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杨 军

坚韧 冷峻 犀利
—— 从《记念刘和珍君》等文看鲁迅精神

文 | 杨 军

现行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把《记念刘和珍君》安排在现代文阅读的第一篇，足以看出这篇文章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鲁迅文学最大的特点之一就是现实性。面对现实生活中具体的人和事，鲁迅绝不“隔岸观火”，总要把思想开掘到历史的最深处、中国文化的最深处、国民性的最深处。《记念刘和珍君》也是如此。

富有韧性的论战精神

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与“几个所谓的学者文人”，特别是与陈西滢进行了论战。1925年5月30日，《现代评论》发表陈西滢的专栏文章《闲话》，对女师大风潮中的进步势力进行了怀疑和嘲讽。鲁迅于当日就写下了题为《并非闲话》的反驳文章，6月1日发表在《京报副刊》上。6月2日，鲁迅又发表了《我的“籍”和“系”》这篇文章。从此，鲁陈之间的笔墨官司正式拉开了帷幕。鲁迅后来又写了《“公理”的把戏》《这回是“多数”的把戏》《并非闲话（二）》《并非闲话（三）》《我还不能“带住”》等文章，矛头直指陈西滢。鲁迅剑拔弩张，穷追不舍，“痛打落水狗”，不把对手批驳得遍体鳞伤绝不收兵，体现了富有韧性的论战精神。

鲁迅富有韧性的论战精神来源于他对混乱时局的深恶痛绝，对黑暗现实的痛心疾首，对糟粕文化的执着改良，对无耻文人的“横眉冷对”。他富有韧性的论战精神体现在他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上面，体现在对“有恶意的闲人”穷追猛打上面，体现在对麻木愚昧的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上面，体现在对萧红、殷夫等爱国青年父爱般的鼓励关心上面。鲁迅常常在“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前年的今日”“去年的今日”已经成为历史，“今年的今日”“人们都已睡觉了”的时候，回忆历史，重拾旧题，时时提醒人们不忘教训，奋勇前行。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语言风格

鲁迅先生的论战杂文，常常抓住对方文章中的话语作为还击的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并且一语中的，击中要害。

“流言”本是陈西滢首先引用的一个词语，他在《闲话》这篇文章最后说：“但是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一向视“流言”为“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的鲁迅自然很是气愤，他抓住“流言”这个词冷嘲热讽穷追猛打。如“足见流言也有种种，某种流言，大抵是奔凑到某种耳朵，写出在某种笔下的”。（《并非闲话》）“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是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结合陈西滢对时政的态度所向和其文章的用意所指，自然而然地把“流言”这一词语又奉还给了陈西滢，让陈在自觉不自觉之间戴上了“流言家”的帽子。

冷峻语调下的理性意识

《记念刘和珍君》文章开头交代，学校为刘和珍、杨得群二位女士开追悼会的这一天（即三月二十五日），鲁迅尚没有动手写作这篇文章，好像是奉了“程君”的劝说才有了写作此文的念头，“这虽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平淡的叙事好像表示着作者对时事的漠不关心。刘、杨两位女士的遇害是在三月十八日，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在四月一日，时间已经过去十四天之多，与对陈西滢“闲话”文章反驳速度之灵敏相比，这篇文章发表得稍显迟缓，似乎表示着作者对年轻生命的冷漠无情。另外，文章多次欲言又止欲说还休：“我也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记念刘和珍君”……

冷峻的语调却充满着不易被人觉察的理性意识。面对惨绝人寰的“三一八”惨案，鲁迅“已经出离愤怒了”，他连续用“并非人间”“非人间”“似人非人”等语句来形容当时的黑暗社会，对段祺瑞执政府进行强烈的谴责，对刘和珍等进步青年进行了热切的赞扬。但鲁迅对学生徒手请愿这件事始终保持着理性的认识。鲁迅深知“中国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丧命”，所以对于“请愿的事”“一向不以为然”。在鲁迅看来，应当集中革命力量，以有限的代价去换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作无谓的牺牲。

（作者单位：山东省汶上县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