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中心

2017-03-20田子渝

决策与信息 2017年2期

[主持人语] 嘉兴学院红船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学《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田子渝

今年是武汉建市90周年。很有幸，武汉市既是大革命时期的赤都，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镇，90年前在这块热土地上，演绎了中国大革命最火红、最激情澎湃的一页。红色的中国，在这里发生了历史的巨变，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国民革命狂澜席卷大半个中国。大革命失败后，武汉不仅见证了这一民族悲剧的发生，还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召开了“八七”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伟大转变。就在这个拐点，历史不仅赋予了武汉为大革命的中心地，而且也成就了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前沿阵地，请见《1927：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的中心地武汉》。

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的文献标志，是中共五大。马克思主义不是死板的学说与教条，她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真理，她来到中国，是作为复兴中华大业、民族解放的思想旗帜，因此在传播之初，中国共产党人就努力将她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时瞿秋白在武汉所说“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表述之一。1927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最危急的关头，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制定革命的战略、策略与方针，体现了党的集体智慧，彰显了大革命时代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萧甡教授是我国研究创建大革命史的著名专家，他站在新的高度，重新审视了中共五大，所撰写的《浅析中共五大的理论成就与不足》，使我们对这次颇有争议的会议有了新的认识。华中师范大学党史知名学者、国家社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遗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的首席专家李良明撰写的《罗亦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贡献》，以通过在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转型史，记载了时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对时局的认识与对策，以个案体现了武汉是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一个例证。青年图书管理员田雨，从文本的角度记录了列宁主义在武汉地区的早期传播，文章虽然不长，但却是第一篇阐释列宁主义在武汉传播的文章，特别是通过在武汉产生的第一部《列宁主义概论》中译本的介绍，用一个文化载体说明了大革命后期武汉已成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中心。

[摘要] 1927年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武汉一度成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中心，史称大革命赤都，即为大革命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个时期，我们党的主要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聚集江城，使武汉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中心。尤其是当时媒体的有力推动，武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其中一个重要特点是，前所未有的数量和质量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问世，在当时，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完整表述，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地的思想标志，从而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

[关键词] 1927；武汉；马克思主义；中共中央；武汉国民政府；长江书店；《向导》；《中国青年》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010-12

在1927年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中，武汉成为世界聚焦的大都市：轰动世界的大革命在这里进入高潮，继而大革命在这里彻底失败，继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土地革命又从这里开始。

风云际会，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较量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在神州大地上演绎并谱写了壮丽的篇章。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大变局成就了武汉担负起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早期传播的中心重任，科学社会主义在这片土地上与中国革命相结合，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结晶：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

武汉成为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一）大革命中心北移，武汉成为大革命的赤都。1926年底，随着北伐军光复武汉三镇，大革命浪潮中心由珠江席卷到长江中游。是年11月26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正式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布停止办公，第一批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工作人員出发北上。

12月10日，宋庆龄与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国民政府顾问鲍罗廷抵达武汉。鉴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在广州停止办公，“如武汉亦不能办事，则中央政府势将中断，不但办事困难，且恐发生危险”[2]，在武汉的中央同志举行谈话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暨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简称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在武汉开会之前执行国民党最高职权。1927年元旦，武汉临时联席会议宣布正式在汉口办公，并发布命令，划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定名武汉，作为国都。

1927年3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会议坚持国共合作原则，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3月20日，新当选的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红楼宣誓就职，武汉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武汉国民政府鼎盛时期，辖区包括广东、广西、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四川、贵州、甘肃、陕西、河南等10多个省份。军事上进军河南，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武汉革命政府采取一切宣传措施，积极发展新闻出版事业，发挥媒体鼓吹革命、宣传主义的喉舌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新闻出版业盛极一时，涌现出新报刊80多种，新创通讯社约16家，使武汉成为占据中国革命文化与舆论的中心。

（二）中共中央迁到武汉，使武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中枢要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武汉，主持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随着北伐军进军武汉，中共中央一批重要干部陆续来到武汉。1926年9月，张国焘作为中央驻汉代表来到江城。1926年12月13-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项英、瞿秋白、李维汉等，共产国际代表魏经斯基和鲍罗廷以及毛泽东、董必武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关于国共两党联合战线，推进国民革命向前发展。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委员项英、张太雷抵达武汉，党团的重要干部毛泽东、恽代英、罗章龙、李立三、刘少奇、吴玉章、林育南、陆沉、聂荣臻等，按照中央指示也陆续到汉工作，加上原在中共湖北区委工作的董必武、陈潭秋等，党在武汉地区的干部阵容很强，已远远超过其他省份的党组织。大约在1927年初春，在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成立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汉口临时委员会。

武汉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中央迁移武汉的行动加快。1927年3月中旬，中共中央局委员瞿秋白从上海抵达江城。4月10日，另一名中央局委员彭述之也到汉。在国外的中央局委员蔡和森比彭早7天从广州经长沙抵达武汉。从此，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5位中央局委员在汉口的就达4人，唯有陈独秀一人在上海。

4月4日，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共湖北区委成员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由中央执行委员、湖北区委与共产国际代表组成联席会议常务委员会，选举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为常委，同时宣布中共中央汉口临时委员会解散。会后，常务委员会致电陈独秀，催请陈速来武汉主持中央工作。在陈未到之前，这个委员会事实上开始行使中共的最高职权。

4月中旬，陈独秀到达武汉，并立即主持4月18日和20日的中央会议。至此，中共中央开始在武汉领导全党并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合作，领导武汉国民政府。此前，如果说中共中央各机关迁汉时间是从1926年冬开始的话，到1927年5月下旬，这种迁移宣告结束。

这里特别指出的是，从1927年2月开始，中共中央中宣部的人员均陆续抵达武汉，4月蔡和森来汉后，随即主管了中央宣传部的全部工作。中宣部先后在汉口胜利街185、187号和汉口后城马路的一个巷子里以及汉口铭新街13号等处办公。毫无疑问，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当时中宣部的重要工作之一。

（三）黨的主要政治家、思想家、理论家聚集江城，是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主体决定性力量。随着中共中央进驻武汉，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等中共要员齐聚赤都，他们不仅是党内主要领导人，更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力军，承担着全国马克思主义宣传及舆论导向工作。在武汉，他们撰写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述，发表了大量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于大革命的文章，如《十月革命与中国革命》（董必武）、《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陈独秀）、《列宁论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魏琴）、《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民主主义与封建势力》（恽代英）、《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张太雷）、《列宁主义是否不适合于中国的所谓“国情”》（彭述之）、《无产阶级的文化与艺术》（仲云译）等等，这些文章都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与中国国民革命相结合的成果。

农民问题是当时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但兴起的农民运动不仅遭到反革命的攻击，也遭到革命队伍里的某些人的指责，农民被污蔑为“匪徒、惰农、痞子”等，为了反驳对农民运动的各种污蔑，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1月，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到湖南进行了为期32天的考察，2月在武昌完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撰写，热情地赞颂了农民运动。文章在《向导》刊出一部分后，被瞿秋白印成单行本，起名《湖南农民革命（一）》，并撰写序言，指出：“中国农民要的是政权，是土地。因为他们要这些应得的东西，便说他们是‘匪徒。这种话是什么人说的话！这不但必定是反革命，甚至于不是人。”“中国农民都要动手了，湖南不过是开始罢了。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3]

几乎在同时，在武汉瞿秋白自编《瞿秋白论文集》，共收入他于1923年初至1926年底的文章174篇，附录6篇，歌曲1首，共915000字。这是瞿秋白生平中自己编集的唯一一部综合性集子。集子的主题思想是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国情，“呈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用革命理论于革命实践上的成绩，并且理出一个相当的系统”，以利于革命实践；瞿秋白强调，“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脱离”。论文集集中批判了当时各种错误的国情观，努力探索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性质，探索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战略、策略、领导权与前途等问题，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优秀著述，代表了武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四）革命的新闻出版是推动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重要信息中介。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媒体的中介作用，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毫无疑问，在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媒体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当时的媒体出版社与报刊分别是：

出版社有新青年社和长江书店。

新青年社成立于1920年8月，下辖编辑部和发行所。编辑部主要负责《新青年》编辑；发行所主要负责出版书籍、宣传印刷品。因风行全国的《新青年》（北京）已于1926年7月停刊，因此，武汉时期的新青年社实际上取代了《新青年》的影响力。大革命失败后，即1927年7月，新青年社很快出版了《俄国革命运动史》，遗憾的是很快便告结束，但历史的印迹深刻。

汉口长江书店是大革命时期在武汉鼓动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出版发行机构。长江书店是中共中央继上海书店（1926年2月被军阀封闭）之后，在武汉创办的出版机构，由中共中央宣传委员瞿秋白主管，毛泽民筹办，苏新甫任经理。书店选址在汉口后城马路与济生马路交会处（今汉口六渡桥人行天桥东北侧）。1926年11月开始营业，当年12月1日正式开幕。随即书店在广州、成都、重庆、长沙、南昌、安庆、万县及九江等地广设分店。其功能，用时广告语：“本店经售向导社、新青年社、中国青年社并一切关于革命的书报，‘没有革命的理论便不可能有革命的行动，本店愿意于这革命高潮中供给革命民众以研究高深革命理论的材料，凡我革命同志欲购阅革命的书报，请移至敝店可也，地址后城马路上首济生路口。”[4]书店附办长江印刷所，设在汉口济生路福生里。7月20日，书店被武汉国民政府查抄。

在武汉时期，新青年社与长江书局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是一体两面。许多书的编辑出版是新青年社，发行、经销是长江书店。这一时期，新青年社与长江书局究竟出版发行了多少书籍，由于缺乏权威的统计资料，因而尚难认定，但就笔者收集到的部分著作足以说明，这个时期我们党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大大超出了以往历史任何时期。这些著述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再版。以往出版的重要马克思主义书籍，几乎均再次发行出版，如《共产党宣言》《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一类是新出版的书籍。如《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马克思主义概论》。新青年社与长江书局出版、发行、经销的书籍见下表。

当时武汉地区的报刊主要有：

《向导》周刊 1922年9月在上海创刊，是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其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推动国民革命向前发展。

《向导》是大革命时期“最急进的刊物”“本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屈不饶，毫无顾忌地批评兼以指导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道路”[5]。1926年12月5日出版的《向导》第180期封底标明的编辑部、发行部、通信处为汉口后成马路长江书店。第181期封底以“本报总发行部启事”专门说明，“本报已迁移至汉口后城马路一切投稿订阅及代派本报者请直接向该处接洽可也”[6]。说明《向导》及其发行机构已从广州国光书店迁至汉口长江书店，负责全国出版、发行及总代理。1927年7月18日第201期，即“七一五”反革命事变后第三天被迫停刊，前后共出版201期和汇刊5册。《向导》在武汉时期共出21期，发表了《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中之中国革命运动案》《列宁论东方民族的解放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部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的问题》《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等文章，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发行一度高达10万份，为《向导》的鼎盛时期，成为武汉地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鼓吹国民革命的领军刊物。

《中国青年》 1923年8月创刊于上海，是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1926年10月，《中国青年》第136期封二刊登“本刊紧要启示”：“声明以后通信、投稿及汇款均请寄湖北汉口花楼街大新印刷公司转张德胜收。”同年12月20日，《中国青年》编辑部从广州迁到汉口长江书店，第145、146合期，在汉开始印行。1927年6月30日第167期以后，基本停刊。同年10月，编辑部迁回上海之后出版了最后一期（168期）被迫停刊，大革命时期共出版了168期，留下240万的精神财富。它作为“一般青年运动的机关”[7] 19，是广大青年学生和工人非常信赖的知心朋友，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其发行量仅次于《向导》，最高销量达3万多份。在武汉时期，《中国青年》通过“时事述评”“革命运动”“一般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书报介绍”“通讯”等栏目，发表《民族问题的根本观点》《列宁主义——指导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理论》《革命旗帜下的青年工作》《革命青年应注意的日子》等文章，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以大革命为载体，进一步结合广大青年的实际利益，有针对性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宣传党的革命纲领、方针政策，武装革命青年的头脑，引导他们积极投身革命事业中。

《群众》周刊 1926年11月1日在武昌创刊，是中共湖北区委的机关刊物。编辑和发行处原设在武昌黄土坡，后迁至汉口后城马路长江书店。陈潭秋、罗章龙等先后担任主编，恽代英、李立三、林育南、郑超麟等参与编辑并撰稿。《汉口民国日报》称赞它“是湖北唯一新出版物，见解独到，主张正确，对于湖北政治经济及民众运动备述无遗，凡欲知湖北民众自身所受的痛苦及求其解放的方法者，不可不读。每期零售铜元四枚，一元寄足五十期，现已出版了四五合刊。代售处及总发行处汉口后城马路长江书店”[8]。《群众》发表《革命民众当前的一个紧迫问题》《论目前湖北农村斗争》等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政策与方针，报道湖北革命的形势、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被称作为“‘群众的革命化和‘革命的群众化的急先锋”[9]。

《汉口民国日报》 1926年11月25日创刊，“原为国民党在中国中部唯一言论机关”[10]，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后，就成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机关报，但实际上是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的大型日报。共产党人董必武为总经理，毛泽民、宛希俨、高语罕、沈雁冰等先后任总编辑，社址在汉口歆生路（今江汉路）忠信二里4号。报纸最初为对开三大张，后增为对开五大张，新闻版面占6页，广告版面占4页，“遇有节假日或重大纪念活动，加出半张增刊。另外还出版不定期的副刊”[11]。大革命失败后，该报被汪精卫集团控制，1927年9月停刊，共出版306期。《汉口民国日报》“很受群众欢迎，发行数由三千多份增加到八千多份”[12]。它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舆论宣传作用。首先，积极刊登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的广告，如多次登载长江书店出版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唯物史观浅释》《哥达纲领批评》《马克思学说》《通俗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其次，积极为进步报刊创建搭建平台。刊登《向导》《中国青年》《群众》《工人导报》等广告，为革命刊物造势。再次，发表了一些诠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如《列宁与中国》《列宁与无产阶级》等，是武汉地区主要的革命喉舌。

此外，还有《楚光日报》《汉口青年》《武汉评论》《中央日报副刊》《湖北妇女》《汉声周报》《工人导报》《革命生活》等传媒，均程度不一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观。

（五）大量马克思主义中文本著作的出版，为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文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载体和物资资源。这一时期，武汉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文本，无论是种数或印数，以及印制质量，都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出版物。从上表获知新青年社、长江书店出版、发行、经销的书籍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重印重要马克思主义经典，如《共产党宣言》《阶级争斗》《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哥达纲领批评》等20本；二是新出版、总发行的《马克思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等8本；三是中国共产党人诠释马克思主义的读本《唯物史观浅释》《社会科学讲义》等10本；四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初步相结合的文本《社会主义讨论集》《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等13本。马克思主义文本为奠定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指明了实践方向。这些马列经典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有：

《共产党宣言》这本马克思主义宣告诞生的经典中文本，是陈望道翻译，1920年8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到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共印制了17次，是中共创建—大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政治读本。

《共产主义的ABC》苏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布哈林和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合著。该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颇受读者欢迎，多次再版，有20种语言文本，成为畅销书，被列宁称为是一本篇幅不大但极有价值的书。该著作第一个中文本于1926年1月由新青年社出版，全书180页，共5编35章，它是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通俗读物之一。广告介绍：“‘共产主义怪物已经徘徊到中国了。中国共产党便是这‘怪物变化的肉身。”“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一切中国人眼前最迫切待解答的一个疑问。这本书——《共产主义的ABC》——就解答了这个疑问。”[13]邓小平在著名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称这本书与《共产党宣言》是引导自己进入马克思主义大门的两本书。

《列宁主义概论》（今译《论列宁主义基础》，以下简称概论）根据斯大林于1924年4月初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工农共产主义大学的讲演整理而成。第一个中译本于1927年1月由新青年社以“新青年社丛书”在汉口出版，全书共156页，9章。《概论》是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全面解读的经典著作，诠释了列宁主义的定义、体系和方法，简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农民问题的理论、民族问题的理论以及党的理论等等。本书是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又一本马克思主义启蒙经典。《共产主义的ABC》与《概论》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正如《向导》周刊刊登《概论》广告上所指：“这是一部列宁主义言简而意赅的书，读过《共产主义的ABC》后，必须读此书，对于世界共产主义之理论和实际才能有完全的概念；但亦必须读过《共产主义的ABC》懂得若干原则和术语之后，读此书才能懂得这一部走遍全世界的著作。”[14]

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东方革命理论的继承与新发展，是列宁的东方革命理论的精髓。其核心部分最早收入《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1922年4月，1927年长江书店重印），1927年4月长江书店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民族革命论》，辑录列宁的《第三国际第二次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议案》《在第二国际大会之演说》等。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具有深远影响，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直接思想来源。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与殖民地理论的指引下，探索了国民革命的基本问题，指出所谓国民革命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反对帝国主义奴役，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它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这个革命的领导阶级是无产阶级，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小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者。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土地革命。以上的提法形成了中国特色革命理论的雏形，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

《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上下册）中共二大后，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的地方革命理论于大革命实践，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到五卅运动，中国共产党人对大革命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作为这种认知的实践与经验总结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下简称为《文集》）。《文集》于1926年9月出版，1927年长江书店重印，共500页，分“中国革命之性质”“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中国革命过去之经验”等7大类。正如该书广告介绍的那样：“中国革命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要完成中国革命，要使中国革命走上正确的道路，而不至有已发展的革命运动走入军阀勾结帝国主义之新式统治的危险，必须拿最革命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中国革命各方面的问题，以求得明确定位观念。这部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之结晶品。”[14]

《湖南农民革命（一）》中国革命的问题，根本就是农民问题。1927年3月毛泽东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体现了党对农民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4月由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的书名出版单行本。

（六）新民主主义理论基本思想的完整表述，是武汉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心的思想标志。中国共产党人引进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应用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作为救亡图存的指导思想，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初就开始了，到大革命时期，便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新民主义革命理论的基本思想。这个思想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经过几个突出历史事件彰显了数次飞越：第一次于中共一大，确定了社会主义道路与共产主义信仰；第二次于中共二大，党明确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制定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战略；第三次于五卅运动，党对中国社会各阶级尤其对中国资产阶级、对国共合作的策略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第四次于大革命后期（即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此时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拐点，大革命由高潮向低潮转变。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充分得以表现，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空前激烈。面对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即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资产阶级和农民、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探索，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这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应用与中国革命的宝贵成果不仅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与著述中，更主要体现在两次党的重要会议上，即中共五大和汉口“八七”会议。这两次会议作出的决议体现了党的集体意志，凸显出党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权，成为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风向标。

中共五大是在中国大革命紧急关头举行的。会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进行了认真反省与探索，对民主革命的基本规律、策略、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中国革命前途等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探索，其积极部分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对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的首创贡献，彰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水平。详细内容请见萧甡教授的《浅析中共五大的理论成就与不足》，本文不做赘述。

汉口“八七”会议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命运的重要会议，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使中国革命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红色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随即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徐谦.关于武汉成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经过报告，1927-03-10.

[3]瞿秋白.《湖南农民革命》序[M].1927-04-11.

[4]汉口民国日报，1927-05-28.

[5]向导汇刊第4集广告，向导周报，第179期，1926-10-25.

[6]向导周报，第181期，1927-01-

06.

[7]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

[8]汉口民国日报.1927-01-05.

[9]《群众》周刊发刊词[N].群众周刊，1926-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