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反对的是激进自由贸易

徐秀军：全球化从技术层面来看是中性的，但带来的影响是非中性的，特别是在这一轮全球化深受信息技术发展驱动的情况下。信息技术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加剧全球利益分配不均衡的重要因素。技术是有门槛的，掌握新技术者和不掌握新技术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从全球化当中获得了巨大收益，因为全球化深刻改变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各个国家的发展。但是，收益分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两个层次。即便美国将出台保护主义的政策，我们也并不能由此认为美国就是全球化的受损者。它仍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甚至仍是最大受益者。但美国为什么还要加强保护主义的措施？因为它感觉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美国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在减少。但如果美国真的推行起反全球化的政策来，它自身受的损害最终会大于从反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做出的承諾不一定能完全反映在当选之后的实际政策中。美国历任总统均是如此。例如，在奥巴马第一任期，根据其本人承诺，到任期结束时才兑现六成，这在历任美国总统当中已是相当高了。也有一些评估认为，奥巴马竞选承诺兑现率不足五成。特朗普一些政策主张充满含混和自相矛盾，缺乏系统性，如能干满一个四年任期，要落实竞选承诺绝非易事，并且兑现率很可能会远远低于奥巴马。

刘玮：特朗普不可能推翻全球化的制度安排。全球化背后是一整套国际组织，它们的作用不会瓦解。特朗普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对外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就拿所谓中国“操纵汇率”问题来讲，2015年美国通过了一个贸易便利化与贸易执行法案，明确规定了认定一国是否操纵汇率的标准（对美有巨额贸易盈余、实质性的经常账户余额，以及持续性单向的外汇市场干预行为）。就算中国符合前两个条件，也不符合第三个条件，因为中国最近一直在通过抛售美元购买人民币来维持本币的币值稳定，减缓人民币贬值趋势。美国财政部刚刚公布的评审报告也对此作了说明，认为中国并没有操纵汇率。

这样一个评估标准自有法律程序，也明文规定了即便美国认定某国在操纵汇率，仍需首先与之进行磋商，即便磋商没有进展，惩罚措施也不是特朗普宣称的那样靠征收高关税这样简单苛刻的手段。而特朗普一度宣称的要征收中国产品45%的惩罚性关税，从目前来看很难完全兑现。只有针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301条款和“国际收支赤字”的122条款，能够授予行政部门权限来征收惩罚性关税。但按122条款规定，总统只可以以“消除大规模国际收支赤字”的名义，征收最高15%、最长150天的临时性进口关税。301条款确实授予了贸易代表办公室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的权利，但301条款能否重新启用，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可能会遭到来自商界和共和党内的反对。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政府肯定会针对中国增加“双反”（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强化国内贸易执法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诉讼。

周密：人们非常关心特朗普当政后美国会不会实施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应当看到，如果美国采取自我孤立的办法，对外大打贸易战，自身承受的损害要大于给别国造成的伤害。当然，如果美国现有主要贸易伙伴的供给能力可以被其他国家替代，美国能从别的方向以稍高价格买到所需商品，它仍然可以获得新的“贸易平衡态”，但这种“平衡态”的供给状况肯定不会优于先前。

特朗普推“再工业化”不符合经济规律

刘贞晔：从历史看，全球化分几个阶段，主导方式不停变化。第一阶段是1500年到工业革命时期，强国通过海上战争控制航路、击溃竞争对手商船船队寻求贸易垄断、建立主导性的全球贸易网络。第二阶段是英国工业革命之后，强国以殖民方式在全球进行原材料掠夺和市场扩张，这个时期的全球化本质上是种“帝国模式”，英国是霸权国。

第三阶段是二战后，世界各国间逐渐走向全球性相互依赖，国家间处理彼此关系的行为方式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认为以战争方式开疆拓土得不偿失，战争无异于商业自杀，美国靠贸易就能致富。这样的思维演变出“华盛顿共识”，试图把美国的模式、标准全球化，要在世界舞台上搞“统一标准”，把资本自由化推到极致、普及全球、改造世界。

但是在新世纪里美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与上世纪80年代大为不同。今天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竞争对手变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经济上崛起的日本、德国，它们与美国在政治上同质，经济上竞争，却并不会演变成冲突。但在今天，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同盟体系之外群体性崛起，给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带来深刻、甚至是根本性的冲击。近年来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货物出口国和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除中国之外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走的也是出口导向型发展路径，这些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完全可以在世贸组织谈判框架中阻止美国主导的任何提案，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已不可能再完全按照美国和西方的设计发展。美国只好重打鼓另开张推动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搞高门槛高标准的“小圈子”，但撇开了中国等占世界贸易量大比重的大多数国家，这条路注定走不通。

其实，国际规则是反映现实力量变化的。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球主要货物贸易量已经掌握在发展中国家手中，而不再掌握在美国手中，所以美国对货物贸易规则的制订正在失去影响力。当然，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仍然占主导，有能力改变相关规则。

2016年，西方发达世界针对自身在贸易中的被动地位和工业“空心化”问题掀起了反全球化浪潮，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甚至提出了要推动美国“再工业化”。其实，导致西方国家在全球经济贸易上面临困境的根本原因并非他们所指责的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遵守贸易规则”问题。究其原因，是资本天生寻求高回报率。今天来看，资本并非被限制在20来个发达国家内部，更不是锁在美国的领土内。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美国的理论和商界精英开始推动把美国的资本投放到全球来实现最高回报率。在这方面，美国曾经是成功的，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历几十年的发展和建设，已经从殖民地独立后的落后状态中建立起了现代国家制度，具备了经济发展所需的稳定和教育普及，劳动力价格保持低廉，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资本来到发展中国家寻求更佳配置，于是形成了工业“空心化”、制造业向外转移的现象。

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说，在21世纪你看到的是拿钱赚钱，这是一个迅速积累的过程，全球财富迅速集聚，赚的是马克思都没法想象的超级利润，其他所有人都变得贫穷。奥巴马想做出改变，然而他无力改变全球资本流向发展中世界寻求高回报率。特朗普扬言“筑墙”，难道他比奥巴马厉害，能把全球资本捆绑在华盛顿、制止资本不往发展中国家跑？这基本上是缘木求鱼、糊弄美国广大选民和普通老百姓嘛！美国的长项在于服务贸易、尖端技术、大学教育水平，如果它非要在传统制造业领域与中国这样的国家拼，很可能是死路一条。

周密：特朗普上台后，要推动更猛烈的“再工业化”。但他終将意识到，奥巴马执政八年间，美国通过了《清洁空气法》，亲近清洁能源的工业模式已经建立起来，那些重工业不能再按原有模式重新建立起来，只能更多依赖技术进步，而这又必然带来成本的上升，从市场的角度看超大规模的“再工业化”仍会面临缺乏动力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人才结构的问题。美国从工业化社会发展到后工业化社会，转型是个很不容易的过程，大量制造业外流、失业率上升，要让制造业回归，人才的重新培养的问题恐怕需要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而特朗普还要限制外来非法劳工、收紧移民政策，这就使得他执政期间必须面对人才供给结构化差异过大的问题，在结构差异过大的情况下制造业重回美国是不符合经济基本规律的。

还不到说“TPP已死”的时候

徐秀军：特朗普反对TPP，究竟出于什么考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回头看当初美国为什么要推动TPP。我们假定，国家是个理性行为者，那么它的选择应是基于各种利益的综合考量，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奥巴马政府当时锁定TPP，抢过主导权投入巨大精力加以推动，最终签署了该协定，主要还是因为希望绕开已实际失败的多哈回合谈判建立更高的贸易标准，以确保美国始终是从全球贸易中获益最多的那一方。国际规则是非中性的，只有在新的国际规则当中塑造了新的优势，才能在非中性的国际规则当中分得最多利益。特朗普声言废除TPP，这表明相关政策会随之发生重大调整。然而特朗普这么做谈何容易？！TPP谈了整整六年，各方为达成协议都做出了重大妥协，如果改变旗号另开张、选择一个新的依托，成本将是相当大的。

如果真的这么做，那他也一定会以某种其他形式推动重塑美国在国际贸易规则中的优势。所以，特朗普即便不要TPP，也不会完全抛弃TPP谈出的成果。他有可能对这些成果修修补补，增加他希望有的内容，然后以新的形式主导国际规则。

一些媒体说“TPP已死”，我看还不能这么下结论，需要进一步观察。短期内TPP搁置的概率很大，但经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复活，比如与某些国家签署双边协议以及相关附加议定。现在还不能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就一定代表将来具体的政策取向。美国总统尽管行政权力很大，但仍是受到制衡的，总的来说否决一件事情相对比较容易，但推动做成什么新的计划就不会那么随心所欲了。

刘玮：奥巴马政府通过推动TPP重新塑造国际贸易规则，修正自由贸易制度，实践美国的所谓“公平贸易”理念，而居于这个“公平贸易”理念核心的是汇率公平、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国企标准等。虽然有不少对我们不利或中国无法适应的条款，但也有对世贸组织规则的创新，尤其在国内监管层面，涉及了国内公共政策的一些领域，比较全面和深入。特朗普反对TPP的一个基本背景是美国国内对它的分歧确实非常大。特朗普政府肯定会暂时放下TPP。他对美国贸易决策体制也将做出调整，在白宫新成立国家贸易委员会，可能会削弱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影响力。美国贸易代表的主要职责是推动多边和FTA谈判。所以，特朗普执政初期不会再去重点推动相关领域谈判，但在双边渠道应该会谋求有所作为。当然，也不排除其在2018年之后，通过“更名”、追加附属协议、与日本优先达成双边贸易协定等方式，重新拾起T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