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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的“鲁迅体”

2017-03-23孙郁

天涯 2017年1期
关键词:曹聚仁聂绀弩周作人

鲁迅晚年有几个小友,在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后来念及导师的友情,一直不忘的是对鲁迅思想的呼应。他们经历的命运都很曲折,那些都是鲁迅也未曾料到的存在。在极其艰苦的时候,自我的扭曲伴随其间,细想起来,血液里有鲁迅的因子,在文章与气韵上衔接了一个重要的传统。缘于此,在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的时期,众人坚守的绿地,智性得到了生长。

我感兴趣的鲁迅旧友之一,是聂绀弩先生。关于他,传奇的一生里有惊人的故事,那些纠葛着历史的痛区,至今让人颇多感怀。他一生一波三折,都以从容之态对之,一个个险境都克服过去了,而留下的文字则让人过目不忘。聂绀弩去世后,关于他的评论一直很多,旧体诗的话题占了大半。喜欢他的人,多因了那率直、坦荡的人生,还有所留下的不多的文字里的奇气。在一个缺少趣味的时代,他以生命之痛写下的文字,映照了历史的一隅。

我在二十多年前参加过一次聂绀弩的追思会,吴祖光、尹瘦石、丁聪、舒芜等一批人都来了。那是一个雪日,我们聚在万寿寺的一间古屋里,听那些老人讲聂先生的为文之道与为人之道。传奇里有诗,诗中带史,杂然轰响中过来的人生片影,真的像一部曲折的小说。

那一天谈得最多的是他在北大荒的故事,以及晚年的诗,论者对其旧瓶新曲以高度评价。我记得吴祖光说到聂绀弩以苦为乐的往事时的感叹,好似一段心史的流露。我也因此对他的作品有了了解的冲动。许多年后,侯景天先生编辑了《聂绀弩诗选》,书出版的时候,我在人民大学主持过一次聂绀弩诗歌研讨会,当日聚集了李锐、章诒和等人,讨论很是热烈。对于一个远去的老人的敬意,除了那智性外,人格的力量是主要的吧。他身前友人的陈述,倘翻印给青年一代,则对那些历史的片段的理解,一定有用的。

大凡讀过他的书的人,即便观点与其相左,也能为其磊落的性情所感。在作家队伍里,他可能在文体上最接近鲁迅。1940年代的文坛,杂文最有气象的当非他莫属。他那时候留下的文字,倒是映现着鲁迅传播史动人的一章。

鲁迅在世时,他们交往的世间并不长。据材料看,他们相识于1934年,那时候聂绀弩是《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编辑,鲁迅曾投稿于他。后来聂绀弩与鲁迅、萧军一起创办过《海燕》,有过亲密的接触。1930年代初正是鲁迅左转的时期,鲁迅文章的格式与韵味,给聂绀弩的印象是深远的,以致许多年过去,其面影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他自己的文体,也打上了浓厚的鲁迅色彩。没有了鲁迅的文坛,在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方面,是聂绀弩延伸了相近的主题。鲁迅传统经由其笔触的转动,在新的环境里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就一生的变化而言,聂绀弩前期是左翼的斗士,社会思想与鲁迅极为相近。后期因为屡遭磨难,风格大变,精神中多了苍冷的因素。那是左翼精神的另一种变异,在这个变异里,他与鲁迅的距离,反而显得更近了。

他的杂文在1940年代已经日臻成熟,调子沉郁、悲慨,还略带一丝幽默之风。那时候他的主旨集中在对社会黑暗的抨击上,对国民党“党天下”的嘲讽,对黑社会官僚、恶霸的揭露,冷嘲者有之,怒骂者亦多。与鲁迅《二心集》里的文风颇为接近。一篇《韩康的药店》写恶霸对民间智者的亵渎,画出中国社会的一角,其中也隐含着社会不公带来的革命的必然性。文章有小说笔法,也带杂感家的幽默,洋洋洒洒之间,思想的亮光照耀着苦难之世,让人在彻悟里有走向十字街头抗争的冲动。

因为有过苏联生活的经验和北伐的经验,他对世态的感受没有书斋里的隔膜,看人看世,能够顾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政治的敏感是超出常人的。但也因为没有政客气,其言及社会文化与政治风云的文字,又多见知识分子的味道,乃思想的审问者和追思者。是左翼,很少左翼腔;像文人,但拒绝士大夫气。这就使他既不像周扬、夏衍那样领袖气,也不像京派那样书斋气。这样的选择,在路径上有现实的感召,许多左翼作家并没有类似的本领。就文章而言,他的独特性,是衔接在鲁迅传统中的。

他的古代文学修养很好,对于六朝、唐宋元明的文人生活,都有一些心得。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多少见到一些立体感。这些感受与鲁迅极为接近,或说受到鲁迅的影响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与鲁迅一样,对文人的批评很是尖锐,在思想上有出离旧的营垒的果决。从他对周作人、沈从文、曹聚仁的态度上,可以见到鲁迅的影子之长。鲁迅死后,聂绀弩持续与书斋里文人的论战,倒暗合了左翼文学的另一种精神。

聂绀弩的文字带有血性,没有孱弱的样子,是热风的喷吐,以炽热的光照着周边的世界。这种行文,趋于斗士的风格,都非象牙塔中人喜欢的存在。他的好恶,让人想起鲁迅晚年的选择,但较之鲁迅宽阔的胸怀,还显得格局简单。他言及周作人,嘲讽的因素多,不能以文化的逻辑思考其精神的来龙去脉,自然少了鲁迅式的理解。对于曹聚仁,他的批判显然过火,没有意识到在大的灾难中,多元文化的思路可能避免一些人间悲剧。这些争鸣,他在晚年很少提及,从精神发展看,他晚年的情形,倒是与曹聚仁有些仿佛一二了。

杂文的写作,倘没有学识的杂,会流于轻巧。聂绀弩在1940年代后的文坛引人注意,乃学识与见识的超众。他面对现实,常常以古论今,回旋反复里,有立体的影像。比如对野史的喜爱,对旧小说的领略,在读解现实的过程得以渗透,大有纵横捭阖之气。较之唐弢对鲁迅文体刻意的模仿,聂绀弩有些词语是内化出来的,似乎运用得更为自由。

在他诸多的杂文里,与偏于自由派的论战,给读者的印象殊深。他与曹聚仁的纠葛,看出彼此精神逻辑点的不同。这两个人,都欣赏鲁迅,可是着眼点迥异。这也看出鲁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曹聚仁偏于对鲁迅黑暗面与怀疑主义的认可,聂绀弩则礼赞鲁迅的革命精神。对于前者而言,思想的灰色和绝望,乃精神自新的内力,而后者则以为,鲁迅已经克服了早期的意识,不能简单以为鲁迅是自由主义者。关于他们的矛盾,与对周氏兄弟的评价有关,俩人对周氏兄弟的不同理解,倒现出某种蹊跷来。

周作人附逆,左派人士共讨之,形成很大的声势。曹聚仁却另有心解,说的是同情的话。曹氏的精神背景,多停留在章太炎、罗素的层面,与左翼的理论多少有一些隔膜。他论述事理,没有列宁主义痕迹,倒是多了中国历史的参证。所以,他对士大夫文化的变迁,能以同情心解之,自是一种道理。但作为五四精神的拥护者聂绀弩看来,周作人的方向,与鲁迅背离无疑,乃退回到士大夫的路径,说是倒退也未尝不对。新的时代要求的是新的知识阶级的出现,而责任正在那一代知识人身上。曹聚仁对于周作人的同情,可能弱化读书人的进取意识。

那一篇《从陶潜说到蔡邕》文笔甚好,起笔的气势与鲁迅略有仿佛之处。这文字对古人的理解,不是一般的对错之识,而是不同侧面的反诘,没有拘于儒家的层面。隐士背后的复杂性因素,被意义还原出来,确是不俗之文。他与曹聚仁不同的地方,是相信知识人应有一个底线,不能陷于虚无主义的泥潭。而评论历史人物,也不能随着古书转,人物的标签,有时候掩饰了本质,倒要有自己独立的眼光。

曹聚仁看待历史,有虚无主义的一面,这是聂绀弩所不满意的地方。这是两个人分歧的根本点。曹聚仁在《五一细菌补正》中说:

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靠不住,固然善于义愤填膺,同时也会卖身投靠。梁启超推许杨度为最有血性的青年,而捧袁世凯上皇帝宝座的就是他;在上海做爱国运动领袖的赵欣伯,他现在在那儿做第一号汉奸;如黄远生所自述,他自己做学生代表,自己先去投考所谓“专制”的南洋公学。知识分子的游离意识是最可怕的,把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当作纯洁的社会运动者来描写,那是最危险的……学生代表肯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真太少了!

聂绀弩的《关于知识分子》则对曹文不以为然。他公开写道:

知识分子容易动摇是周知的。可是因此认为会宿命地变坏,给以过分的轻蔑,却反使知识分子走投无路,那也大可不必。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的大众,不用说是被全部地夺去了知识,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助力,知识分子如果能把最大的努力献给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是不会小的。

这个争论,对解释五四后知识界分化,是有价值的。鲁迅與周作人的分歧,其实也在这一点上。一个积极,一个消退。聂绀弩赞佩鲁迅,因为那思想里的积极因素。而周作人则滑入闲适的世界,对社会进步意义减轻。在聂绀弩看来,曹聚仁的文章乃周作人思想的翻版,对于急剧变化的世界来说,鲁迅式的精神界的战士,才是最为重要的。

出于对社会改造的考虑,聂绀弩欣赏走在战场的斗士,礼赞为社会进步的殉道的人们。他对于为学术而学术、超功利等字样,都不以为然,态度恰好像鲁迅对待自由主义文人一样。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杂文看来,聂绀弩对于京派文人周作人、沈从文、林庚均有微词。比如,林庚曾经礼赞天文学家的超然感,意在对为学术而学术说几句公道话。聂绀弩则云:“从这‘言论看来,却并未贯彻他的‘不为什么的宗旨。因为宣传‘不为什么,其实就大大地为了什么。为要阉割文学最强力的部分,使它成为无用的东西。”我们对比鲁迅对废名的批评,对朱光潜的微词,可以看到逻辑的一致性。从这个层面上说,聂绀弩很好地运用了鲁迅的资源与现实对话。鲁迅的朋友中,有此种论辩笔法者,的确不多。

五四之后,周作人、废名、曹聚仁的思想停留在非激进的学问的层面。他们涵泳着书斋里的学问,游移于时代,但暗暗与时代进行孤独的交流。此为哈姆莱特式的犹豫,在思想史上自有自己的价值。但在聂绀弩看来,如果只会在象牙塔里吟哦,却不能如鲁迅那样走到旷野里呐喊,世界永远是灰色的。此乃堂吉诃德的精神。而聂绀弩自己,也愿意做一名这样的堂吉诃德。

那时候的文化,左翼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自由主义则停留在“文化趣味”中。前者不得不考虑思想的明晰和战斗的有效性,后者却在文化的多维性里关顾文明的建构。聂绀弩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不能忍受自由主义的温吞,有一种殉道的快感在,勇猛的样子与鲁迅很像。但鲁迅晚年其实是在译介中思考现实问题的,没有把思考单一化。聂绀弩只是后来意识到此点,他晚年对舒芜这类人不一棍子打死,甚至多了一些怜悯,都与内心的转变有关。

鲁迅死后,聂绀弩有一阶段一直为捍卫鲁迅而战。《鲁迅的偏狭与向培良的大度》《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关于哀悼鲁迅先生》《“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人与鲁迅》《从<狂人日记>说到天门县的人民》等文,对鲁迅文本与思想,都有别人少有的体味。而且在批评一些文人歪曲鲁迅的时候,能以智性为之,都是难能可贵的文字。

在为数不多的文章里,他对鲁迅思想的把握颇为生动。他认为鲁迅最大的价值是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践行者。而这时候需要的是勇猛的战斗精神,鲁迅的不朽之处是他的批判精神的彻底性,这完全颠覆了过去的知识人的温吞、柔弱的形象,带来了刚毅不屈的精神。聂绀弩写道:

不错,鲁迅先生的思想,并不比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的改革思想的综合更多,他不是空想家,也不是什么思想界的怪杰之类,和每一时期的最进步的改革思想有什么本质的差异。然而鲁迅先生以前的改革思想中的人的觉醒的要素,有的只是不自觉的潜伏着的多少萌芽,有的又只闪着一鳞片爪的光辉;只有鲁迅先生的思想中“人”,才显著,自觉,贯穿组成而为有机的整体。

把鲁迅韧性的战斗意识看成其留下的遗产中最宝贵的存在,就与周作人、沈从文眼里的形象不同了。其实,聂绀弩何尝不知鲁迅更多的价值呢?但在社会黑暗的时期,这样面对鲁迅遗产,也可说是真实的内心的表露。

鲁迅生前死后,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冷酷的文笔,似乎没有温情。沈从文自己喜欢周作人,对鲁迅的赞佩中,也婉转说出自己的不满,以为缺少周作人的温情。聂绀弩对此颇不以为然,以为鲁迅的冷酷背后,爱意深深。他其实看到了鲁迅文本的复杂性。鲁迅的表述,看似无情无义,但外冷内热,有大爱于斯,怎么看不到其悲悯之意呢?深味鲁迅文本的聂绀弩,其实已经形成了辩证的逻辑。在微明里看到暗影,于无序中读出精神的确切性。聂绀弩对绅士者带有贬义的话语,其实多少是从鲁迅那里来的。

许多关于文学的论述及文化现象的论述,他都重复着鲁迅的话,以致看不出彼此的差异。比如《追论京派海派什么的》说:

“京派者”,官僚化、绅士化也。“海派者”,市侩化、流氓化也。“新京派者”,党棍化也。如斯而已!

这与鲁迅所云京派近官、海派近商,是相似的言论。他推崇这些文人之外的独立的知识阶级的视角,恰是那代左翼人士精神的一种解释。理解这样的话,只有在紧张的压迫时代,方有可能。

聂绀弩的语言有沉郁洒脱之气,亦会在修辞上多见智慧。鲁迅在《小杂感》里有一种缠绕的幽情,聂绀弩的笔锋亦似亦同。《强与弱》云:

强者,应该是弱者面前的弱者。

弱者,往往在弱者面前是强者。

强者面前的强者,才是真强。弱者面前的强者,才是真弱。

显然的是,这是对鲁迅的主奴观的一种仿效,但运用并不自如。鲁迅背后的尼采的影子和庄子的影子,聂绀弩似乎并没有。但他以自己幼稚的笔,重注鲁迅的主题,倒是见出其审美的偏好。

聂绀弩一生颇多传奇,其写作的兴趣亦广。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都有别人没有的因素。其中的观念,受到鲁迅的启示,思想显得不入时尚,而深意在焉。他评论金圣叹,笔笔有味,点到穴位,且妙思涌来,因为有鲁迅的参照,遂感叹其未能成为伟岸之树,连带对李贽,亦多惋惜。他以为如果李贽有金圣叹的文采,金圣叹倘有李贽的思想,庶几可成大家。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真的可叹者也。他研究《红楼梦》,说出别人没有的话来,可谓学林里的奇葩,这些有自己的咀嚼的偶得,也多鲁夫子思想的启示,说起来,非一两句话可以道清。

不妨说,早年他对于鲁迅的理解多在左翼的层面,狭窄的地方也是有的。后来经历大的苦楚,在近于死亡之所领悟到人间之趣,倒与鲁迅深层的意识相遇。晚年的他,在文格上大有五四之风,連带六朝的韵致,创造了文体的奇迹。

他在旧诗中,可说找到了真的自我,修辞与思想都以生命的体验为依,没有了对鲁迅简单的模仿,而在另类的叙述里,表现出鲁迅精神的另一面。比如以无畏面对荒谬,在无路中走路。比如笑对天下邪恶,困苦皆成虚烟一过。日常之物均可入诗,且自然无伪,大气淋漓。他叙述北大荒劳改的文字,没有孱弱的文人的吟哦,倒多了庄子式的放达。描绘读史的心得,有览万物于一瞬的通透。自嘲、观世、读人,将不可能诗化的词语诗化,完全是前无古人的独创。那首礼赞鲁迅的诗,乃非同寻常之作,对其精神体味之深,早非晚年所能言之:

晚熏马列翻天地,早乳豺狼噬祖先。

有字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无缘。

斗牛光焰宵深冷,魑魅影形鼎上孱。

我手曾摊三百日,人书定寿五千年。

诗歌完全没有士大夫的样子,杂文笔法和新文人笔法在旧体格律里自由跳跃,真真神来之笔。全诗是对现代以来苦境中的思想者的礼赞,灰暗中突生奇气,卷地潮声中,荡涤着污泥浊水。自从五四旧体诗式微之后,聂绀弩以神思与素心点铁成金,旧瓶新酒,味道醇烈。

钟敬文诗中谈到聂绀弩时有句:“人间地狱都历遍,成就人间一鬼才”,真是切中之言。聂绀弩不是悲观绝望的人,喜欢在日常中发现诗意,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入诗的句子都能神气地呈现出来,南社之后的诗人,大凡写旧诗,多没有这样的本领。

早就有人说,旧体诗已经难以翻出新意了,但聂绀弩却创造了奇迹。他随意翻动句子,许多俗语经由他的手而生出新意。在此方面有才华的还有启功、杨宪益等。启功是以幽默的口语入诗,白话的背后是雅的东西,多少有点士大夫的意味吧。杨宪益则洒脱磊落,是大的智慧,可谓独步文坛。聂绀弩比他们多的是底层的诸多受难的体验,他的旧体诗里没有旧式文人的那一套,词语都是现代的。借着古韵来说今人的思想,且反转摇曳,嘲人嘲己,明末文人的那些飘逸、放诞之举,我们在此都可以看到一二。

聂绀弩的不凡乃是其目光锐利,不为俗事所累。他在苦难里的自语,很有意思,大气得很。《北荒草》写劳动的诗句,真的妙如天音,如有神助。比如《搓草绳》描绘的场景本来枯燥得很,可是经由其笔,神乎其技,有天地气象:“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真乃绝唱。他在雅士们所说的不可入诗的地方,发现了诗意,我们看了只有佩服。他经常有些奇句入诗,都非生凑,而是随口涌出,水到渠成。《归程》有句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在世间流传很广。“归从地狱无前路,想上天堂少后门”,有笑里的无奈,刺世之音暗藏其间。《无题柴韵诗八首》之八云:“也曾几度上吹台,张吻学吹吹不来。从此改途吾拍马,一躬到地为背柴。道逢醉汉花和尚,口唱猥歌倘秀才。我喊姐夫他不悦,贫僧尚未惹尘埃。”此诗诙谐多姿,反讽的地方和戏耍的因素都在,是作者真性情的刨示,不似市井的俚俗,却有智者的闪光。书斋中人,真的写不出这些诗来。

人在放逐里,倘还有自由的心绪,一旦写下什么,总要有些别样的意味的。我的父亲和聂绀弩有相似的经历,在农场十几年的改造里,早年创作的灵感都淹没了,那原因是思想不能起飞的缘故。但聂绀弩却没有熄灭心灵的火,在逆境里还能笑对天下,自如往来在精神天地间。他的诗句是飞起来的,人被囚禁,而灵趣种种,万千心绪跳成彩色之舞,其诗见证了一个通达之人的心魂。有骨气和睿智的人,才能有此奇音。与六朝人的奇句比,聂诗绝不逊色。

世间因有了鲁迅,使我们窥见了战士的价值;因有了聂绀弩,才知道鲁迅的传统,是多么深厚。这个话题很长,百年间知识人的苦乐,多在这个传统里。而我们的后人,对此还有多少兴趣,已经不得而知了。

孙郁,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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