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

〔摘要〕 没有社会的公正便没有社会的和谐。当可以支配社会资源的社会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规范和严格监督时，社会公正便难以保障，不公正现象随之而来：腐败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以利益集团化为主要表现的社会结构性不公正；收入分配的不公正导致明显的地区差异、城乡差异、群体差异；人为造成的制度安排上的不公正使得户籍问题、教育资源分配问题凸显。上述问题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构建公正社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种方向。

〔关键词〕 腐败；利益集团；收入分配；制度正义；社会公正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2-0050-06

继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出版《正义论》之后，公正已经成为西方政治哲学中最重要的一种思潮。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讲到，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其中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1〕罗尔斯的正义论是对西方社会自身危机的一种政治哲学思考，但公正社会的目标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主题则从来没有停止过，或者说社会主义运动对于推动社会公正起到决定性作用，构建公正社会也是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种方向。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转型社会的秉性往往带有不公正性，诸如腐败问题、社会结构性问题、制度安排的不公正问题及由此带来的城乡二元发展、贫富差距拉大等等。就此而言，公正是当下中国社会最迫切的一种价值诉求。

一、腐败是最大的社会不公正

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都是因为社会的不公正。社会公正往往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联系，规定着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在社会群体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适当安排和合理分配。但如果可以支配社会资源的社会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和严格监督，社会公正便难以保障。特别是当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的分配权力掌握在极少数拥有特权的人手中时，腐败便会油然滋生，并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成为社会毒瘤在一段时期愈演愈烈。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与此同时社会问题也凸现出来。当社会结构中的群体及社会成员集体默认不正当的利益互惠是相互联系惯常而有效的方式，用以交换的权力被权力的使用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个人私权利而不受监控时，滋生其中的腐败思想也就会被拥泵者认为是社会权力运作的重要方式和基本准则。此时，原本来自于人民的公权遂成为上述拥有权力的特权群体中饱私囊的手段和方式，权力也就成为既掌握权力又难以监控的社会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捷径。

2012年11月17日，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就深刻指出：“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 近年来，腐败逐渐呈现出的群体化、高官化、巨额化、期权化、潜规则化、国际化、新型化、学术化特征，反腐成为摆在新一届领导人面前的一道难题。面对严峻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严肃查处腐败分子。从2012年12月6日李春城接受调查起，到2016年4月20日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孔令中被降职为止，共有110名副省级以上官员被查。此外，中国军方还先后十余批次发布“打虎榜单”，有近50名“军老虎”被公开通报，涉及中央军委、四总部、陆海空三军、二炮、武警，以及多个军事院校。值得注意的是，接受组织调查的百余名省部级高官中，包含政治局委员4人、中央委员10人、中央候补委员13人。〔2〕另据中纪委官网统计，仅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20日期间，全国查处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就有80516起，共查处人数达91550人。十八大以来，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蒋洁敏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相继浮出，山西塌方式腐败，湖南衡阳、四川南充、辽宁系统性贿选案……腐败案件的性质恶劣程度，查处的腐败金额数目之巨，腐败案件涉嫌人数之多使得腐败问题成为困扰着当下中国的重大忧患。查处的相关人员中，有的妄图攫取党和国家更大权力；有的则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兼具，通过利益输送相互交织，搞团团伙伙、结成特殊利益集团；有的搞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等。凡此种种，无不是践踏党的基本路线和组织原则，使党内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污染了政治生态。2015年10月12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任蒋洁敏因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蒋洁敏在担任中石油主要领导期间，违反有关规定，通过利益输送帮助他人获得了9个油气田区块的合作开采权，致使他人非法获利达30.4696亿元，迅速获得巨额利益，致使国家财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3〕如果掌有实权的政府官员同时又以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仲裁者和参与者等多重身份出现，由此便会导致“利益输送”、“钱权交易”肆虐，权力的滥用也使得腐败猖獗，社会公正难以正常显现。腐败作为社会的突出问题，不仅损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其挥霍的更是基层老百姓对党的信任，使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却信心。腐败的存在和蔓延直接影响国家职能的正常履行，延误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侵蚀着党的执政基础，使得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更加曲折和艰难。

“百代兴盛依清正，千秋基业仗民心”。约瑟夫·奈说“中国共产党最近的反腐工作深得人心，就是在增加党的软实力”。只有从严治党，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才能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十八大以来，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一大批位高权重的高级领导干部受到了查处，显示了党中央严厉惩治腐败的决心和意志，极大地震慑了腐败分子。

二、社会结构的不公正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我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但随着改革带来的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原有的利益格局随之进行着调整、分化，不同利益主体、利益集团之间显现出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和利益交锋。在现实中国政治中，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容回避的显性政治力量，执政党也明确提出利益“表达权”问题。〔4〕社会结构的不公正性突出表现为社会结构的利益集团化问题，而利益的多元化或利益性质的不同则决定着利益集团的多样化，诸如公共利益集团、特定人群权益型利益集团、经济利益型利益集团等等。在现实政治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利益集团就是经济利益型利益集团，根据中国的利益集团的组织狀况及其在政治经济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我们把中国的利益集团的社会结构分为几种具体形态。

第一是官商联盟型。这一类型利益集团逐渐在中国兴起，并在政策制定过程的具体阶段发挥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对政局影响最大，对社会结构公正危害也最大。当今中国现实情况中地方官员多存在“官商勾结、靠山吃山、小官大贪”等情况，表现为官商勾结，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他们或者利用职权为亲属子女经商、办企业提供方便；或者与企业老板明通暗连，利用职权直接插手工程项目和土地开发，在土地出让和建设规划开发中权力寻租，进行利益输送。而在政治高层中，则往往因拥有更大权力而使得问题更为复杂。2014年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物，滥用职权等问题浮出，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一个以令氏家族为核心，主要成员由晋籍高官组成的“山西会”浮出水面，引发海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此类利益集团常常官商勾结，商界借官员的巨大资源获利，官员拥有未能监控到位的资源权力，进一步利用商界谋取升职筹码，彼此实现交替上升。

第二是机会垄断型利益集团。虽然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人力资源就被提升到企业战略的高度，但国有企业用人机制中往往未建立起市场化的竞争模式、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方式及市场化的分配机制等，普遍存在选人用人工作不够规范的问题，“近亲繁殖”现象比较突出，小圈子内提拔任用现象比较严重。既缺少外部竞争、外部约束，也缺乏内部的自觉性。例如，2016年，在中共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中曝光工商银行“近亲繁殖现象比较突出，总行管理的691名干部中，220名干部的配偶、子女共240人在系统内工作”。〔5〕这一情形在国有企业看恐怕不仅仅在工商银行存在，这种建立在不公正竞争机制基础上的利益集团往往为保护权益的垄断，阻碍正常用人机制，阻碍公平竞争，甚至排斥他人进入。“近亲繁殖”等不正当的用人机制、提拔机制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也增添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第三是行政垄断型（即权力垄断）。“行政垄断”是中国特有的一个概念，包含有政府直接行使垄断权力的 “政府垄断”（比如酒类专卖、烟草专卖）和政府将垄断经营权授予某一企业的 “政府授予垄断”两种形式。行业垄断公司背后都有行政主管部门，往往是行政权力保护着垄断行业的垄断利益。在这种条件下，垄断公司本身就是庞大的利益集团诸如石油行业的中国石油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电信产业的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电力行业的中国电网公司和几家发电公司；邮政行业的中国邮政总公司，铁道行业的几家铁路总公司，燃气行业的中国天然气总公司等等。行业垄断公司往往追求狭隘的不法利益，运用强制手段，限制竞争，给公平竞争秩序带来不良影响，侵害了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使得企业进入市场机会的不平等。

综上，特殊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不断寻求权力的谋取与利益的粘连，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严重阻碍，连李克强总理都感叹“现在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时讲到：“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对周永康、令计划、蒋洁敏等利益集团的立案查处，便是中国共产党对自己所处新局面的清醒认知，是斩断权力与利益勾连的链条、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体现。

总之，当今社会，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已不再是社会争议的唯一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争过程中的不平等。在现实中国政治中，利益集团已经是不容回避的显性政治力量。〔6〕这些利益集团在公共政策的形成中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作用。他们具有共同的特殊利益，向着共同的目的集合并采取联合行动，互相充当保护伞。一方面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是改革开放既得利益分配中最大获益团体；另一方面，“特殊利益集团”联手对政治经济产生较大影响，乃至影响时局，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中的严重障碍，阻挠改革的前进。

三、收入分配的不公正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既有的大锅饭式利益均等、成果同享的“绝对公平”被打破，竞争成为新常态，在新的效率经济和竞争经济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支持和践行着改革的各项方针政策，推动整个国家的进步与发展，甚至为此做出奉献和牺牲。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分享改革红利时，经济利益分配更需体现公正性，才能实现改革利益共享，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但一段时期以来，在土地承包、土地征用、城市拆迁、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安置和保障农民工权益等工作中，对群众利益处理不当，使得影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及和谐稳定的社会氛围的消极因素大量存在。这些消极因素与政治经济利益集团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利益交锋交织在一起，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小的冲击，加之国际环境的诡谲多变，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十八大政治报告再次对“公平正义”做出解读：“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

但当前，在分配领域依然存在诸多不公正现象，即使在2015年实现了医保城乡全覆盖，也只是最为初级的社会保障，并不能保障人民有尊严地生活。社会财富的不合理分配机制也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行业差距。国际上，经济学家们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①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15年1月20日发布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7〕这是基尼系数自2009年来连续第6年下降，不过，这一数字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国家统计局2016年4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按常住地分，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2.59，虽比上年同期缩小0.02，但也仍保持着较大倍差。〔8〕近年来，国家虽不断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出台诸如包括养老金并轨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加强法制建设等措施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等民生政治政策，但在现阶段，在基尼指数依然在“警戒線”之上的情况下，仍需不断调整结构性不公正，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改革成果共享。

“公正的小康社会”是现实的迫切需求。现阶段，新的社会阶层出现，利益诉求日益多样化。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勒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其中包含“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国民收入分配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各生产单位和非生产单位以及居民中经过初次分配、再分配和最终分配三个过程。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当前，国民收入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失衡，特别是在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过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过低。分配制度直接牵涉到广泛人民的利益，能否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方式之间的关系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从2003年开始，党中央再次强调让收入分配的结构更加合理化，“十二五”、“十三五”规划都在强调提升第一次劳动收入分配的比重，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更好地解决。

首先表现为地区间收入分配不平衡，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东部与中西部的收入差距拉大。东部地区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收入，且在全国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中西部地区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在全国所占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其次，城乡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研究发现，就农村和城市各自的收入分配差异程度来看，收入差距并不大，但城乡综合后的基尼系数都达到了超过国际警戒线的超高值，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目前，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增大，有机会离开农村的人致富机遇增大，而继续留在农村靠农业获得收入的人难有较大改观；再次，收入群体分配的不均衡，贫富差距扩大，收入向高收入人群集中。目前中国高收入人群多集中于金融业、房地产、电信业、电力工业等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中；若以职业群体划分则集中于企业高管，垄断企业中层以上职务人员，外籍个人，规模较大的私营企业主等。再次，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财富的分配获得方式的不公平，造成了收入分配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要素财富以权力的方式获得，而非以市场价格机制决定，导致许多国有的、全民的资源成为占有者获利的私人资源。权力成为占有资源的隐性条件，并获取暴利，从而导致百姓对改革的误解和偏读。在社会中与权力中心相距愈远，占有资源和信息愈少的低收入民众便会财富持有最少、收入分配比例最低、消费能力最弱。最后，仅仅依靠工资作为收入主要来源的单一收入来源群体，因工资决定机制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等微观分配机制的系统性“缺陷”而难以随着企业效益发展而同步提高收入。加之，政府再分配调节力度不够，社会保障不够健全，整个社会缺乏健全的居民收入监控体系，个人收入不透明，政府很难全面对居民收入分配进行再调节。而另一方面，在中国个人所得税征收制度中，当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主体绝大多数是中低收入居民。

四、制度安排上的不公正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了，但是在很多领域的很多制度安排上依然具有计划经济的后遗症，一些不公正是由于制度安排所致，可谓是人为的不公正，诸如人人都能感受到的户籍问题以及教育资源分配问题。

第一，户籍制度导致农民工在城市的各种权利得不到相应保障。原意义上的户籍制度的主要功能为便于治安管理和人口统计，但由于中国城乡、地区资源的不平等性，使得户籍制度还具有政治经济功能，也使得平等的公民因户籍制度附加的福利待遇的不同而导致事实的不平等。如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在所在城市享受相应的户籍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特别是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准入制度，虽然对社会开放，但因其高门槛，对条件难以达到的农民工几乎不可能顺利落户，也就难以享受与户籍制度相挂钩的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同样为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农民工因户籍制度导致的不公正待遇，直接影响到农民工的切身利益，如养老、住房、医疗保障、子女入学、就业机会、失业保障等等。户籍在中国国情下带来的不仅仅是城市和农村称谓上的变化，更影响着寄存于户籍制度中的城乡间不平等福利待遇，不同地区间的福利待遇，甚至对农村人口的歧视。2016年的户籍制度改革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但有些地方虽然取消了户籍形式上的差异，户籍背后的公共服务差距却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此次户籍改革强调严格限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建立积分落户制度。积分考核中设立的学历、社保、住房等高门槛也难以体现不同阶层的公正性。以北京为例，2010年底到2011年初，北京市政府相繼出台针对汽车和住房的“限购令”，非北京籍居民要想参与购车摇号或购买楼房，必须“持本市暂住证且连续五年以上在本市缴纳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对于流动性较大的农民工而言，这一条款往往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再如设置的诸多门槛，使得异地务工人员子女入学困难。仍以北京为例，孩子上学需开具的“五证”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随迁子女的就学之路。诸多不公正待遇往往使得农民工难以获得对所居住城市的归属感，而成为生活在农村和城市的边缘人。

第二，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正。教育资源是教育经费、教育设施、教学与行政人员等一系列与教育有关的资源，是在教育过程中投放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总和。〔9〕保障绝大多数人获得教育公平的权利是中国教育大众化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公平观的客观要求。现实情况依然存在各种各类的教育不公正现象。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教育质量区域分布不均，重点和普通学校之间教育资源分布不均，所属部门间差异巨大，如所属教育部、省属、市属学校间在教育经费、国家和政府支持力度等相关资源占有力度是极为不同的。以高等院校为例，我国高校的数量在各个省级行政区之间，各地区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分布不均衡现象。东部地区拥有绝大多数的重点大学，而西部教育资源则投入不足，教育发展整体水平相对落后。校院之间因重点与非重点区分也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985、211院校与普通高校之间，国家在财政拨款力度上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前者在资源占有和核心竞争力上居于明显优势。2016年6月，《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国家语委关于宣布失效一批规范性文件的通知》（教政法〔2016〕12号）宣布失效的382份文件中有8份与“985”“211”工程有关，意味着今后国家给985、211高校的拨款将停止，中国正式启动大学“双一流”建设。根据该方案，力争到2020年，我国若干所大学和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虽然如此，但多年来国家重点扶持积累下的重点院校依然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持续着资源优势，马太效应明显。与之相对的普通院校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实验仪器设备陈旧，更新无力，科研条件无法保障，即使有相关的科研人员，在科研成果上也无法与拥有先进仪器设备的重点院校相比，申请高级别的研究课题基本难以立项，科研经费难以保证，从而落入恶性循环的漩涡。这种对名校的过度优先扶持政策已严重违背了公平的起点和过程的机会权利均等原则，导致教育领域内部资源在地区内、区域内学校间差距不断加大，造成了教育的不公平，违背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本质要求。教育公平问题的产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在资源配置的时候就是效率优先而不是公平优先，最终强者更强，弱者愈弱，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少。市场无法有效推动资源配置，民办教育不具备与公办教育相竞争的资源与制度依托。

五、公正社会：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种方向

国家发展是梯度式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前三十年解决的主要是建国问题，即建立基本的权力秩序而让中国人民站立起来，解决的是不再“挨打”问题。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重点是经济增长问题，解决了“挨饿”问题，并逐渐总结出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理论。但是，没有社会的公正就没有社会的和谐，因此在大规模的“维稳政治”之后，改革的核心便是解决各种不公正问题。

从2013年开始，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公平正义问题是解决中国改革发展所面临的重大矛盾问题的关键，是推动改革开放和实现社会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的关键。只有立足于公平正义才能确保社会的安全运行；只有立足于公平正义，才能确保社会持续而健康地发展。〔10〕在2016年4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23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既要往增添发展新动力方向前进，也要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方向前进”。可以认为，“公正社会”已经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种指导性方向。

公正是社会的真实诉求，老百姓最渴望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不公正。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虽然现阶段我国的生产发展和物质财富都有了极大的增幅，但毋庸置否的是由于改革不到位而导致的不公正的制度安排，社会结构性不公平不公正，收入分配的不公正等等，导致诸多问题凸显。社会成员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不平等，不仅影响个人生存质量，也会加剧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摩擦，影响社会稳定。这更需要政府加大改革力度，破除体制中的种种弊端，弥补体制中的漏洞，建立公平的标准和程序。

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是我国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形成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一个重要的核心理念便是如何在公正思想指导下进行改革，如何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很多场所、很多层面都讲到公正，如公正的社会环境、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而导致的不公正、以发展促公正等，并要求将公正原则贯穿在机制制度、法律规定和政策之中，主题则是“制度公正”，强调通过制度安排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基于改革以来形成的治国理政经验而创新的执政理念。其中共享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既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准则。共享的内涵是实现公平公正，不断满足弘扬社会公正价值取向的政治价值诉求。“五大发展理念”的价值原则就是建设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事实上，五大发展理念的“共享”就是公正社会的另一种表述，比如“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注重机会公平，保障基本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小康社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参考文献〕

〔1〕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八论全面从严治党系列特稿之三：“打虎拍蝇猎狐”：铁腕反腐交出沉甸甸的成绩单〔EB/OL〕.人民网（2016-10-22）[2017-02-10].http：//fanfu.people.com.cn/n1/2016/1022/c64371-28798692.html.

〔3〕劉铁男蒋洁敏出镜自述：利令智昏、我是中石油的历史罪人〔EB/OL〕.央视网（2016-10-25）[2017-02-10].http：//news.youth.cn/sz/201610/t20161025_8782339_6.htm.

〔4〕 〔6〕杨光斌，李月军.中国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利益集团及其治理〔J〕.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2009（1） .

〔5〕中共中国工商银行党委关于巡视整改情况的通报〔EB/OL〕.人民网（2016-04-26）[2017-02-10].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6/0426/c1001-28306548-2.html.

〔7〕 中国基尼系数六连降 贫富差距仍超警戒线〔EB/OL〕.中国新闻网（2015-01-20）[2017-02-10].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1-20/6986564.shtml.

〔8〕 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8.7%〔EB/OL〕.人民网（2016-04-15）[2017-02-10]. 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6/0415/c1004-28279307.html.

〔9〕黄静.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衡及其对社会公平的影响〔J〕.理论与当代，2009（5）.

〔10〕吴忠民.公平正义是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公平正义观的形成及基本内容〔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2）.

（责任编辑：周中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