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乾安历史遗迹为吉林省全域旅游增添文化吸引

2017-03-15许林书王兆明

绿色科技 2016年23期

许林书+王兆明

摘要：2009年11月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吉林省西部乾安县境内发现了辽金时期的皇帝行宫遗址。依据史料研究，该遗址是金代第五个皇帝金世宗“思乡怀祖”重返上京后返回中都途中的行宫所在地。由此，该处遗址的发现，为吉林西部地区发掘了新的历史故事，为吉林省全域旅游的开展，增添了浓重的历史文化色彩，对开发吉林西部休闲旅游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吉林省；乾安县；旅游文化；金代；行宫遗址

中图分类号：F5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3-0126-05

1 引言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居民消费、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增加就业岗位、提供创新创业机会，以及促进国际交流、开展旅游外交等诸多方面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内外宏观形势基本面的变化使旅游业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为旅游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压力。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旅游成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大众旅游时代已经到来，旅游业也由“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型升级。与此同时，国民旅游需求的日益多元化，给旅游供给侧提出了新的要求。

旅游的核心资源是文化资源[13]，透过旅游需求日益多元化的表象，可透视出旅游国民强烈的旅游文化需求，因此，发掘多领域的旅游文化，始终是旅游业发展和旅游教育的核心。随着吉林省“全域旅游”的战略性研究不断进行，全域旅游文化资源的发掘则更为迫切，其中地方性的历史文化资源即是宝贵的旅游文化资源。

2 吉林省西部辽金历史文化及其旅游学意义

吉林省内有许多历史文化遗迹，有着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和生动的历史文化故事。这些历史遗迹所蕴含的历史文化，除各级文物部门在开展文物发掘、保护、研究外，他们的旅游文化价值和旅游吸引作用远没有发挥，并且目前仍有许多历史文化遗迹被陆续发现，其旅游文化价值有待激活。

中国的历史是由众多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其中兴起于中国北方的契丹、女真少数民族建立的辽金政权，其统治从10世纪初到13 世纪末叶，是我国历史特别是东北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我国东北地区留下了各个少数民族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遗存。许多历史遗迹正等待着我们发现，这些历史遗迹通过旅游活化，将成为吉林省乃至东北地区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9年11月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过程中，在吉林省乾安县赞字乡后鸣字区以及地字区、腾字区、臧字区4个区发现了大面积土台基遗址。其中后鸣字区遗址群保存最好，有900多个土台基，主体东西绵延3000 m，宽1600 m，总面积4.7 km2。在遗址群中还发现了有围墙、有瓦顶建筑的祭祀院落遗址；其中一个土台基边缘发现了金代的火炕遗址；土台基群内出土陶瓷残片、布纹瓦、铜钱等。经国家专家组和吉林省专家多次现场调研，初步认为是辽金“春捺钵”遗址群[1]。

长春大学旅游学院东北亚休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地理专家、旅游教育专家王兆明先生通过实地考察和史料研究则认为，行宫遗址群或许不是“春捺钵”遗址，而是金代的一处行宫遗址。通过研究进一步指出这里是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思乡怀祖”北赴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南白城）后的返程行宫。于是在吉林省西部乃至东北地区回放了一幕生动的金代历史故事，为吉林西部全域旅游的开展，赋予了宝贵的历史文化内涵，增添了浓重的历史文化色彩，为开展本区休闲旅游增强了文化引力。

2.1 辽代皇帝的“四时捺钵”制度索史回顾

“捺钵”是契丹语的音译，意思是皇帝的行营、行宫。辽代皇帝沿袭着契丹族人在游牧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四季迁徙游牧。因此，皇帝一年四季各有居住之所，故又称为“四时捺钵”。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王朝的皇帝平时生活在京城，居住在皇宫，更重要的是，皇宫乃是皇帝和朝廷的施政之所，是权力的中心，“行宫”只是皇帝出行时的临时住所。而北方的契丹族乃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四季迁徙，车马为家，这种独特的游牧生活方式，使辽代的皇帝和朝廷处理政务也无固定的场所，皇帝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并不在京城里，其政治中心就在“四时捺钵”之中。所以，“捺钵”既是皇帝渔猎活动、习武休闲之地，也是皇帝议政治军、发号施令的主要场所，所以“四时捺钵”制度是辽代一种重要的政治制度。实行捺钵时，一部分契丹内外臣僚以及所属官员、军士都必从行，其队伍浩荡。

辽代皇帝实行“四时捺钵”制按季节可称为春捺钵、夏捺钵、秋捺钵、冬捺钵，驻扎地点因时令而不同。

据《辽史》所记，“春捺钵”时间是“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日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4]因此春捺钵驻扎地点是在冰天雪地、便于鑿冰捕鱼和放鹰捕杀天鹅﹑大雁的地区，史料记载最远到“混同江”，即现今的第二松花江下游一带。

辽代皇帝的“夏捺钵”多设在避暑胜地﹐通常离上京或中京不过150 km。上京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中京在今内蒙古宁城境内。每年皇帝都要占卜吉祥之地，选避暑纳凉之所。确定地点后于4月中旬起牙帐，到达驻地后要与“北、南臣僚议国事”，“暇日游猎”。通常夏捺钵在避暑地驻至七月中旬离开。

辽代皇帝的“秋捺钵”选在便于猎鹿﹑猎熊、猎虎的地方﹐通常在离上京或中京不很远的地方活动。据记载，辽皇帝“7月中旬自纳凉处起牙帐，入山射鹿及打虎。”[4]

“冬捺钵”选在风寒较不严酷而又便于射猎的场所。通常在上京以南至中京周围的地方。史料记载，在永州东南15 km的广平淀，位于老哈河与西拉木伦河汇流之处的冲积平原。

其中“春捺钵”的发生地极有可能位于今天的吉林省境内，其确切地点仍在考察与研究之中，一旦发现其历史遗迹，对于研究辽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意义。不仅如此，对于吉林省旅游文化的发掘也具有重要意义。

2.2 辽代 “春捺钵”特征

研究辽代“春捺钵”发生的时空条件，对于判断今天在乾安所发现的历史遗迹所属历史朝代十分重要。

《辽史》卷32，营卫志中记载：“春捺钵”其地 “曰鸭子河泺”（今黑龙江省肇源县茂兴泡），“皇帝正月上旬起牙帐，约六十曰方至。天鹅未至，卓帐冰上，凿冰取鱼。冰泮，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鸭子河泺东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在长春州东北三十五里，四面皆沙锅，多榆柳杏林”；《契丹国志》卷23也有记载：“渔猎时候”，“每岁正月上旬，出行射猎，凡六十日，然后并达鲁河达鲁河今称洮儿河，嫩江右岸最大支流，位于吉林省西北部。辽契丹称达鲁河；南北朝、隋称太尔河；辽太平四年（1024年）圣宗耶律隆绪诏令改称长春河；金女真称达鲁古河凿冰钓鱼，冰泮，即纵鹰鹘以捕鹅雁”；杨树森著《辽史简编》158页宋人程大昌引《燕北杂录》：辽道宗钩牛鱼“皆设帐冰上”；宋绶《上契丹事》也称“设毡庐于河冰之上”。

可见，从时间上看，辽代春捺钵活动，在河湖正处冰冻之时已经开始，从阴历1月开始到4月结束。从空间上看，辽代春捺钵活动地点在鸭子河泺、混同江及其周边有河湖湿地的地带驻扎与活动。如鱼儿泺（今吉林省月亮泡）、鸭子河（东流松花江）、长春河（今洮儿河）流域，大体在今日松嫩两河交汇一带。

尤其应注意到史料记载：辽代春捺钵“卓帐冰上，凿冰取鱼”所反映的辽代皇帝将帐篷卓立于冰上的记载。这使我们注意到，近期在乾安县赞字乡所发现的“春捺钵遗址群”其地理位置与置帐环境与多数史料记载不甚一致。

乾安所发现的大面积土台基遗址，被确定为当年“行宫”设立帐篷的土台基，可见“行宫”的帐篷则是立于土台基之上，并非“皆设帐冰上”。从乾安后鸣字西遗址来看，这些土台基分布在霍林河泛滥平原花敖泡的湖漫滩之上，垒砌土台基是为防止雨季漫滩积水浸渍帐篷而采取的立帐方式，从中也反映出该行宫遗址并非冻结季节所营建，因此，该遗迹不会是辽代“春捺钵”遗址。

那么，乾安发现的这一辽金时期的遗址群究竟属于哪一历史阶段，有怎样的历史事件，潜藏着怎样的历史故事，如何为今天的旅游业提供历史文化支撑，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2.3 金代皇帝不再沿袭辽代捺钵制度

旅游文化的发掘，要依据确凿的历史文化记载，依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演绎可信的历史故事，增强旅游文化吸引力。

遍查辽金史料发现，辽代皇帝的“四时捺钵”制，并没有得到金代皇帝的沿袭。仅在《大金国志》卷11《熙宗孝成皇帝》三有记载：金代第三个皇帝熙宗皇帝曾“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刺钵”。

然而，这个“循契丹故事”的谕旨，只有他本人做了一些践行，而以后的皇帝们依然按女真旧俗行事。

由于熙宗皇帝酗酒无度，枉杀无辜，海陵王联合众人，杀死熙宗，做了大金国第四个皇帝。海陵王当了皇帝，改皇统9年为天德元年（公元1149年）。他在位12年，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迁都，扩建燕京（今北京）为都，毁掉老都城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南白城）；二是迁祖陵至中都大房山；三是修建汴京（今河南开封），大举伐宋（见宋人张棣著《正隆事迹》）。在史料中海陵在位期间忙于上述事宜，并没有效仿“四时捺钵”的记载，也无相似的活动。

通过史料研究，纵观大金八帝一王，除熙宗皇帝曾“谕尚书省，将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刺钵”外，其余诸帝均未遵循“四时捺钵”制度。

因此，乾安发现的遗址群为“辽金春捺钵遗址”的认识尚需深入研究后方可做出正确认定。对于本区旅游发展而言，则需要进一步研究确认乾安遗址群的准确历史时期和历史事件，方能为发展地方旅游提供文化支撑。

2.4 乾安遗址群的金代文化遗物

乾安遗址群的土台基中发掘出火炕遗迹，这是金代遗址群的力证。

火炕是女真族及其祖先在穴居环境中发明使用的，辽代契丹民族并无火炕。宋人陈准著《北风扬沙录》记载当时东北“冬极寒，盛夏如中国十月时”；“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而寝食起居其上”；所谓土床即火炕。马扩在《茅斋自叙》中记当年女真部落首领阿骨打就是在火炕上为诸位酋长举行“御宴”的。这些记载都说明在中国北方的古代民族中唯女真族最早居住火炕，直到清代的满族一直延续和保持居住火炕的习惯。满族有句顺口溜：“筒字房，万字炕，烟筒出在地面上”。从遗址发掘出的火炕形式完全如满族的“万字炕”，且烟筒在室外的地面上（图1）。

辽代是契丹族建立的政权，契丹族是“逐水草而迁徙”的游牧民族（亦兼游猎或渔猎），居住在便于移动的毛毡帐篷（类似蒙古包），所以在辽代的捺钵遗址中不可能出现火炕遗迹。

《金史》卷35，拜天记载，“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宋人文维简著《虏廷事实》拜天词条中记述“拜天、射柳”是女真人的極乐事。在乾安辽金遗址群中还发现了“祭祀院落”遗址，应是金代皇帝的拜天院落。

此外，在遗址群中，还发现了两枚铜钱，一枚是辽代的，一枚是金代的“大定通宝”；同时还发现了三系瓷坛和其他器物等典型的金代器物。

由此可见，乾安发现的辽金遗址群应属金代遗址。

3 金世宗“思乡怀祖”行宫遗址

金正隆6年（公元1161年）10月，东京留守曹国公乌禄在东京（今辽阳）起兵即位，改元大定，成为金代的第五个皇帝——世宗皇帝。

金世宗完颜雍，系太祖孙，睿宗之子，生于原都城上京。金代的上京城在今黑龙江省阿城南白城，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世宗在执政期间，重德教、重传统，规范自己的施政行为，在金朝九个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共29年，曾被称为“小尧舜”。

史料记载，金世宗是位重乡情，重德教，重传统和敬祖宗的皇帝。他在位的第24年（公元1184年），已经62岁，由于“思乡怀祖”，在该年2月做出决定，要回故乡上京探访，以“燕劳乡间宗室父老”，并于大定24年3月正式出行。

这次回乡逗留时间从大定24年3月，到大定26年2月返回中都（今北京），经历了近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演绎了值得今人重视的历史事件，对今天的旅游文化发掘具有启发性意义。

大定24年（公元1184年）阴历3月，金世宗由通州东行，一路上经榆关（今山海关）、咸平（今辽宁开原）、广宁府（今辽西北镇）、东京（今辽阳），再到混同江（今松花江）观渔，于五月初二到达上京（黑龙江省阿城南白城）途中历时近两个月。

据金史记载，他在故乡上京的活动主要是会见宗室父老、官员等。如在“皇武殿设宴招待宗戚父老”，又对“诸王妃、公主、宰执百官命妇进行了赏赐”。大定二十五年丁亥，又在上京光德殿设宴招待“妃嫔、亲王、公主、文武从官，同时对宗室、宗妇及五品以上命妇和在座的1700余人进行赏赐。”[5]

从世宗这次“思乡怀祖”行，看到他对“祖宗旧邦”是十分怀恋的。他曾经动情的对群臣说：“上京风物朕自乐之，每奏还都，则用感怆。祖宗旧邦，不忍舍去，万岁之后，当置朕于太祖之侧，卿等无忘朕言”。[5]

“四月己卯，由上京启程，与宗室戚属辞行”。[5]这里的大定25年4月己卯即是阴历4月26日，阳历5月27 日。世宗辞别乡亲父老，踏上返回中都的行程。并于五月壬寅，即阴历5月8日，阳历6月7日，到达“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在此停留至“七月戊申”（阴历7月27，阳历8月24日）离开“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取程返回中都。

那么“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在今日何处？金世宗在此行宫驻扎近两个月的时间，有何主要活动？

3.1 金世宗“思乡怀祖”的政治活动

大定25年（公元1185年）4月，金世宗在离开上京前夕，即在故乡下诏，将在太祖完颜阿骨打反辽起义的誓师之地“刻颂建宇，以彰圣迹”[12]。

可见，金世宗“思乡怀祖”活动不仅是“思乡”宴请宗戚，非常重要的政治活动是“怀祖”，寻访祖宗起义反辽的誓师之地“得胜陀”，并策划和实施为金太祖树碑立传，遂于大定25年7月恭立了“大金得胜陀颂碑”。因此“大金得胜陀颂碑”的建立，正是金世宗“思乡怀祖”返回上京期间所为。

“得胜陀”地处当时辽金边境接壤处，即今日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境内（图2）。此处可居高临下，操演兵马，在古代是一处良好的天然练兵之地。当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胸怀远见，在“得胜陀”兴兵聚将，揭起反辽旗帜，一举攻克辽之北方边陲重镇宁江州（为今扶余市伯都讷乡所在地）。从此充满传奇色彩的朝代更迭鏖战拉开帷幕，最终完颜阿骨打灭辽建立大金王朝，成一代英主，即金太祖。今天在此凭地远眺，可以想见当年完颜阿骨打立马横枪高居陀上，一呼群诺的雄伟反辽誓师场面，充满生动的历史文化故事，这些历史文化等待旅游激活，发挥当地的旅游吸引力。

“大金得胜陀颂碑”坐落在吉林省松原市扶余市德胜镇石碑崴子屯，是金世宗完颜雍为追记先祖完颜阿骨打建国功业而立。碑文由女真文字与汉文对照镌刻，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物价值。铭文表明立碑时间是大定25年（公元1185年）7月28日，至今己有800余年（图3）。

虽然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大金得胜陀颂碑”建造过程的直接记载，但是通过石碑铭刻的立碑时间、金世宗“思乡怀祖”东巡时间、结合金太祖“得胜陀”誓师反辽史料的系统分析，则可揭示金世宗大定25年“思乡怀祖”，树碑立传的历史过程。

前已述及，大定24年（公元1184年）五月初二到大定25年（公元1185年）7月27日的1年2个月的时间里，金世宗一直在上京和“天平山，好水川”行宫驻留。

可以想象，在此期间，他务必到太祖反辽起义之地“得胜陀”祭拜，并在此为立碑选址策划，命人造碑、撰文、篆刻，督造树立“大金得胜陀颂碑”，择日举行立碑仪式。大定25年4月己卯（公元1185年阴历4月26日，阳历5月27日），金世宗离开上京，自5～7月返程途中驻扎“天平山，好水川”行宫近2个月的时间，主要是督造和等待“大金得胜陀颂碑”建造竣工。

在启程返回中都之前，世宗皇帝必到已建成的陀颂碑前拜祭，然后于大定25年（公元1185年）7月27日从“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启程南下，“九月辛巳朔，驻跸轄沙河”[5]，（其地点约在今科尔沁沙地附近），“甲申，次辽水”[5]（即今辽河），直到大定26年返回中都。乾安县是该返程路线的必经之地，这也是“天平山，好水川”行宫选址乾安境内的根本原因。

金世宗“思乡怀祖”驻扎乾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督造“大金得胜陀颂碑”的历史事件，将成为开发乾安旅游业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应该得到很好的开发。

3.2 世宗返程途中为行宫地命名

在《金史》卷24地理志中，临潢府词条下明确记载：“有天平山，好水川，行宫地也，大定二十五年命名”。[5]今乾安一带在金时属北京路临潢府所辖之地。

自乾安县后鸣字区、地字区、腾字区、臧字区发现辽金行宫遗址后，笔者做了进一步踏查研究，我们认为“天平山、好水川”的命名，来自“乾安台地”和台地周边的“河湖湿地”，因此金世宗“思乡怀祖”返回中都途中的行宫位于乾安境内有了水文和地貌环境上的依据。

在吉林省西部广袤的平原区内，并无名符其实的山地。自古以来当地部族居民以及现代群众往往将平原区内的低缓岗地称之为“山”，并以此为地名。例如本区现今仍有苞米山、巨宝山（通榆县内）、大岗子、长春岭（大安境内）等地名，实际地貌形态并非山岭，均属平原中的台地、岗地。

金大定二十五年命名的“天平山”，其实就是在区域地质学和地貌学中所指的呈盾状突兀在广阔的泛滥平原之中高而平的“乾安台地”。如今是乾安县城的所在地。1986版《乾安县文物志》和2015年王中軍主编的新版《乾安县文物志》中对乾安台地均这样描述：“地势较高，较为平坦，比周围县市高5～10 m”[1]。

乾安台地周边地区则是湖沼广布的霍林河泛滥平原，盐碱地面积大，并有很多咸水和淡水湖泡，仅乾安县境内就有70多个大小不同的湖泡。本区著名的大型湖泊有花敖泡以及毗邻的前郭县境内的查干湖，这些较大型的湖泊则是淡水湖，湖内盛产鱼虾水产。近期发现的“辽金遗址群”均分布在这些湖泡滩地上。其中后鸣字西遗址群900余个土台基地较集中地分布于花敖泡湖滩地上，而地字区、腾字区遗址群则邻近查干湖。

由此可见，金时命名的“好水川”即指乾安台地周边的河川湖泊，尤其是盛产鱼虾的大型淡水湖，赞其为“好水川”。

因此，今在乾安发现的金代土台基遗址群应是“天平山、好水川”行宫遗址。

世宗皇帝在“天平山，好水川”行宫滞留期是五月到七月间，此时也正是“大金得胜陀颂碑”建造之时。金世宗在 “大金得胜陀颂碑”竣工祭拜之后，于大定25年（公元1185年）7月27日离开“天平山，好水川”行宫。这一时间与“大金得胜陀颂碑”铭文立碑时间相吻合。

4 结语

800多年前，金代世宗皇帝完颜雍回乡“怀祖”、为祖宗“树碑立传”、返程途中命名乾安一带为“天平山，好水川”、留下“乾安行宫遗址”的一系列历史过程，诠释了《金史》记载的许多历史事件。

“乾安行宫遗址”所富含的历史故事，是本区旅游发展的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仍需继续发掘揭示；并以此带动乾安县及吉林省全域旅游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掘。

参考文献：

[1]王中军.乾安县文物志[M].长春：长春大学，2015.

[2]李澍田.金碑汇释[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3][元]脱脱.辽史.营卫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李建才.东北实地考略[M].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