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宝文　张维强　杨琛

摘 要：墨子针对春秋战国时期人心纷乱、良莠不齐的社会现实，提出了兼爱、节用、贵义尚利等思想。依据墨子的这些思想分析了目前我国社会公德培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对当代社会公德培育的启示。

关键词：墨子；兼爱；节用；贵义尚利；社会公德

一、引言

墨子，姓墨名翟，生卒年月不祥，处于春秋战国相交之际，鲁国人，与孔子齐名，墨子创立的墨子学派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并称“显学”。墨子所处时期，周王的独尊地位已经动摇，难以独尊，礼崩乐坏，各诸侯国割据争霸，弱肉强食，社会秩序混乱。各国割据战乱状态，社会生产落后。由此产生了相对宽松的社会思想环境，社会各阶层都争相表达自己的思想，作为手工业家庭出身的墨子，他提出“兼爱”“尚贤”“节用”“非命”“天志”和“明鬼”等十大思想，是在对当时的社会现状做了深刻分析之后做出的结论。墨子是平民的“圣人”，他站在平民的立场，反对儒家的“亲亲、尊尊”，主张无差别的爱，倡导社会成员之间友爱互助，虽然有很大的空想成分，却反映了在社会动乱的情况下小生产者希望互帮互助的愿望。他看到了社会生产的有限性和人们生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由于当时落后的社会生产，“食者众而耕者寡” [1]， 对自然的认识有限，人们在自然面前基本无能为力，所以提出“节用”思想，并且墨子认为“节用”事关国家兴衰，“节俭则昌， 淫逸则亡”[2]。如果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 暴夺民衣食之财”[3]，将会使“孤寡者冻馁，富贵者奢侈” [4]而要缓解这种矛盾，就要“节用”。他在“节用”的基础上阐述了自己“贵义尚利”的义利观，主张实现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

二、我国当前存在的社会公德问题

社会公德是现代社会中不同生活领域的基础性道德规范，是有别于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9]社会公德与私德相对，是道德理性在社会秩序中的体现。社会公德培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历史课题中的应有之义，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明确地指出，要“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持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社会公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秩序是否安定、社会风气是否纯正、社会是否具有强烈的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精神风貌的重要体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我国的社会公德水平也得到了极大地提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越来越多元化。集体主义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先为自己，后为别人”等言论受到部分人的追捧。我国已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人们交流的方式便利了，人心之间的距离却远了，社会变得冷漠了，出现了欺诈、哄骗、哄抢事故发生后的财物，破坏公共秩序，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等一系列与社会公德直接相关的问题。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社会公德水平的降低，否定市场经济带来的成果。正是因为“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社会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也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人对单位和国家的依赖关系，彻底变革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延伸了人际交往的范围，拓展了社会公共生活领域”[10]，社会公德的培育才愈显重要。

（一）人际关系冷漠，缺乏友爱精神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同时，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逐步向多元社会结构转化，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赤裸裸地与金钱挂钩，出现了人际关系金钱化的现象。有些人认钱不认人，金钱甚至成为衡量一个人的首要标准，高尚的人格不再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对他人和社会的帮助首先看报酬，公德心丧失。

（二）奢侈之风盛行，缺乏节俭意识

墨子认识到了社会生产的有限性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社会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提出了“节用”思想。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商业繁荣带来了极其丰富的商品，也极大地刺激了人们的需求，奢侈之风也随之兴起。此外，也有政府工作人员顶风而上，采用各种隐蔽的形式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人民的财产。同时，为了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物质消费欲望，社会不断加大物质资料生产，这就必然加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毫无节制地开发自然资源，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生态的破坏和环境的污染，恶化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尤其对我国来说，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因此，节俭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将节俭培育成一种社会公德势在必行。

（三）利己主义泛滥，缺乏公利意识

在处理义利关系上，新中国成立初期，尤其是“三大改造”完成以后，过分强调集体利益，否定或者忽视个人利益，极大地阻碍了个人生产建设的积极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个人竞争意识的形成，自我主体意识逐渐强化，越来越多的个体认为自我利益具有合法性，“为自己而活”也就成了很多人的价值倾向。同时，整个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计划经济中对人们生老病死的全面负责到逐渐过渡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个人也就开始更多地要求个体权利。因此，培养正确的义利观，积极培育公利意识，实现“义利”统一亟不可待。

三、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涵摄

（一）关于“兼爱”

“兼爱”即无差别的爱，爱一切人，提倡爱的普遍性和平等性。墨子“兼爱”思想与儒家“爱有差等”的思想相对，儒家认为“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墨子提出兼爱，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认为有差别的爱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既然各种社会弊端都是因为人们不相爱，所以他对症下药，提出了“兼相爱”。通过“兼爱”，可以实现天下和平、社会和谐。但墨子的“兼爱”并非盲目地爱一切人，他明确提出“杀盗非杀人”，认为盗贼不劳而获、非法而取，不僅违反社会道德，更违反国家法律，所以必须“杀”。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强调：“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5]”这种“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就体现了墨子的“兼爱”精神。

（二）关于“节用”

墨子为其“节用”思想提出了一个总原则：“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6]”他认为“生存即可”，只要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就可以了。所以，墨子所提出的“节用”原则具体就是反对铺张浪费，以民用、民利为中心，一切为实现民众利益服务。统治阶级的奢侈，会造成淫逸的社会风气，最终使广大人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饥寒并至”。因此，他要求统治阶级“节于身，诲于民”[7]，以身作则，反对铺张浪费，全面实行节用。

墨子作为墨家的杰出代表，在生活方式上以身作则，倡导“自苦为极”，“节俭则昌，淫逸则亡”，国家就会因为节俭而兴隆昌盛，天下百姓也会因为节俭而实现温饱。对“节用”的具体原则，墨子又从衣、食、住、行、丧葬和礼乐等多方面进行了论述，主张器物、房子的实用性，反对为了华丽美观而浪费大量劳力去制衣、盖房、造车，影响社会生产。

（三）关于“贵义尚利”

“重视物质生产，强调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天下共利为中心内容的义利观在墨子的思想中得到充分的反映[8]。”对待义利的态度是儒墨两家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肯定义的重要性；墨子强调“义，利也”“利所得而喜也”，认为求利就是行义，重视人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需要的满足，“故衣食者，人之生利也”，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社会生产实践相结合，从百姓所关心的基本问题入手，以“利人实用”作为价值判断的基本标准。墨子强调追求个人基本生活资料的满足，但并不是主张个人利己主义，而是强调“个人之利”与“天下之利”的结合。在墨子所处的时代，义利之争的背后其实是小手工业者、商人等新兴社会阶层与传统等级制度下的王公贵族在价值观念上的争论。墨子尊重个人物欲的合理性，倡导“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但他不止与此，在物质利益基础上谈“义”，“利人者人比从而利之”，提出了“利人”，即实现天下共利，最大限度地追求公共利益，认为互利就是义，强调个人实现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

四、墨子政治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及其启示

墨子作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的思维方式有着重要影响，辩证地汲取墨子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对我们解决当下存在的社会公德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德培育的重要性。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我们在社会公德培育的过程中，可以借鉴墨子思想，从中找出一些线索和思路，为解决我们当前的问题服务。

（一）墨子“兼爱”思想，有利于培育“平等友爱”的社会公德

“兼爱”是墨子道德观念的中心，直接针对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冲突，也代表着人类对“善”的追求。“兼爱”首先是为治天下之乱提出的，它的核心是处理社会的人际关系。“视人若己，爱人若己”，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兼爱”对爱的主体和对象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和限制，肯定了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性和互利性，超越了社会等级的限制和血缘关系的远近，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人平等、团结互助”精神的某些内涵。“兼相爱，交相利”这种平等基础上的道德准则对于调节当下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即鼓励行使被爱的权利，履行爱人的义务。“兼爱”思想反对以强凌弱、以众欺寡、以智侮愚，倡导“以爱相生”。提倡“兼愛”并不等于彻底否定人的自私，冲突与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用“兼爱”思想启迪人的公德心，“弘扬墨子的兼爱思想，才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矛盾，把冲突与矛盾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扶贫济困的风气，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有很大作用的[11]。”汲取和弘扬墨子的“兼爱”思想，对于培育平等友爱、团结互助的社会公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墨子“贵义尚利”思想，有利于培育正确的义利观

社会主义条件下，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都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要防止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不能让人们在市场竞争中失去自我，背信弃义，唯利是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要正确认识道德与利益的关系，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素质。借鉴墨子的义利观，吸取墨子“贵义尚利”义利观的合理内容，实现“个人之利”与“天下之利”的统一，实现“义”与“利”的统一。肯定和保护个人的合理需求和利益，也要正确认识到只有在国家和集体利益得到有效实现的时候，个人利益才能得到更好地保护和实现。同时，要追求利益，更要注重利益实现的合法性、合理性，利益的实现不能以道德的丧失为代价。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诚信公平、童叟无欺，合理解决义利问题，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义利并重，培育正确的义利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2][3][4][6][7]墨子.墨子[M].中华书局.2011.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8：906

[8]邢兆良.墨子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5.

[9]崔宜明.道德哲学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5.

[10]谢金林，陈冬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公德的关系[J].求实，2004.（05）.

[11]愈德明.试论墨子“兼爱”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现实意义[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7，（04）.

作者单位：

郭宝文，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张维强，西南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杨琛，硕士，中石油川庆蜀渝建筑工程总公司人事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