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密

特朗普上任伊始便履行竞选承诺，签署行政令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分别与英国、日本、加拿大、中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墨西哥等国领导人见面或通话，展现出其重视双边渠道推行主张的愿望。反观全球，多边经贸协议推进缓慢。启动15年以来，世贸组织（WTO）多哈回合谈判推进困难，不仅在新的贸易协定中仅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尚缺两个成员方可生效）；即便对1995年生效的WTO现行协议文本的修订，也只完成对《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有关可负担医药的条款修订。WTO第十次部长级会议上各方矛盾公开化，多边协议前景不乐观。那么，以自由贸易协定（FTA）为代表的双边化，能否解开多边经贸协议进程的死锁？

应该说，特朗普提出的双边化与传统的FTA之所以略有不同，并不因为其更中意这种形式，而是认为美国已有谈判完成不力，应重新谈判以实现“美国优先”基本理念。为此，特朗普提出要重新谈判，以实现“公平贸易”目标。换句话说，就是要让协议对方按照对等原则开放市场。

长久以来，国际经贸领域经过各方博弈形成现有机制。发达经济体发展水平较高，率先制订规则，要求其他成员开放市场；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愿意接受规则，但因发展阶段和学习成本从而受到一定保護和优惠。多边的原则也往往受到双边和区域协定的尊重，各方根据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各取所需，并非简单的文本意义上的内容对等。以北美自贸协定（NAFTA）为例，美加两个发达经济体和墨西哥的开放就是不对等的，各方都在协议保护下获益，实现各自经济产业和社会环境改善的发展目标。改变NAFTA的承诺，要求墨西哥承担对等开放义务或增加贸易成本，会对双方经济产生较大冲击。

对等开放，墨西哥需要大幅提高现有对美开放水平。尽管两国产业结构具有较强互补性，但在钢铁、汽车等领域仍有相同产业，存在直接竞争。特朗普将制造业回归作为其重点经济政策之一，与墨西哥贸易摩擦增加的压力上升。如果美国以修建隔离墙或增加从墨西哥进口关税方式限制墨西哥对美出口商品，那么美国消费者购买墨西哥产品或墨西哥提供部分中间品在美进行加工制造商品的成本都将大幅提高，美国企业就可能重新调整生产布局。另一方面，墨西哥也会采取反制措施，限制美国企业、商品和人员进入墨西哥市场。

作为TPP的主要推动力，日本安倍政府表现积极，率先完成对协议文本的国会议程。在TPP搁浅的情形下，日本可能愿意与美国推动FTA谈判。但是，与TPP之下12国所形成的市场平衡相比，两国之间的对等开放可能难度更大。对于保护水平较强的日本而言，此类开放将对其农业冲击巨大，而日本的汽车也将加大对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影响，与特朗普希望寻求制造业回归的愿望相矛盾。

在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对资源要素配置和经贸活动的影响相对有限，相对稳定且可预期的政策是企业参与市场经营活动的保证，也是发达经济体吸引外资的重要条件。在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中，政府信用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企业信用。在信息传导机制良好、信用健全的经济体中，市场预期的影响力甚至高于实际政策变化。反之，缺乏有效信号、强调“出其不意”或充满矛盾冲突的政策行为，可能会影响一国对外资的吸引力。

中国依然是全球经贸开放环境和规则体系的维护者，多种形式相结合，积极推动相关各方协同开放，增强经济复苏发展动力。2015年末，中国提出了自由贸易区战略，明确了以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目标。但是，中国并非只重视双边平台，而是一直将多边和双边作为参与国际经贸秩序的两个轮子，与各方共同探索适合经济发展特色的国际规则。面对全球各国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和对中国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期待，中国一直努力探索双边与多边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发展路径。多边的贸易便利化协定为降低成本提供指导，改进了海关监管措施，为在双边层面实施更高水平开放措施创造条件。而双边协定同样为中国在多边和区域领域做出更高水平承诺奠定基础。在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过程中，中国对外资管理做出了向准入前国民待遇与负面清单相结合的政策调整。

历史无法改写，各方需要基于现状、面向未来在相互协调基础上谋求共赢。双边路径有可能形成经贸协议困境的重点突破，但要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恐怕还是离不开多边协同与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