院的女子还可以苟活罢了[5]44。在《尾久事件》中，周氏认为是卖淫制度导致了阿丁对其店主的谋杀，他引用伊凡勃洛赫的话：“卖买淫的制度是人类以外的生物界没有的事情，在这里边我真不知道他究竟发见了他独有的幸福呢还是诅咒。从这里培养出来的结果，梅毒其一也，变态又其一也。”阿丁与其主人歪曲的性关系保持了十七年，这是导致她变态杀人的根本原因。因此在《鬼怒川事件》中，周氏认为卖淫制度的不合理性，导致女子出现反抗社会的行为，那也不足为怪[5]44。周氏对卖淫制度的批判，对卖淫女子的深切同情，体现出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在《鬼怒川事件》中，周氏提到德国性学大师希耳须茀耳东方游记《男与女》中所记载的，给日本娼妓看手相的事情，希耳须茀耳告诉前来看相的，她未来会成为一位母亲，“那时她苍白的脸上才明朗起来，像是一个圣母的脸”[5]48，周氏发出“西儒”终不可及的感叹，这也说明周氏对希耳须茀耳的人道主义的极度认可。

四、结语

周氏在西方科学视域下形成的妇女观，借助西方性知识与性心理，从女性性解放的角度介入妇女问题，以“人的发现”为基础，以西方性知识与性心理来扫除种种不净观，批判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种种戕害。从他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他所发表的时文，可以看出他从五四到抗战前所秉持的启蒙立场和人道主义关怀。而启蒙的无力感也是确证，联想到当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妇女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妇女仍然受到传统的种种限制，有些地方，妇女仍在为“生一男孩”而耗尽此生。在偏远山村，买妻、弃(溺)女婴现象仍未禁绝。不得不叹服周氏眼光之长远，而感慨文明进步之缓慢矣。

注释：

(1)有学者注意到周氏亦受到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女性“别择”的影响。参见徐敏：《论日本文化对周作人女性思想的影响》，《外国文学研究》，2001年02期。但总体上来说，以西方性心理学的影响为重。

[1]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钟叔河,编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0.

[2]周作人.谈虎集[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298.

[3]周作人.永日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95.

[4]周作人.瓜豆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45.

[5]周作人.雨天的书[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201.

[6]周作人.夜读抄[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83.

[7]周作人.乌篷船·上下身[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3.

[8]周作人.秉烛后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97-198.

编辑：鲁彦琪

TheCivilizedCriticisminScientificPerspective:APreliminaryStudyaboutZhouZuoren’sViewonWomen’sIssueinHisEssays

LIU Shujing1, ZHAO Lingfei2

(1.College of Liberal Arts，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China;2.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Women’s issue is a question which Zhou Zuoren always concern，it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Zhou’s civilization improved ideal too. Zhou take women’s sexual liberation as the core of women’s issues, he absorbs the scientific knowledge such as sex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from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dispelling the mysterious and ghosts on sex, advocating a scientific attitude to sex and women. he critics the unequal situation of women because of the male-dominated society. Zhou wants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humanity attitude to women.

women’s issue；scientific knowledge of sex；humanity；civilization criticism

I206

A

1672-0539(2017)06-0077-04

10.3969/j.issn.1672-0539.2017.06.015

2017-01-15

刘书景(1987-),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赵凌飞(1986-),男，浙江江山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经济史、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