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于里

在微博上围观明星八卦并评点是非，是网友“可以取而用之”的权利。而一旦他们自认为处在道德制高点上，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权利”变身为“权力”行使，并视为乐趣。

微博从来都不缺八卦热点，稍稍回顾下近几个月以来就有好几起轰动全网的明星八卦，吴亦凡约炮传闻、王宝强离婚纠纷、乔任梁的自杀、张靓颖母亲撕女婿冯柯，除此之外每天都源源不断有着各种或大或小的八卦。越来越多明星感到微博的“不友好”，网友的围观和评论常令他们不堪重负，他们或关闭微博评论，甚至直接退出微博。虽然微博生态引起不少人的担忧、批评和反思，但这丝毫没有减弱网友对明星八卦的追逐和评论。究竟我们围观明星八卦的动力从何而来，我们从中又想获得些什么？

明星不是普通人

每当网友对明星的丑闻进行围观时，该明星的忠实粉丝都会跳出来维护自家idol，他们的理由是：我家idol也是普通人啊，他也有自己的生活，你凭什么围观他？

虽然我们能够理解粉丝的护主心切，但很可惜这个理由站不住脚，因为明星并不是普通人，这是明星的商业属性决定的，在消费社会里，明星其实就是一种商品。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指出，人们最热衷的消费活动是观看，因此，一个明星的商业价值首先就体现在他的曝光程度。我们看到的许多明星绯闻，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明星的宣传方故意放料给八卦媒体炒作的，为的就是赢得关注度。明星再利用曝光率和关注度，争取演出机会，获得代言，并赚得盘满钵满。你不能炒作宣传或代言的时候很来劲，等真正有什么丑闻曝光了，再哭哭啼啼说自己只想过普通人的生活，这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你捞钱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你一个代言的酬劳就相当于普通人工作10年，你说你是普通人，那普通人还真担待不起。

简言之，当明星将曝光率当成赚钱的工具，这便在无形中与公众达成一个契约：明星有凭借点击率捞金的权利，公众自然也有围观的权利，不能是你赚钱了我才能围观，你出丑了就变成我侵犯隐私了。

另一方面，只要是商品，必然经过包装，明星也不例外。这种包装，换个容易理解的词来说，就是“人设”，什么小鲜肉、清纯学长、男友力、女王攻，都是包装的结果。比如这一两年来娱乐圈一下子扎堆出现了一批“小鲜肉”，一部电视剧叫价几千万，一个代言上千万，他们除了有颜外多数没什么演技，有什么底气开出这样的价码？因为他们有疯狂为他们买单的粉丝，而粉丝爱上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颜，更重要的是他们“清纯学长”、“男友”之类的人设。既然你是我“男友”，那我就愿意为你买礼物，花钱买你代言的产品，看你主演的电视剧和电影，砸钱买周边，花时间刷榜，分工清晰地自动营销……

人设同样是一种明星与粉丝/路人之间的一种隐形的契约关系。“小鲜肉”通过人设赢得了粉丝的芳心、获得了路人的好感并大赚一笔，他同时就有义务在粉丝和公众面前维持好自己的人设—你是“清纯学长”，请表现出清纯正直温暖干净的气质，你是“老干部”，请保持成熟稳重低调安静。作为消费者，粉丝当然也有权实时关注商品是否如它所宣传的那样了，如果你卖的是“高冷禁欲学长”的人设，私下却约炮粉丝，这虽然是私德问题也不违法，但其实跟虚假宣传没两样，被人批评纯属活该。

因此，笔者认为，围观明星八卦无可厚非，明星让渡出一部分隐私也没什么好叫屈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隐私的边界在哪里？围观的姿态又该是怎样的？

窥私、宣泄与网络暴力

新闻理论是这么写的，“与普通公民相比，公众人物在社会地位和责任、社会资源、成名、宣传等方面享受到了较多的权利，他们必须牺牲另外一些权利以保证权利和义务的平衡。”明星让渡出一部分隐私，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明星就没有隐私。困扰许多娱乐记者的一个问题是，明星隐私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这可能得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与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关联程度，如果与公共利益相关，公众就有知情权。另一方面是明星作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比如你明星出轨、约炮，这乍看上去是私德问题，但作为公众人物也理应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你私生活不检点是会造成不良社會影响，媒体的追踪恰恰是种监督。但除了这两方面外，明星与普通人一样有个人生活及其场所，例如住宅、病房、私人宴饮和娱乐场地等，就不应该被擅自打扰，明星的家人好友等非演艺圈人士的个人隐私也不应被肆意侵犯。

不过许多围绕明星的八卦，恰恰是超出了这个范围。比如王宝强离婚，不少人开始杜撰王宝强与他儿子的亲子鉴定，说非亲生云云，并且擅自曝光小孩信息；乔任梁去世，关于他去世的原因却有非常离谱和夸张的传闻；张靓颖执意要嫁冯柯，“吃瓜”群众开始扒冯柯与某位工作人员的蛛丝马迹的联系，脑补出一场场大戏……这些八卦与公共利益没有一点关系，围观者满足的其实只是一种窥私欲，一种低俗的猎奇心理。

不难发现，明星的丑闻传播速度更快，围观者更多，尤其是明星的私生活、家庭纠纷和感情纠纷更是具有爆炸性的传播力。网友为何总爱盯着明星的伤口看？这其实有种隐秘的快感。就像某个“小鲜肉”，年纪轻轻能力平平却混到圈内一线，高冷、不可一世，不喜欢他的网友在仰望他的同时，其实也存在着某种嫉妒心理，这样的心理常常也有着来自现实生活不满情绪的转移和投射。“他凭什么啊？仅仅因为一张好看的脸？他真的那么完美吗？”网友期盼着把他拉下神坛，并狠狠地在他身上踩上一脚。仿佛只有明星付出了痛苦的代价，他们赚得盘满钵满才能得到祝福和原谅，网友也才能为自己平庸困窘的生活找寻到一丝慰藉—表面光鲜的明星也就那德行，赚得多又怎样，烦恼比咱多，普通人挺好的。

因此，有些人其实是故意去给明星添堵的，俗称黑粉。你凭什么这么火？凭什么这么多人喜欢？不行，我得报复你。在宣泄欲和报复欲的支配下，网络暴力便不自觉地出现了。尤其是在一些营销号断章取义或莫须有的炒作下，一身火气的网友轻易被引导，舆论漩涡中的明星微博底下的留言充斥着暴力、恐怖和狂热，令人触目惊心。

权利的代偿

热衷于围观明星八卦并不仅仅是中国现象，“寰球同此凉热”。不过，中国的八卦生态是否有什么独特的特征？

前段时间泰勒·斯威夫特与卡戴珊夫妇“撕逼”闹得沸沸扬扬，所不同的是，泰勒·斯威夫特和卡戴珊夫妇通通亲自上阵，公开在社交媒体或通过媒体向对方喊话，两方的明星好友公开站队，参与混战。这在国内娱乐圈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这一方面是明星不想公开得罪人—我们要的是表面上一团和气，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吃瓜”群众太热情了，明星不用上场，他们就可以替明星上阵撕个宏大惨烈你死我活，网络暴力非常严重。这种独特现象的出现，与我们的舆论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在中国，微博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工具，它其实已经是一个公共领域。而娱乐无疑是开放程度最高的领域之一，微博通过热搜等形式肯定和鼓励网友在娱乐新闻上发挥“个性”、行使“自由”，网友很自然地将精力转移到最少限制的娱乐新闻上去。

因此，在对明星八卦的围观中，承载的不仅是网友对娱乐事件的判断，也夹杂着他们对其他领域的表达和参与欲望。比如，网友一度最热衷召唤王思聪出来“主持娱乐大局”，这也是一种对监督权利的表达。

只可惜，小小的娱乐圈，单薄无聊的娱乐新闻，根本无法承载网友表达、交流、参与和决策的欲望，因此在微博这一公共领域里，鲜有公民意识涵养的时刻，更多的是乌合之众一拥而上的盲目和狂热。当无数人顷刻之间涌向明星微博底下爆粗，这场景就让人想起孔令飞在《叫魂》里所描述的场景：

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在微博上围观明星八卦并评点是非，是网友“可以取而用之”的权利。而一旦他们自认为处在道德制高点上，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将“权利”变身为“权力”行使，并视为乐趣。这时，他们尽可以高高在上、颐使气指、唯我独尊、凶神恶煞，他们在围观和评论中体验到了权力的快感（尽管很多人并不自知），并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