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奕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部名叫《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电影曾风靡全国，它表现的是一位风流倜傥的阔绰老板，混迹国民党上层，开展经济工作，为党筹措活动经费，发了大财而自己淡泊名利、无私奉献、一贫如洗的经历。

这位“红色资本家”的事迹不是虚构的历史，而是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他的原型，是抗战时期战时首都重庆有名的富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掌握的秘密经济机构中，他也是一个主要单位的负责人。

一心革命的“资本家”

广大华行原是卢绪章和几位好友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集资创办的，那时只是一个全部资本只有300元钱的小小“皮包公司”，经营一点西药、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

抗战爆发后，公司业务有了发展，经营中心也由沦陷后的上海转入内地。而卢绪章已在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志不在经商，一心想要为救国救民投身革命。他向党组织提出请求后，得到批准去新四军工作。不料正要起程时，因痔疮手术后感染，他不得不在医院多待了些日子，耽误了行程。而这一耽误，大大地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原来，这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劉晓奉南方局指示正在为建立大后方秘密工作机构选拨干部。经过审查，刘晓选中了卢绪章等人。这样，卢绪章便得到了党组织的新指示：到战时首都重庆去，以“资本家”身份在大后方工商界活动，以原有的广大华行为掩护体，并将其改建为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机构。

1940年夏，卢绪章和刘晓分头到达重庆。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刘晓带领卢绪章上红岩嘴去见周恩来。他们先坐人力车到化龙桥，再从红岩嘴后山绕小路进入红岩嘴。

他们进入办公楼时，周恩来已经到了。卢绪章是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心里有点紧张，但周恩来微笑着和他握握手，就开门见山地说：“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嘴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

接着，周恩来给卢绪章详细讲解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鉴于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密谋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局势日益险恶，大后方的中共党组织必须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公开的工作方式，转入“地下”隐蔽起来，长期潜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共产党员要注意个人身份的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在社会上广交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

周恩来还叮嘱卢绪章，今后不但不许同重庆的中共地下组织发生横的关系，还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要充分利用各方面关系作掩护，使广大华行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附近传来雄鸡报晓声。周恩来把刘晓和卢绪章送到办公楼门口，迎着凌晨的凉风，他用力握着卢绪章的手，语调低沉而意味深长地说：“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卢绪章从此把两句话铭记到了心头。

周恩来原是打算将卢绪章等领导的广大华行作为秘密交通情报机关和南方局的第三线机关，一旦国共关系恶化，南方局的第一、二线机关都遭到破坏后，就要靠第三线发挥作用。后来政治形势缓和了，经济形势却更加紧张起来。国民党当局停发了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南方局不但要为前方将士和大后方中共组织筹集经费，还得帮助一些干部家属和部分民主人士解决生活困难，资助一些群众团体等等。当时物价又不断上涨，开支日益增加。因此，南方局又决定将广大华行作为秘密经济机关。

在这种情况下，卢绪章等共产党人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们当时做生意，就不再仅仅是为了掩护身份，而且是为了抗日大业和中共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筹集经费，这自然也就需要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倾注更多的心血。

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就要叫南方局负责交通情报工作的袁超俊亲自开车去把卢绪章秘密接到红岩嘴来。周恩来亲自给卢绪章看文件、讲形势、谈工作，交代各种方针、政策和策略。常常是谈至深夜，又叫袁超俊开车送卢绪章下山。

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在卢绪章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努力下，广大华行的业务不断扩大。不仅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设立分支机构，还把生意做出了国界，先后在苏联、美国开展起国际贸易。到1942年，广大华行的资金已增加到法币20万元，到1944年，资金已达美元30万元。当时国外华侨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很多捐款是美元现钞，使用起来不方便。周恩来就交给卢绪章，由他们通过合法身份在交易所卖出美元，换成法币支票，再通过在中央银行的关系把支票换成法币现钞。那时动辄几万美元，换成的法币是成包成箱地堆在卢绪章家里。

与魔鬼打交道的人

卢绪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他通过各种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特别党员、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等头衔，成了重庆商界著名的“大款”，与四川、云南、上海等方面的资本家建立了业务关系，甚至还得到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果夫的青睐，被聘为陈果夫组建的特效药理研究所理事。

广大华行的其他共产党员也同各地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物建立起了关系，在抗战后期被派到美国去开展国际贸易的广大华行另一位共产党员舒自清，就是利用蒋介石的妻弟、侍从秘书、侍从室机要组组长兼军委会机要组组长毛庆祥的关系，以毛庆祥的“生产促进会”的名义去美国的。

做这样的“资本家”，是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同样有着战场斗争的艰辛与残酷，需要付出牺牲的代价。卢绪章多年后说了这样一段话：“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车，开宴会，穿西服的大老板，应酬各方，轻松自在，但内心的压力和苦恼是鲜为人知的。我们既要防国民党鹰犬有跟踪，又要受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冷嘲热讽。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是为了配合八路军对敌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个人的安危与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人会想到，为了贯彻“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暴露身份”的指示，这些经济干部有多大的心理负担，付出了多大的感情代价。卢绪章永远不能忘记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在红岩嘴待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发火了，查问这一夜在外做什么。我只能像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看到她那样难过，我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里马上又觉得热乎乎的，没有一点委屈了。”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总行准备迁往上海。卢绪章兴冲冲地去红岩嘴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作好了充分的考虑，谈完工作安排后，就激动地提出他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愿望：去延安。但是周恩来听了以后，却向他宣布了组织的决定，要他与广大华行同去上海，继续当红色“资本家”。卢绪章一听，顾不得当着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的面，眼泪刷地一下涌出来了。他像孩子向亲人诉苦那样情绪冲动地说：“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入党后，我更渴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但这些年我却成天和那些双手沾满我们同志鲜血的特务周旋，碰杯送礼，我心里受不了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满腹委屈向谁说呀？‘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周恩来见他这样激动，没有批评他，默默地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抱起双臂，在屋里踱来踱去，思索着。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站到他面前，语调亲切，充满感情地说：“卢绪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能体会。我也听说你过去的上海朋友曾当面骂你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你也许还不知道，我这里收到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状信，说你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只知道赚钱发财……你是一个耿直、嫉恶如仇的人，却要长期和那些人周旋，被朋友误解指责，内心怎能不痛苦呢？”

卢绪章想不到周恩来竟如此了解他的痛苦，如此体谅他的心情，他渐渐平静下来，擦干了眼泪。周恩来又和蔼地说：“但是，别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曾向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党的工作需要我们受点委屈就办不到了吗？你到前方去放几炮，也就是消灭几个眼前的敌人嘛。你若留在后方，却可以做许多重要工作呀！再说，如果现在换人，即使那人能够经营好广大华行，但是他能那么快就取得你那些上层关系，像陈果夫这样的人的信任吗？反之，你到解放区去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对整个广大华行党组织的危害就不堪设想了……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没有一句板着面孔的批评，周恩来就用这种探讨式的、询问式的温和开导，说服卢绪章打消了坚决不再当“资本家”的念头，使他又振作起精神回到了他从内心里感到厌恶的那个特殊岗位上。

真正的无产者

卢绪章是国统区有名的百万富翁。但是谁也不会想到，这位身家百万、正当英年的大富翁，却是真正的无产者。他贴身的衬衣打着补丁，每次他妻子洗过以后，都要用土豆磨的浆，抹在领子上，再用火熨斗熨，好使衣服变得硬挺。而他妻子不仅和他一起过着清贫的生活，还没有一件真正的首饰。他唯恐孩子们因他这个“资本家”身份的影响而变成真正的阔少爷，便把他们送到离家较远、条件较差的寄宿学校去住读。他甚至还曾打算把长子送去延安，到艰苦的革命环境里去接受革命教育，只因苦于不好向妻子说明去向，才未能实施。当孩子们抱怨学校伙食差，向他提出转学到离家近的学校走读，好回家吃饭一类要求时，他严肃地对孩子们说：“爸爸现在的一切都不是你们的。我死了，这些财产不会给你们留下一个子儿！你们只有好好学本事，保证长大后能自食其力。你们学习好，只要可能，我一定供养你们上大学。你们的路，要自己走。”

广大华行是卢绪章和同仁们自掏腰包，白手办起来的，而且在创业中历尽艰难，他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过着富豪生活。然而，他们没有，他们把一切都视为党的财产，毫无保留地全部给了党。这里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1942年为广东韶关党组织提供经费8.5万元法币；1948年至1949年，先后2次为中共港澳工委提供15万美元，给湖北和西南党组织提供经费2万港币；1949年初交党组织现钞100万美元，最后与华润公司合并时上交资金200万美元。

不仅如此，在1944年，当广大华行资金达到30万美元时，卢绪章还向南方局组织部长刘少文郑重提出，他和广大华行的另外几个共产党员一致决定，将他们的股金全部上交给党组织作为党费。而他们这几个共产党员都是在创办广大华行时或创办初期就集资入股的，他们的股金这时已是一个令不少人眼红的大数。刘少文请示周恩来后，只同意将他们的股金划出30%作为党费。但是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時，这些共产党员仍然将股金全部上交了。

为了补贴他们的家庭开支，上级党组织仍给他们分别留了5000或10000港元。公司以40万美元向非中共党员的员工发还了股金。然而，卢绪章唯独没有发给他的妻子，让他那不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享受”了一次共产党员的“特殊待遇”。

当年一位女员工将这笔退款存进上海银行，到“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抄家抄出她这张存折，上边逐年加上利息，已有28万元人民币。至于留在香港的员工，后来都成了百万富翁。

可是，卢绪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抄家时，抄出来的存折上竟只有400元存款！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实习编辑：陈奡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